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職生撿到手機后索要 4000 元，公然挑釁“讓警察來抓我”

“你快讓警察來抓我啊！哈哈！”手機丟了，撿到的人不但不還，還發來收款碼索要4000元，甚至公然嘲諷失主。撿到東西不還，真的拿他沒辦法嗎？當“不當得利”遇上“囂張挑釁”，法律該如何為失主撐腰？

這天，小吳在飯店吃飯時，不小心把手機落在了洗手間。手機雖然不算新款，但里面存著大量工作資料和個人回憶，價值遠超手機本身。她很快意識到手機丟失，返回尋找卻不見蹤影，于是立即報警。

民警調取監控后發現，手機丟失后只有三個人進過洗手間。其中兩位顧客仍在店內，只有一名當天只干了2小時的兼職生王女士離開飯店。店長試圖聯系她，表示愿意報銷車費請她回來協助調查，卻被直接拒絕。

只是“協助調查”，她為什么這么抗拒？

小吳通過店長加上了王女士的微信，好言好語表示：“只要歸還手機，絕不追究。”沒想到對方發來一張截圖——正是小吳手機型號的二手市場價格，緊接著是一個收款二維碼，標價4000元。王女士提出：“想要手機，可以放儲物柜或快遞到付。”小吳追問：“如果我打開柜子是空的呢？”對方回答：“那你就報警唄。”

更讓人氣憤的是接下來的對話。

小吳提出當面交易，王女士拒絕：“你帶警察來也沒用，我們是正當交易。”甚至還嘲諷道：“哈哈，你快讓警察來抓我啊！”——這句話，后來成了整個事件中最具挑釁意味的“金句”。

雖然王女士始終沒有直接承認“我拿了你的手機”，但她能準確描述出小吳的手機屏保圖案，還主動發來該型號手機的二手行情。這些細節在民事訴訟中，屬于“高度蓋然性”證據——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一系列間接證據形成的邏輯鏈，足以讓法官形成內心確信。

小吳再次聯系店長，希望飯店能協助處理。店長也很無奈：“打電話不接，發信息不回，我們只有她兼職時的聯系方式，其他信息都需要警方介入。”事實上，飯店作為公共場所管理者，對顧客財物負有安全保障義務，但很難對兼職員工的行為承擔直接責任。

此時小吳面臨一個現實困境：手機價值不到2萬元，夠不上刑事立案標準。根據我國刑法，侵占罪屬于“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且需要財物價值達到一定數額。像手機這類日常物品，除非是高價機型，否則往往只能走民事途徑。這也正是王女士囂張的底氣之一——她可能咨詢過，知道這事“不太可能坐牢”。

小吳帶著聊天記錄報警，希望以“敲詐勒索”立案，但警方認為，王女士雖索要錢財，但并未實際獲得轉賬，情節尚不構成刑事犯罪。這就涉及一個關鍵區分：不當得利與敲詐勒索的邊界在哪？

簡單說，不當得利是“撿到東西不還”，屬于民事侵權；而敲詐勒索是以威脅、要挾手段強行索財，屬于刑事犯罪。王女士的行為游走在灰色地帶——她沒直接威脅，卻以“不付錢就不還”相要挾。

在律師建議下，小吳決定提起民事訴訟，案由是“不當得利”。《民法典》第122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撿到手機不還，就是最典型的不當得利。

有趣的是，就在小吳起訴后第二天，她通過朋友找到了王女士本人，并再次報警。在派出所，王女士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她起初堅稱“沒拿手機”，但當民警出示聊天記錄時，她又改口說：“想占個便宜而已，讓法律來制裁我啊！”

這句話暴露了很多“占便宜者”的心態：以為不承認、不松口，法律就無可奈何。但在民事訴訟中，法官可以根據證據鏈進行推定。王女士能準確描述手機特征、主動報價、提出交付方式——這些行為已經足夠構成舉證責任轉移。也就是說，如果她堅持否認，就需要自己拿出證據證明“我沒拿”。

記者采訪時，王女士依然嘴硬：“我怎么知道他手機型號？我在那兒上班，沒機會看到嗎？”但她無法解釋：為什么能準確說出對方的手機屏保？為什么主動發二手價格？為什么提出“儲物柜交付”方案？這一連串的“巧合”，在法律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她敢如此囂張？或許是因為她吃準了“手機不值錢，警方不立案”；或許是因為她知道民事訴訟耗時長、成本高；又或許，她根本不懂法，以為“撿到就是我的”。這種“你奈我何”的心態，恰恰是很多小額侵權案件中最讓人無奈的地方。

小吳最終沒有選擇調解，她決定堅持訴訟：“我不會撤訴，必須讓她知道，這不是錢的問題，是原則問題。”飯店方面也表示將配合司法程序。雖然手機可能已經無法找回，但這場官司的意義，已經超越了一部手機的價值。

撿到東西不還，不僅是道德問題，更是法律問題。“不當得利”四個字，是懸在每個“占便宜者”頭上的利劍。不要因為“金額小”就放棄維權——每一個判例，都是在為社會的誠信底線加碼。

王女士在鏡頭前那句“讓法律來制裁我啊”，或許會成為她最后悔的一句話。因為法律真的會來——也許不快，但從不缺席。

撿到的，不是你的；占有的，終須歸還。法律或許追不回一部舊手機，但它守護的，是比手機更重要的東西——叫作“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