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的50年，是一場緩慢的、注定的崩塌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轟轟烈烈的三國時代落下帷幕。然而，僅僅過了36年，西晉滅亡，天下重陷分裂與動蕩。其實，西晉立國之初，傾覆之象已顯。

尊儒重孝的背后充斥著殺戮，名士風流的背后掩蓋著餓殍累累，九州一統的背后隱藏著新的危機。最終，八王之亂爆發，局勢失控，西晉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在混亂中奔向滅亡……

《失控的王朝：西晉興亡50年》

在《失控的王朝：西晉興亡50年》一書中，作者握中懸璧從司馬代魏、伐蜀平吳、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等重要歷史事件展開，清晰地梳理了西晉建立、發展、崩亡的歷史脈絡，于史料細微處挖掘隱藏在表象背后的興衰真相，從思想、政治、戰爭等多個維度剖析了西晉滅亡的深層原因。

從以儒治國到以名法治國

上承三國，下啟十六國，作為一個過渡期的朝代，西晉雖然完成了統一大業，但它的統治基礎之薄弱讓人無法忽視，以至于西晉的穩定期只有短短十余年，隨后迅速滅亡。其實，西晉有如此命運有它的必然性，這種趨勢從東漢王朝崩潰時就開始了。從那時起，惡果逐漸積累，最終在西晉后期全面爆發。

自漢武帝以來，儒學廣泛傳播于各個社會階層中，儒家的價值觀也逐漸普及。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學道德體系固然為思想套上了枷鎖，但也對不法行為起到了約束作用，因此，漢代儒學的興盛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

但到了三國時期，當天下重陷亂世后，各種新的思潮便萌發了。就如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一樣，為了適應新的環境，人們需要改變傳統價值觀，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倡導以名法治國的曹操。

曹操并非家學深厚的世家大族出身，可他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精研經學。然而，東漢末年殘酷的社會現實震撼了他，自董卓、李傕掌權以來，至高無上的皇帝被粗鄙的武夫玩弄于股掌之間，“君為臣綱”的道德觀念在這種沖擊下土崩瓦解，曹操的思想也發生了轉變。

（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與漢朝選才以德為先的理念不同，從建安十五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八年中，曹操先后三次頒布與之針鋒相對的求賢令，最后甚至明確說要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之人，此舉明顯是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為了在亂世中脫穎而出并完成統一，曹操需要吸納各種各樣的人才，若是再拘泥于傳統的道德觀念，行政效率會更低下。對此，曹操的解釋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他非常清楚，在亂世中實用才是最重要的，而這種做法對儒家價值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不僅是曹操，東吳的孫權和蜀漢的諸葛亮都有著類似的觀念，這是亂世中的生存之道。

荀彧等人曾建議曹操重新重視儒學教育，但曹操知道，完成統一大業才是重中之重，一切都要放在統一之后。就這樣，漸漸地，儒學衰落了。

曹魏時期，儒學衰落

到了曹丕時代，政治風氣曾有轉向。據曹魏太尉高柔所說，黃初年間，“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這說明曹操時期那種崇法術、重才能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改變，相應的，儒學似乎有復蘇的趨勢。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還是因為曹丕的上位得到了眾多士族的支持，他在執政理念上難免要向士族們靠攏。不過，曹丕是曹操政權的延續，他骨子里和曹操還是一樣的。傅玄說：“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一語道破了曹丕的本質，儒學的復蘇終究只是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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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明帝曹叡繼位，朝堂上再次恢復了曹操時期的政治風氣。曹叡可以說是一個翻版的曹操，《魏書》說他“特留意於法理”，還對刑獄之事非常重視，他常說“獄者，天下之性命也”，經常去旁聽大案審理。在他執政之下，朝堂上重法術的氣氛要比曹丕時期更甚，到這時，當初曹丕所下的有關“尊貴儒術”的詔令基本成了一紙空文。

曹魏時期，儒學不斷衰落，為后續的動亂埋下了禍根。關于這一點，陳寅恪先生說得好：“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杰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

這是王道的衰微，也是霸道的崛起，曹操為了自己的統一大業不惜欺凌天子，他的掌權之路充滿了殺戮。雖然曹操在歷史上確有功績，但這一做法給后來者開了一個壞頭。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等人都有樣學樣，而且他們的行為更加惡劣。

司馬氏奪權后，儒學復蘇

從高平陵之變到司馬代魏的十六年里，司馬氏雖然奪取了最高權力，但這一路上撒滿了鮮血。據《晉書》記載：“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見司馬氏殺戮之重，這和當年曹操篡奪漢室江山沒有本質區別，終究影響極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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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護形象，晉武帝司馬炎想洗刷掉家族手上沾滿的血污。司馬炎的第一項舉措就是為王凌、王經和許允這三位因反對司馬氏而遭遇不幸的名士恢復名譽，并且善待他們的子孫后代。司馬炎的第二項舉措就是提高儒學的地位。此時，天下已重歸一統，儒學再次成為最受歡迎的思想。

據《晉書·儒林傳》記載：“荀??以制度贊惟新，鄭沖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可見，此時的人才選拔標準已經和曹操時期的唯才是舉截然不同了。司馬炎下令各州郡的中正官舉薦賢才，舉薦的標準為“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這同樣是儒學復蘇的體現。

司馬炎的外祖父是大儒王肅，他自己就受過良好的儒學教育，也是儒學的受益者。當初，司馬昭在立嗣時考慮過司馬炎的弟弟司馬攸，但山濤勸道“廢長立少，違禮不祥”，這種儒家觀點多多少少影響了司馬昭。因此，自司馬炎時期起，儒學的復蘇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太康之治。

轟然倒塌

然而，太康之治只是虛假繁榮而已，究其原因，仍在司馬炎的身上。司馬炎表面上勤政愛民，實際上窮奢極欲；表面上重視整頓吏治，實際上徇私縱容。既然無法以身作則，如此搖擺不定，社會道德觀的重塑就終究是一紙空談。

西晉朝廷官員的主體要么是魏晉禪代過程中的幸存者，要么是依靠父輩的蔭庇成長起來的紈绔子弟，真正德才兼備的賢臣極少，所以，西晉的朝臣難當大任。同時，這樣的朝臣又掌握著權力，社會風氣便在他們的帶動下不斷變壞。漸漸地，西晉上下對權力和財富無限制的渴求與傳統道德觀形成了尖銳的矛盾，而當束縛變得愈來愈弱后，新的動亂就無法避免，最終，西晉在思想的崩壞中轟然倒塌。

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漢末的百年紛亂所導致的。雖然西晉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但沒有解決王朝內部的核心問題，因此，矛盾在西晉末期爆發也就成了必然。多年后，王衍在苦縣寧平城的土墻下發出的那句悲鳴——“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便是西晉滅亡原因的最好詮釋。

儒學式微、人心喪亂并非西晉速亡的全部原因，關于更深層次的原因，《失控的王朝：西晉興亡50年》書中將一一探究。本書從司馬代魏、伐蜀平吳到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從紛繁史料中，將重大事件、思想流變與人物浮沉一一串聯，不僅能讓人明悉“發生了什么”，更能理解“為何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