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王必成去世，葉飛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現在就剩下我一個人了

1989年3月19日清晨五點，南京軍區總醫院的吊唁大廳燈火未熄，守靈的老兵在門口默默站崗。對面，剛從北京趕來的葉飛脫下風衣，輕輕撫平胸前的軍功章，對陪同人員低聲交代：“別張羅排場，他不喜歡這個。”語氣里帶著一種說不出的沉重。王必成的遺體靜靜躺在花海之中，四周悼詞無聲，卻仿佛把人瞬間拉回了烽火連天的年代。

葉飛為什么要不遠千里，趕在大會休會間隙來到南京？一句話點破心中隱痛——“葉王陶，如今只剩我了。”這三個字在外界聽來陌生，在新四軍老兵心里卻重若千鈞。它是一個“合成名字”，由葉飛、王必成、陶勇三位縱隊司令的姓氏拼成。抗戰與解放戰爭中，這三支勁旅猶如嵌在敵后心臟的鋼釘，凡電文提到“葉王陶”，敵偽指揮官必然提高警戒。這支“組合拳”最早成形于1941年春，時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司令員的陳毅為便于電臺呼號，將他們三個化名合并，簡潔又隱秘，沒想到后來竟成了傳奇符號。

逆時針回撥五十年，1940年10月的黃橋鎮硝煙未散。那一役，新四軍擊潰國民黨頑固派兩個師外加四個旅，一萬余人被繳械。正面牽制的第一縱隊司令葉飛側翼猛攻，第二縱隊司令王必成迂回切斷退路，第三縱隊司令陶勇夜渡通榆運河，三股鋒線幾乎同時在鎮中心會合，打得敵軍指揮體系瞬間崩塌。黃橋獲勝后，“葉王陶”第一次以整體姿態被寫入戰報，從此聲名鵲起。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偽“掃蕩”頻繁。1943年初，王必成率部晝伏夜動，靠一張小船圖巧渡淮河，突襲漣水守備隊；同年秋，陶勇在泰興縣北部打了場動人心魄的夜戰，用僅千余人的兵力俘獲日軍百余、偽軍七百；而葉飛則忙著在里下河地區筑溉渠、開排水，邊打邊建，穩住根據地糧源。三位司令的戰術雖各有側重，卻都貫徹了一個原則——“先立腳，后伸臂”，保證部隊隨時能吃飽、打得動、撤得回。

1947年解放戰爭進入膠著，華野主力在山東、蘇皖間機動作戰。孟良崮一戰，粟裕決定把進攻刀口交到“葉王陶”聯合部隊手里。王必成和陶勇率縱隊切割七十四師后路，葉飛則扼守贛榆至沂水一線，鉗制外圍諸軍。戰局迅速向有利方向傾斜，張靈甫的精銳被圍殲于崮頂，消息傳來，延安棗園清晨的早餐時間提前三分鐘結束，毛澤東在院子里踱步，自言自語：“華東那里，打法變靈，更是好事。”

新中國成立，三人分道揚鑣，卻都走在各自崗位的最前列。葉飛長年扎在東南，先后主政福建、江蘇；陶勇轉任海軍，1974年因飛機失事殉職；王必成則從浙江、云南、湖北輾轉指揮大軍區，1980年升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草莽出身的他對教學研究卻格外上心，常被年輕參謀拉著探討越南戰場的山地作戰案例。有一次討論結束，他拍拍自己因腦血栓而略顯僵硬的右腿，“腿慢了，腦子不能慢。”

值得一提的是，王必成一生對“清白”二字看得比軍銜更重。1976年，昆明軍區給他配公車，司機提議把后座裝飾得舒適些，被他一句“解放牌能開就行”堵了回來。1980年南下武漢赴任，秘書清點行李，全是舊圖紙和批改過的演習講義，外加一條用過多年的舊竹席。熟識他的警衛悄聲說：“王司令把每月津貼大半都寄回老家，幫村里修了條路。”這股子“摳勁兒”連機關干部都敬佩。

然而生死面前，鐵血將軍也難敵病魔。1988年底，他第三次腦溢血復發，左側肢體徹底失去知覺。3月15日深夜，他示意家屬扶他坐起，小聲囑托：“要把子女送到基層，讓他們知道兵有多苦。”四天后，呼吸機停止響動，終年七十三歲。訃告電傳北京，正在參加七屆人大二次會議的葉飛立即向大會秘書處遞交請假條，只寫了五個字——“奔喪，南京去”。批準文件送到時，他早已拎著簡單行囊上了夜班機。

19日上午的告別儀式并不奢華，靈堂兩側掛著“赤膽忠心，浩氣長存”的挽聯。葉飛扶著靈柩側板久久不語，最后面向王必成的夫人、子女，嗓音嘶啞卻清晰：“從蘇北到沂蒙，咱仨并肩無數次，現在兩位都走了，剩我一個，要替你們看著后輩。”一句話引得在場老兵淚水橫流。那天，細雨落在松柏葉尖，仿佛戰馬停駐的喘息。

往事散落在歷史的褶皺里，卻抵不過時間的堅韌延伸。黃橋的稻浪、孟良崮的石坡、云南高原的練兵號角，處處寫滿“葉王陶”的印痕。1989年離別大廳里，葉飛沒再講話。他整理軍禮帽，輕輕敬了個標準的軍禮，然后轉身邁出靈堂。身影刻得筆直，像當年沖進敵戰壕的瞬間，只是步伐比過去慢了些。無人追問他的心情，答案已隨花圈與槍聲沉入歷史深處。

幾十年硝煙散去，名字留在檔案館的淡黃色卷宗里。“葉王陶”這個并肩殺出的代號，也許對后來者只是文件里的三個字，但在那些經歷過槍林彈雨的老兵心中，它象征著無堅不摧的信念、嚴于律己的操守，以及戰友之間不計生死的默契。王必成的離去，讓這個符號從鮮活的三角變成了單線。葉飛終究沒有違背諾言，直到1999年病逝前，他每年清明都要派人送一束野百合到鎮江陶勇墓前，再繞道南京紫金山，給王必成墓碑擦去一年的塵土——這大概就是他對那句“只剩我一個人”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