《人類科學技術史-168》中國中世紀醫學

中國中世紀醫學

隋代是中國醫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由于這一時期國家統一，生產獲得恢復和發展，經濟文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因此醫學也得到了蓬勃發展。中國醫學之所以淵源流長，不斷發展，隋代功不可沒。

隋代首先設立了醫務行政機構——太醫署，確立了醫事制度。到了唐代，太醫署進一步發展。唐代的太醫署采取政教合一的方式，既是醫務行政機構，又是醫學教育機構。它是世界上最早的醫學院，比歐洲最早的醫學校——薩勒諾醫學校還早200年。

太醫署規模宏大，設備完善。內設醫科和藥科。藥科分為四部(相當于現在的系），即醫師、針師、按摩師和咒禁師。每一科都由博士擔任教學工作。學生經考試成績優良者，批準為合格的醫生。藥科方面，則設有采藥師、藥園師、藥園生等，專門培養藥學人才。該科還附有規模很大的藥園(相當于現在的藥用植物園）。

隋唐醫事制度的確立和醫學教育的興起，說明當時中國醫藥科學已走在世界前列。

隋唐時期醫學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在臨床醫學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疾病的病因、病機和癥候的描述都比較詳盡。這一時期對傷寒、中風、天花、溫病、絳蟲病、麻風、恙蟲病、狂犬病等疾病等的預防和治療已有較豐富的經驗；外科治療方法分止血、止痛、收斂、鎮靜、解毒、軟膏法、膏藥法、用水銀治皮膚病等；傷科主張骨折復位后用襯墊固定，并注意關節的活動；產科對妊娠、難產、產后常見病以及血暈的急救法均有詳細的記載；兒科涉及了小兒的發育、護理、哺乳、衛生、驚、瘧、疳、痢、火丹九個方面；隋唐的汞合金鑲牙是世界最早的；眼科已施行金針拔內障的技術。

隋唐時代不僅醫學進步，藥學方面也取得很大進步。

魏晉南北朝是煉丹風行的時代，做了很多藥物化學實驗，擴大了礦物藥的作用。南朝陶弘景(452-536)著《本草經集注》，改進了藥品分類，這些無疑為隋唐藥學的興旺奠定了基礎。

到了唐代，高宗敕李勅等人修篡本草。他們將陶弘景所注的《神農本草經》增補為53卷，名為《唐本草》。公元659年，蘇敬、長孫無忌等將書重加修訂，增加藥物114種，合計共達344種，計40卷，名為《新修本草》。這是我國頒布的第一部藥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藥典。當時增訂的本草書籍數量可觀：陳藏器的《本草拾遺》10卷，韓保升的《蜀本草》20卷，王方慶的《新本草》40卷，楊損之的《刪繁本草》5卷等。隋朝時代大量本草專書的涌現，說明當時的藥學成就顯著。

隋唐時期產生了一大批著名的醫藥學家。其中巢元方(約生于6世紀后半葉）于隋大業年間任太醫博士，奉詔主持編撰了很有科學價值的著作——《諸病源候論》(公元610年）。全書共50卷，67門，1739論(門一般是病名，論為病征）。分述了內、外、婦、兒、五官、皮膚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癥狀。其中以論述內科疾病最為詳盡，特別是對各種傳染病和寄生病有很深的認識和研究。書中關于腸吻合術、人工流產、拔牙等手術的記載，均為世界外科史的首創。有關眼病、佝僂病的記載也是最早的。《諸病源候論》在唐代以后極受推崇，其中許多論點為醫家采用。到了宋代，該書被指定為專業醫師的必修課和國家考核醫科學生的科目之一。甚至日本、朝鮮也把它列為必讀的醫學典籍。《諸病源候論》是中國醫學史上的一份珍貴的文獻。

孫思邈(581-682)，京兆華原人(今陜西省耀縣）。他自幼多病，因湯藥費用，曾罄盡家產。因此他18歲時立志學醫，刻苦攻讀岐黃之術，并因此治好了自己的病。20歲以后專心行醫，為鄉鄰親友治病。孫思邈對古典醫學很有研究，同時十分重視民間經驗，常常為求一方一藥不遠千里地求教。

孫思邈醫術很高，一生扶危救困，淡泊功名利祿，使后人無限敬仰，尊稱他為"藥王"。孫思邈具有80多年豐富臨床經驗，而且精通諸子百家，知識淵博。他潛心征集整理唐以前歷經動亂而散佚的醫方。他的《千金要方》中就搜集了4000多首醫方，而在《千金翼方》中又搜集了2000多首。此外還有《海上方》，內容也極為豐富、廣泛。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兩部巨著中，孫思邈整理了傷寒病的治療方法，對本草學進行了分類，詳盡敘述了診脈的方法，發明了對許多傳染病尤其麻風病的治療方法，提出了婦幼保健、養生長壽的概念。

孫思邈不僅醫術高超，而且最早提出了完整的醫德理論。他認為醫生應該"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對于來治病的"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因此人民深切懷念他，現在人們心目中的"藥王菩薩"和"真人"，指的就是他。然而，孫思邈善談莊、老和百家說，兼好釋典，把莊、老、釋和巫術之學溶于醫學，巫術、形相、占術、星歷等雜學進入醫學。尤其是采用禁咒法來治病。這些是他不足的一面，對后世的醫學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此外，隋唐時期著名的醫學家還有蘇敬、王燾、全元起、楊上善、甄權、韓文海、孟詵、王冰等人，可謂群星璀璨。

隋唐時期也是中外醫藥交流十分繁榮的時期。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的醫學大多師承中國。從公元6世紀到9世紀，中國煉丹術多次傳入阿拉伯，并經阿拉伯傳入西方，促進了世界制藥化學的發展。阿拉伯的切脈方法也是從中國傳入的，其中有許多脈象采自王叔和的《脈經》。在阿維森納的《醫典》中，記載了大量中國的醫學知識和藥物。與此同時阿拉伯的醫學知識也傳入中國。唐中葉以后，阿拉伯國家曾多次贈送方藥。阿拉伯人在中國經商十分活躍，帶來了乳香、沒藥、血竭、木香、胡蘆巴等藥物，一些阿拉伯藥商在中國經營藥店，帶來了阿拉伯藥方。

宋代由于活版印刷(膠泥活字）術的發明和造紙業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醫學知識的傳播。一方面，官方設立了"校正醫書局"，系統地校印了一批宋以前的書籍；而民間醫學家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他們整理古籍、編著方書，撰寫了許多專科書籍。因此，宋代醫書出版數量之多、質量之高、規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到了元代，由于戰爭多，疾病流行，促使醫藥水平也大有提高，尤其在骨傷科方面，進展顯著。

宋代的醫學分科比唐代更加精細，發展到九科：大方脈(內科）、風科、小方脈(兒科）、眼科、瘡腫兼折瘍、產科、口齒兼咽喉科、針兼灸科、金鏃兼書禁科。國家設有太醫局，太醫局附設醫學校和藥學校，作為培養醫學人才的最高機構。全國州縣也開辦各級醫學校，規定考試制度，進行逐級選拔。到了元代，醫學擴大為13科，即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風科、產科、眼科、口齒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瘡腫科、針灸科、祝由科、禁科等。元代的醫學教育也很發達。

宋元時期涌現了許多著名的醫學家，難能可貴的是，其中有不少醫學家對某一醫科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楊介(1068-1140)，號吉老，安徽盱眙人，以醫術聞名四方，且擅長詩詞。他學識廣博，著有《四時傷寒總病論》、《傷寒論脈訣》和《存真圖》等書。其中《存真圖》在解剖學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人體解剖在中國醫學典籍中早有記載，如扁鵲的剖胸探心，華倫的刳腹谫腸。但宋代以前的人體解剖，有說無圖，而且沒有專書。宋代吳簡根據死刑犯的實例繪制了歐希范《五臟圖》(約公元1048年），但還有許多錯誤。楊介所繪的《存真圖》精確詳細，不僅繪有胸腹腔內臟的正反面圖，而且繪有各系統的分圖，繪出了肺側圖、主要血管關系、氣海膈膜圖、消化系統、泌尿系統、生殖系統等。各圖都有詳細說明，所繪的器官的解剖位置和形態基本正確。該圖成于公元1105-1106年，比歐洲的解剖學領先了約300年。這代表了當時中國的解剖學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王惟一(生卒年月不詳），曾任宋代尚藥奉御。他一生精研針灸，為了教學方便，總結了宋代以前針灸治療的經驗，寫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3卷(公元1026年），并選用青銅鑄造了端正直立的青年男子裸體像，體內臟腑用銅鑄成，隔膜和脈絡刻得清清楚楚。在銅人表面刻有幾百個孔穴，每個孔穴旁用金字標明穴名，使學者能夠明白針灸的生理部位。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系配合針灸銅人像而寫。他把354個穴位分為12個部門，即把臟腑十二經畫成人體針灸圖。由于圖說詳明，學者可按圖索驥。

銅人和《圖經》都是我國針灸學的寶貴遺產。元代滑壽著《十四經發揮》(公元1341年），對十四經的經穴、循徑部位、所主病癥以及對奇經八脈作了專題論述。王惟一和滑壽是中國針灸學方面的兩大家，正是由于他們的卓越貢獻，中國針灸學成為世界醫學的一朵奇葩。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建陽(今福建建陽縣）人。他于1217年中過進士，據說"性無他嗜，唯喜收藏異書名帖，溫袍疏食，蕭然終身"。他做過散朝大夫，新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員。他為了"每念獄情之失，多起于發端之差，定驗之誤。期望是書負起洗冤澤物"，寫成了法醫學巨著《洗冤錄》(又名《洗冤集錄》，公元1247年）。《洗冤錄》涉及了法醫學的許多方面，包括生理、解剖、組織、病理、藥理、毒理、診斷、急救、外科、正骨、檢驗等范圍。尤其詳細論述了驗尸傷斑顏色的改變、尸僵的情況以及對于毒物和中毒的處理。該書刊行以后，成為當時審案官員案頭必備的參考書。

《洗冤錄》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專書，它比歐洲法醫學最早的著作意大利菲德里所著《法醫學專書》(公元1602年）要早350多年。《洗冤錄》出版后，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重視，很快被譯成朝鮮、日本、英、俄、德、法以及荷蘭等國文字。600年來，一直是各國法醫審理案件的重要參考書。

除了楊介的解剖學(《存真圖》），王惟一的針灸學(《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宋慈的法醫學(《洗冤錄》），宋元醫學各科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如施發的診斷學(《脈影圖》）、唐慎微的本草學(《證類本草》）、錢乙的小兒科學(《小兒藥證直訣》）、李迅的外科學(《集驗背疽方》）、陳自明的婦科學(《婦人大全良方》）和外科學(《外科精要》）、朱端章的產科學(《衛生家寶產科各要》）、陳直的養生學(《壽親養老新書》）等，都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由于醫學的發展，到12世紀以后形成了學派，醫學史上稱之為金元四大家。他們分別是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

劉完素(1120-1200)認為"火熱是人生命之本，潛則無恙，亢則為害，亢為元氣之賊。"因此所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等著，都是主張降心火，益腎水的，所以后世稱之為"寒涼派"。張從正(1156-1228)認為"病非人身素有之，或由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主張汗、吐、下三法，使邪氣去而正氣安，稱為"攻下派"。李杲(1180-1251)重視脾胃，其專著為《脾胃論》，認為"元氣乃先身之精氣，非胃氣不能滋之。"扶正必補脾土，因此稱之為"補土派"。朱震亨(1281-1358)強調保養"陰分"的重要性，提倡"陽常有余，陰常不足"，故治療多用滋陰降火，稱為"滋陰派"。著有《丹溪心法》、《局方發揮》等書。

金元四大家各執一偏。劉、張是北方人，北方人飲食厚濁，夏天吃冰，冬天圍火，因此寒涼攻下的方法很有效。李杲出生于北方富裕家庭，所交往的士大夫階層嗜欲逸樂，常使脾胃功能損傷，因此補土法治療的是當時急需解決的脾胃病問題。朱震亨是南方人，南方人體質多柔弱，習用清滋養陰之藥，所以他偏重于養陰。金元四大家的爭鳴，成為醫學發展的動力，起了積極的作用。

醫學是一門很實用的科學，它關系到廣大人民的生計疾苦。因此中世紀時期的阿拉伯、歐洲、中國等地區都很關注醫學的發展，醫學在這一時期比起其他學科所受的阻礙較小，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在中國，由于社會安定，經濟文化發達；印刷術的進步，造紙業的發達，有力地促進了醫學著述的傳播；醫事制度和醫學教育的確立保證了醫學的長期穩定發展；繁榮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豐富了中國醫學的寶庫。這四個因素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醫學的發展。這一時期的中國醫學進入了極盛時期，為世界醫學作出了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