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董某某合同詐騙案析從犯的罪責認定與有效辯護路徑

關鍵詞：

單位合同詐騙合同詐騙罪辯護經濟犯罪共同犯罪責任劃分企業刑事風險員工行為邊界

在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以外的其他參與者，其刑事責任的邊界應如何合理界定？這是司法實踐中一個兼具理論深度與現實意義的議題。本文將以林智敏律師團隊成功辦理的“董某某涉單位合同詐騙案”為樣本，深入剖析在類似案件中，辯護律師如何通過精準定位、策略博弈，為在單位犯罪中處于從屬地位的當事人爭取最優司法處理結果，實現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平衡。

一、核心案情與爭議本質：是純粹的執行者，還是需擔刑責的共犯？

本案基本事實清晰：某創意策劃有限公司在履行與某媒體公司的“拉新外包服務合同”時，實際控制人袁某（主犯）為牟利，組織員工通過虛假刷單騙取推廣費。被告人董某某作為普通員工，受公司指派參與了具體的虛假刷單行為，涉及金額18萬余元，個人獲利約3萬元。

公訴機關以合同詐騙罪（共同犯罪）對董某某提起公訴，建議判處實刑。本案的核心法律爭議便在于：

主觀層面：員工在單位犯罪中的“明知”與“服從安排”如何準確評價其主觀惡性？

客觀層面：在“領導決策-員工執行”的模式下，如何準確劃分主從犯的責任份額與作用大小？

政策層面：對于此類被卷入單位犯罪、情節相對較輕的從犯，司法如何體現“寬嚴相濟”，為其留有回歸社會的出路？

二、辯護策略的縱深構建：超越情節羅列，聚焦責任分層與司法導向

面對指控，辯護工作并未停留在簡單的量刑情節陳述上，而是構建了一個層次分明、導向清晰的辯護體系：

第一層：正確定性，錨定從犯地位。
辯護意見深刻指出，董某某的犯罪行為發生于單位整體犯罪框架內，其行為動機源于職場壓力與服從慣性，而非犯罪意圖的發起者或主要獲益者。通過對比其與實際控制人袁某在犯罪提起、分工、獲利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有力論證了其“起次要作用”的從犯性質。這是對其個人罪責進行實質性限縮的基礎。

第二層：量化情節，凸顯悔罪誠意。
在認可基本事實的基礎上，辯護重點渲染了其“如實供述”、“主動退贓”（退出部分違法所得）的即時性與主動性。這不僅是對其認罪悔罪態度的證明，更向法庭傳遞了其人身危險性較低、教育改造可能性高的信號，為適用非監禁刑提供了現實依據。

第三層：引入政策，呼吁個別化處遇。
辯護方案性地強調了董某某“初犯、偶犯、年紀較輕”等背景因素，并將其置于當前“優化營商環境”、“審慎處理涉企人員案件”及“對輕微犯罪依法從寬”的司法政策背景下進行闡釋。主張對其適用緩刑，并非是對犯罪的縱容，而是嚴格遵循刑法謙抑性原則，實現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相結合的最佳司法效果。

三、法院裁判的啟示：司法能動下對單位從犯的審慎包容

法院的最終判決——認定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完全采納了辯護意見的核心觀點。這一結果具有多重啟示：

1、明確區分了單位犯罪中的責任層次：判決嚴格區分了組織策劃者與執行實施者的責任，避免了“一刀切”的打擊，體現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2、肯定了綜合情節對量刑的決定性影響：將“從犯”這一法定從寬情節，與“坦白”、“退贓”、“初犯”等酌定從寬情節進行疊加評價，共同構成了適用緩刑的堅實理由。

3、彰顯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踐智慧：對董某某適用緩刑，既維護了法律威嚴，懲治了犯罪，又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對一個年輕個體未來的毀滅性影響，有利于其家庭穩定和社會和諧，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四、專業提示與建議

本案對于陷入類似單位犯罪旋渦的員工及其家屬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行為邊界意識：員工對明顯違法的公司指令應有基本的辨識和抵制意識，盲目服從可能引致刑事風險。

案發后應對關鍵：一旦涉案，第一時間尋求專業刑事律師幫助至關重要。如同本案，專業辯護能幫助當事人迅速厘清自身角色，固定有利情節，選擇正確的訴訟策略（如認罪認罰與重點辯護的結合）。

辯護策略的選擇：有效的辯護絕非簡單的“求情”，而是基于事實、法律與政策的專業博弈，旨在為當事人爭取最合理的責任認定與處理方式。

結語

董某某案的成功處理，是刑事律師精細化、專業化辯護的體現。它昭示，在復雜的單位犯罪中，為處于從屬地位的被告人進行辯護，需要律師具備穿透事實表象、精準適用法律、善用司法政策的能力。林智敏律師團隊在本案中展現的，正是這種通過對罪責本質的深入辨析，為當事人劃定清晰的責任邊界，并最終贏得法院采納的辯護藝術。

關于作者

林智敏，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刑事業務核心成員。我的執業領域始終聚焦于企業及高管涉刑風險防控與辯護，特別是在單位經濟犯罪、刑民交叉案件中，為當事人厘清個人責任邊界、化解刑事危機。

在執業中，我始終認為，有效的辯護不止于庭上辯論，更始于對復雜案情的系統性解構。我習慣于將紛繁的事實與證據置于法律框架與司法政策下進行“建模分析”，為客戶提供兼具戰略預見性與戰術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本文所探討的從犯責任認定與緩刑適用，正是這一方法論的實踐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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