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式霸權的誕生

“危機恰恰在于舊事物正在消亡，而新事物卻無法誕生，在這個空位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病態現象。”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的意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一句名言。深邃的思想總有穿越時空的解釋力，用這話來解釋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國際亂局，絲毫感受不到年代留下的印記。

派軍隊直接抓捕別國領導人，并稱“接管”這個國家，軍事行動得手后，又把矛頭指向包括盟友、鄰國在內的一連串國家……在并不遙遠的記憶里，美國的對外行為中不乏類似的劇情，但特朗普顯然走得更遠。用《大西洋月刊》的話說，這是一個警示，表明特朗普的帝國野心在膨脹。在人類政治文明已走進21世紀的今天，這種“膨脹”顯然不能定性為正常。

在去年12月31日，美國智庫“國際危機組織”發布的2026年國際沖突風險報告中，把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排在第一位。這份完稿于美國對委軍事行動前的報告寫道：“他（特朗普）漠視規則、顛覆秩序、濫用武力的行為，在使’戰爭是強國實現訴求的正當手段’的危險觀念常態化。”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在今年1月5日發布的年度風險預測里，把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列為威脅全球穩定的頭號風險。

特朗普 / 新華社記者 胡友松 攝

美國的行為與世界的風險之間，已經呈現出一條清晰的邏輯線。至少在接下來幾年里，這條邏輯線都可能是國際政治中的顯性存在。其中的關鍵驅動力，是特朗普政府顛覆美國傳統的霸權模式、塑造新型霸權的沖動。

在顛覆與塑造之間，會形成一個葛蘭西所說的“空位期”。特朗普政府那些用現代常識或正常邏輯無法解釋的政策行為，用空位期思維幾乎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釋。研究霸權理論的加拿大學者卡拉·諾洛夫，對當前的國際局勢有個判斷，即“體系性變革需要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如今替代選項依然有限。”

特朗普在“空位期”的冒險，賭的就是還沒有替代選項。截至目前，無論是國際層面還是美國的盟友圈，對特朗普政府公然侵犯國家主權、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還沒有形成讓其能感受到壓力或約束力的回應。對“病態”現象缺乏最基本的約束，正是“空位期”的重要特點。

拜登政府時期負責西半球事務的高官胡安·岡薩雷斯認為，這將是“門羅主義”在特朗普時代的重新詮釋，而這種詮釋傾向于單邊強制而非多邊約束，“如果這一賭注成功，其影響將遠遠超出加拉加斯”。所以，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及其后續動作，分析的視角不能只局限于美國在鞏固“后院”，更要延伸到其在如何塑造新霸權。

1月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華盛頓白宮與大型石油企業高管舉行會議時稱，美國政府將決定哪些油企獲準在委內瑞拉投資 /新華社記者 胡友松 攝

美國此前霸權的基本邏輯，是在超強綜合實力基礎上，以多維度的聯盟網絡、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規則，確保整體國際局勢可控的穩定或可預期性。對國際社會而言，無論怎么解讀以往美國的霸權行為，都很難否認其與這套邏輯相對應的“秩序”感。

特朗普式霸權有何不同，無法回避的分析視角是特朗普的個性。他重返白宮后，無論是政策文本上的戰略規劃，還是現實中的對外行為，都帶有鮮明的特朗普個人色彩。用美國政治學者邁克爾·金瑪吉的話說，就是“政治與個人性格之間的高度重合”。

特朗普的個性里，突出的特征除了醉心于接受奉承，就屬習慣于威脅恫嚇。如果要從這些特征里找出共性，那就是基于“我很強大”的思維。這種思維反應到國家對外行為層面，就是特朗普式霸權以硬實力開道，并不惜甘冒軍事風險。抓捕馬杜羅的行動，就是冒著軍事風險以硬實力開道的典型案例。

外界之所以猜測“下一個是誰”，就是因為這次行動很可能助長特朗普繼續冒險的沖動。拜登政府時期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杰克·沙利文就此撰文稱，特朗普對軍事行動的胃口正隨著實踐而不斷膨脹，“后續很可能出現更多類似行動”。特朗普最近稱要把美國軍費從1萬億美元增加到1.5萬億美元，雖然短期內在現實中沒有可能，但其中“以硬實力開道”的霸權邏輯卻不容忽視。

《紐約時報》1月8日在采訪特朗普后的文章中寫道，“特朗普對自己可以隨意動用任何軍事、經濟或政治力量來鞏固美國霸權的判斷，是迄今為止對其世界觀最為直白的表述。”顯然，在這樣的世界觀里，特朗普對秩序、規則沒有任何興趣，他在乎的是制造恐懼的能力。

2025年12月11日，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出席記者會稱，美方前一天在委內瑞拉附近海域扣押的油輪將被帶到一處美國港口，美方準備沒收油輪所載石油 / 圖源：新華社（李源清攝）

特朗普式霸權的另一個特點，是以攫取利益為先，而且要的是立竿見影、肉眼可見的利益。在國際輿論還在爭論他拿馬杜羅“開刀”是不是為了石油時，委內瑞拉的石油已裝船駛往美國港口。

委內瑞拉成了特朗普把“地產商思維”運用到國際政治的實驗品。正如岡薩雷斯所說，對特朗普而言，委內瑞拉與其說是一個需要管控的外交政策問題，不如說是一項需要開發的資產。“他（特朗普）堅持認為，美國將掌控這個國家，開采并出售石油，將地緣政治影響力轉化為切實的利益。”

對于美國傳統的霸權模式，卡拉·諾洛夫認為，美國不僅被視為規則的執行者，而且還被看作是置身于這些規則所塑造的國際體系中的成員，美國“偶爾偏離規則的行為之所以能夠被容忍，是因為國際社會將其視為孤立事件。”已被歷史定性為重大戰略失誤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之所以沒有導致美國盟友體系解體、霸權地位崩塌，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行為被視為可以容忍的“孤立事件”，此后美國的行為邏輯總體上也沒有出現偏離。

但對委內瑞拉的政策行為絕不“孤立”，而是特朗普政府戰略規劃的“落地”。去年12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關于西半球的“門羅主義特朗普推論”里寫道：“美國政府將為美國企業在此區域內甄別戰略性收購與投資機遇，并將這些機會提交給所有美國政府融資項目進行評估。”也就是說，如何在西半球攫取利益，是特朗普式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且，這種利益攫取模式的影響，很可能不會只局限于西半球。著名經濟人類學家卡爾·保羅·波蘭尼，在其1944年的著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對如今我們所熟悉的自由貿易模式有精辟的論述，即“這些理念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在特定政治、社會力量推動下形成的”。

卡爾·保羅·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換句話說，自由貿易的概念在相當程度上是權力政治的產物。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爆發的制造能力，與大英帝國的權力政治一道，共同促成了此后美國也堅守多年的自由貿易理念。很難否認，特朗執政下的美國，也在把權力政治注入到貿易行為中，但其推動的方向卻與自由貿易關系不大。作為在世界貿易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的經濟體，美國政策行為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列表里，風險已在大幅靠前。

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是特朗普式霸權最鮮明的特點。《大西洋月刊》評論稱，特朗普將西半球的諸多區域視為美國勢力的合理延伸，在這里他可以隨意攫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里對西半球國家發出了警告：是希望生活在美國主導的秩序里，還是置身于地球另一端國家的影響中。

這種“必須選擇美國”的強權政治邏輯，也體現在其他區域和領域。比如，《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里要求亞洲盟友和伙伴“允許美軍更廣泛地使用其港口與其他設施”，在經濟安全問題上，以商業優惠、技術共享、軍備采購等方式，支持那些出口管制政策與美國保持一致的國家。毫無疑問，這些瞄準的都是大國戰略競爭。與在西半球的強權政治行為相比，這樣“務必配合美國”的強壓式競爭，給世界制造的風險只會更大。

雖然特朗普式霸權已露出獠牙，但目前依然還是個雛形。軍事行動的成功與戰略謀劃的成功，并不是一回事。美國高調放出馬杜羅被抓的畫面，特朗普在新聞發布會以勝利者姿態出現，顯然是想制造“塵埃落定”的感覺。但等著特朗普的，更可能是國際政治里的“干預悖論”，即干預太少無法掌控局面甚至引發混亂，干預太多則會陷入泥潭。

特朗普發布馬杜羅被抓照片

更為關鍵的是，時代不同了，“復古”有風險。正如岡薩雷斯所說，“門羅主義”在美軍實力在西半球無可匹敵、外部競爭對手距離遙遠的時代行之有效，但那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無論是軍事技術的發展還是國家經濟運行模式的演變，都在弱化物理距離的角色。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門羅主義特朗普推論”能否推動美國的拉美雄心，結果遠未塵埃落定。

美國前駐拉美外交官斯蒂芬·麥可法蘭德的話意味深長，“一代人之后，該地區對美國的依附程度可能會下降，而與域外勢力的聯系則可能不減反增。一個對美國心存畏懼、而非將其視為強大合作伙伴的大陸，將不利于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

“秩序不僅取決于結果，也取決于預期。”卡拉·諾洛夫指出了這種變化的發生邏輯。她的推論是，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預見美國可能對其他國家采取類似裁決，那么參與體系的權衡邏輯就會發生變化。在她看來，國際社會對美國干預委內瑞拉的回應，大概率不會是公然對抗，而是采取風險對沖、制度多元化，以及悄然降低對美風險敞口等策略。

對于特朗普政府高調的威脅恫嚇，在看到制度、規則和道義“無力感”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國際政治里更為微妙且重要的力量。卡拉·諾洛夫在分析中指出：“對弱小或孤立國家的單次干預，雖然很少能動搖更廣泛的國際秩序機構，但隨著其他國家據此調整預期時，這類行動的效應將持續累積。”換句話說，對于特朗普式霸權，雖然沒有出現“振臂一呼應者云集”式的回應，但絕不意味著國際社會對此毫無反應。

首圖來源：新華社記者 胡友松 攝

作者 |雷墨

編輯 |青霆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