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記大功的特務營長，建國后主動提出返鄉，組織給的錢全捐出去

1949年10月2日，秋風掠過武漢長江大橋的橋墩，新中國成立的禮炮余音未散，市區各大醫院卻依舊擠滿傷員。三樓病房里，一位左臂綁著石膏、右腿裹著繃帶的中年漢子靜靜坐在窗邊，他叫傅興貴，時年33歲。護士悄悄議論，這人身上彈片掏出十幾塊，醫生都覺奇怪：同級外傷，旁人早已昏迷，他卻仍能翻身下床倒水。

時間撥回1931年2月，湖北麻城縣乘馬崗鄉付家榜村被敵軍洗劫。谷倉空了，祖墳塌了，青壯披麻戴孝，鄉親們一遍遍念著被殺名單。15歲的傅家少年拿起門后那把缺口柴刀，沖進祠堂嚷道：“給把真家伙，我去當紅軍！”一句話像火藥，引得在場漢子血脈僨張。

接下來的四年，鄂豫皖蘇區幾乎天天打仗。傅興貴先是通訊員，轉眼當上班長；槍口冒煙的間隙，他把繳獲地圖攤在地上研究，戰友打趣：“小傅又琢磨鬼點子了。”正因這股鉆勁，1935年遵義會議后，他被調往特務營，肩頭星級沒幾天就換成營長。

同年11月，瀘定橋北，特務營碰上三個團的堵截。雨夜里槍聲嘶吼，他頂著三次沖鋒，堅持指揮整整七十二小時。天亮時，鋼盔被子彈掀翻，頭皮血流不止。徐海東軍長趕到前沿，聽完匯報，只說一句：“此役記大功。”隨后把剩余干糧全給了傅興貴的營。

抗戰爆發后，這位營長又隨新四軍轉戰大別山、皖東。直到1949年夏，二十余年征戰，他落下一張二等甲級殘廢證、七枚軍功章，還有一副換不回來的傷殘軀體。

勝利后，湖北省民政廳要把他留在省直機關，理由簡單：待遇高、醫療好、危險少。當年的副排長肖逸山此時已是優撫處長，拍著好友肩膀勸道：“老傅，這里條件好，留下吧！”回答很快，“不行，我得回山里。”對話不足十秒，卻決定了此人后半生方向。

1950年初春，一輛敞篷卡車顛簸著駛進付家榜。山口處百余位老人拄著拐杖等候，看到傅興貴那刻，哭聲齊起。一位發絲全白的族老紅著眼說，村子被敵軍、日軍燒了十三次，五百多條性命沒能熬到解放。當晚，傅興貴把組織優待的五百公斤大米直接分給一百多戶缺糧人家，家家門口升起炊煙。

許多干部問他返鄉打算，他拿樹枝在地上畫了三條線：綠山、修水、辦學。第一步最難。山上彈坑比墳坑多，雨一下就泥石流。傅興貴把全部復員費一百五十元換成五千株樹苗，年輕人嗑著玉米棒子上山栽種，他就拿樹枝測坡度，挑水澆苗。有人玩笑：“營長，現在又成營林長。”一年后，火炮嶺冒出青色，十年后八千畝荒山披綠裝。

水利工程隨即展開。1956年夏，村里合計出勞力六萬余工日，砌起三公里山渠，硬是把雨季洪水截進水庫。次年，稻田畝產翻番，油茶、板栗也開始掛果。當地報紙說“貧困窩點變富裕樣板”，但傅興貴更在意下一代。他常念叨：“打仗靠子彈，富村靠人才。”

村里籌辦小學卻缺教師。傅玉華，舊時武漢女子中學學生，紅軍機要員出身，卻因被迫嫁給國民黨少校成了“問題人物”。眾人猶豫時，傅興貴當眾拍桌：“我擔保！”為了洗清她的歷史，他跑鄭州找已離休的戴季英核實，一趟來回兩千里。戴老寫下證明，還塞給他五百元慰問金。1957年秋學期，傅玉華站上講臺，首屆三十名學生里后有六人考入中學，兩人成為人民教師。

日子滾滾向前。1962年，付家榜實現戶戶通電；1966年，全村人均口糧超過四百斤；1973年，村辦合作社購入第一臺拖拉機，那位曾經的特務營長依然穿著舊軍裝，終年忙碌在山道與田埂之間。他講得最多的仍是那句老話：“別忘了當年犧牲的人。”

他從未給自己修過新屋，依舊住在祖屋的半壁青磚房。早年分到的殘疾軍人補助、后來評先進獎下的錢，全投入村里的水庫加固、學校擴建。統計過，兩萬多元——在當時是天文數字。

1985年冬天，傅興貴因舊傷感染離世。村民自發抬棺到山頂松林，墳前只立一塊石碑，刻著四行字：紅軍營長、二等甲級殘廢、返鄉建設、錢財捐盡。碑后的山風呼嘯，仿佛仍在講述那段由血與火寫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