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接見西藏女活佛桑頂·多吉帕姆：不要怕民主改革

1949年秋，雅魯藏布江兩岸的天空還帶著薄霧，拉薩街頭卻已經能聽見關于“紅軍就要進城”的零碎傳聞。有人說新來的隊伍會拆廟，有人竟渲染“吃人”，消息夾雜著恐懼在茶館里流竄，不斷放大。

流言越傳越離奇，桑頂寺的女活佛桑頂·多吉帕姆那時才八歲，日常被經書包圍，她無法分辨外界的真假，只能把恐懼壓在心里。寺里僧侶為了自保，更不允許她踏出院墻半步，外面的世界像被霧裹著，看不清也摸不著。

1951年底，解放軍先頭部隊抵近尼木一帶，部隊后勤官兵按規矩用銀元購買青稞和馬草，每次都給足價錢。有意思的是，還常常多掏幾枚銅元補貼牧民運費。附近百姓說：“他們不說空話，更不缺斤少兩。”觀望的人開始覺得，傳說里那支“吃人”的隊伍和眼前這些把帳篷搭得整整齊齊的士兵對不上號。

1952年春，四名穿著呢絨軍裝的統戰干部沿著山路抵達桑頂寺。相見時，他們先獻哈達，又雙手捧著茶盒與糖果。年輕的活佛偷偷打量，一點“兇神惡煞”的影子都沒找到。對方談到民族平等、宗教自由，還提起統一戰線政策，話音溫和。那天夜里，桑頂·多吉帕姆躺在薄被下，第一次懷疑“共產黨吃人”那句話的出處。

在寺院里，女活佛名義尊貴，實際卻被繁瑣規矩束縛。經師是男性，侍奉的也清一色是男性，只有一名尼姑負責端茶。政治議事輪不到她說話，格魯派內部說到底還是男權結構。她后來回憶：“連達賴的母親也無官職，西藏婦女的政治地位幾乎等于零。”這句感慨，放在那段封閉的歲月里并不夸張。

1955年夏，自治區統戰部發來公函，邀請她赴內地參觀。寺院管事死活不放行，理由是“活佛不得遠游”。活佛的父親求到噶倫拉魯·次旺多吉，拉魯一句“按時出發”才讓僵局告終。八月中旬，桑頂·多吉帕姆與父母踏上青藏公路，她第一次見到成片油菜花，也第一次感覺高原以外還有另一種顏色。

9月初的北京依舊悶熱，天安門城樓上的紅旗獵獵。5日傍晚，毛主席在懷仁堂會見西藏參觀團。主席握著女活佛的手，笑問：“多少歲啦？”她有點緊張，小聲回答：“十四歲。”主席點點頭，接著說道，“不要怕民主改革，中央保證你們的生活水平不會降。”這一句像是一枚石子投入高原湖泊，激起心底層層漣漪。

參觀團回到拉薩后，寺里卻炸開了鍋。“活佛跟漢人走近了”“要把寺廟獻出去”的耳語不絕于耳。夜深時，幾顆石子打在她窗欞上，第二天餐具里竟出現細如牛毛的鐵絲，殺機藏在暗處。她無奈離寺，下駐江孜，兼任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既是自保，也是順勢開啟新身份。

1957年10月，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桑頂·多吉帕姆作為西藏代表第三次進京，再度受到毛主席接見。這一次，她特意帶去家鄉酥油茶作禮物，主席端起茶碗笑說：“高原的味道，我記下了。”短暫的對話，讓她對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更添信任。

然而1959年春，叛亂驟起。她被脅迫南下，一路顛簸越過喜馬拉雅，被迫滯留印度。流亡者營地條件惡劣，炎熱與潮濕把原本神秘的“圣地”撕破成破舊帳篷。桑頂·多吉帕姆托人向中國駐印商務辦事處遞信。臨別時，使館臨時代辦符浩安慰：“回國是愛國行為，祖國隨時歡迎。”短短一句，給了她方向。

9月30日，她隨最后一班機抵達北京。當晚人民大會堂國慶宴會，毛主席遠遠向她舉杯致意。幾天后，中南海小范圍歡迎晚會，周總理陪她觀看文工團演出。總理語氣鄭重：“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西藏唯一的光明前途。”她記下了這句判定，也看見了中央兌現承諾的誠意——家屬妥善安置，傭人登記為國營單位工人，連寺里的老伙計也安排了活計。

1960年春，她被推舉為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那年，她才十八歲。此后，她先后擔任自治區宗教事務委員會常委、西藏佛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身份改變，信仰未改；經卷照讀，但她開始用漢藏雙語同僧俗討論學校與診所的建設經費，也把在北京看的電影、舞劇投影到江孜廣場，給牧民們打開新的窗戶。

改革開放后，桑頂·多吉帕姆重訪北京，老友重聚時憶起1955年那句“不要怕”。她說，自己至今記得主席講話時的節奏：“他停頓一下，看著我，很慢很慢地把字念得清清楚楚，好像擔心我聽不懂。”六十多年過去，那句叮嚀已經被寫進了她的履歷，也刻進了高原寺廟的石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