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 | “使知朝政”：明太祖時事書寫與洪武朝時政信息的社會化傳播

按：本文發表于《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1期，第5—16頁。微信版已略去注釋、參考文獻等信息，正式版本請以原文為準。

“使知朝政”：明太祖時事書寫與

洪武朝時政信息的社會化傳播

胡 丹

摘 要：明太祖好撰述，針對時事的記敘與評論是其重要內容，形成了洪武時期最為系統和豐富的即時性政治記錄。明太祖的時事書寫，以戒飭為主，意在規范臣民的思想與言行，是他將君主個人意志上升為朝廷之法的重要手段。明太祖在其治國實踐中，將文字之用發揮到了極致，并通過榜文紀事和記載最新時政的時事書，及時地向天下臣民通報朝政，在全國構建起廣泛而細密的政治信息發布空間。開國君主親自書寫時事，推動時政傳播，是中國史上獨一無二的政治“奇觀”，由此產生的眾多時事文本，也為歷史留下了一類極具特色的原始史料。它們為理解古代社會的政治傳播以及國家治理模式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樣本”。

關鍵詞：明太祖；國家治理；時事書寫；時政傳播

在中國古代帝王中，沒有一個人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樣，根據構建、鞏固新的皇權的需要，以持續的熱情，親筆撰寫了大量政治性文本。其涵蓋范圍非常之廣，包括朱明王朝的家世以及本朝開國史——它們是具有鮮明政治意圖的“歷史書寫”，此外還有針對當下時政和時事所作的記敘與評論，是為“時事書寫”。

出自君主之手的時事書寫，不是只停留于紙面上的“藝文”，它還是明初國家治理中多方面創新的重要內容和關鍵環節，所形成的史料之原始、獨特與價值之高，在歷代可稱獨一無二。尤其是在明初時政記注廢弛、公私記載匱乏的背景下，開國君主的這些撰述成為對本朝時事最為系統和豐富的即時性記錄，離開這些文字，幾乎無法重建一個相對完整的明朝“興國”史。與傳統政治記錄材料藏于金匱石室不同，太祖的時事書寫是直接面對廣大臣民的公開性文字，具有訓誡、規范以及說服、動員等諸多現實政治功能，通過榜文和時事類書籍等形式廣為刊布，掀起了古代社會極為少見的時政信息社會化傳播的熱潮。

對于明太祖以開國帝王之姿親自操觚，記錄時事并發表時政方面的意見，過往研究多集中在利用其文本討論太祖的治國思想以及明初禮制建設和“宣教”等，較少深入到撰述本身，探討豐富的御筆書寫與開國之治的內在關系。對于洪武朝出現的這類特殊的史料，史學論著多將其歸入訓誡或懲戒性的“本朝史籍”，也有學者指出部分作品具有“官方刑書”的特點，但多只為述略，未見展論。鑒于此，本文嘗試在梳理明太祖御制及敕撰時事文本的基礎上，探究其議題、敘事特點及政治功能，并考察明太祖通過時事文本推動朝政信息社會化傳播這一獨特的政治現象，以期對明朝開國君主的時事書寫及其成果的意義作一些新的探討。

嘉靖十四年徐九皋、王惟賢重刻《高皇帝御制文集》二十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一、明太祖御撰時事文本

及其敘事特點

明太祖的時事書寫，有親筆撰述和敕命儒臣編纂兩種形式，后者多由太祖親自作序，其編寫體例、案例選擇與相關評議，皆出太祖本人指授，儒臣只做文字編輯工作，因此即便不冠“御制”之名，也與出自御筆者無異，應一并考察。這些文本多通過案例直書時事，以下分四類加以簡述。

第一類，詔令。

朝廷文書可概稱為詔令，包括詔、誥、敕、諭等多種文體，例由學士詞臣“代言”，罕有皇帝親書者。但明太祖不憚案牘之勞，甘為臣下捉筆，不僅親自撰寫詔書，還為眾多職官擬寫誥、敕格式文本。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三等爵誥封之詞皆出御制。他甚至模擬臣下口吻，寫了諸如《設禮部問日本國王》《設禮部問日本國將軍》等外交文書。明太祖厭惡虛文，注重“事實”，在他的筆下，即便誥書這類以體例謹嚴規范著稱的“大文書”，亦不拘形式，文風自由，多含敘事。如《光祿卿徐興祖誥》，本為封徐氏為光祿寺卿而發，卻插入一件此前光祿寺的犯罪事件。太祖坦承，案發之初他曾懷疑徐興祖參與其間，后經審查，證明與其無干，為此大贊其“心誠而志篤”，遂將此事寫入誥詞。就文體而論，這樣的“個性化寫作”缺乏規范，但也使誥書不為具文，多存時事，史料價值大大增加。

太祖行文，不僅文體不守繩矩，文風亦率直，直吐胸臆。如《翰林承旨宋濂誥》云：“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余，用之于施行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這樣不客氣的“全面評價”，自然是詞臣代筆寫不出來的。它表明，在明太祖眼里，誥書并非只是頒給臣下的“榮譽證”或任命書，它也是君臣對話、傳遞政治觀點的媒介（這也是御制文章的共通特點）。

第二類，祭文與墓碑文。

祭文最重者，是祭天地祖宗之文。吳元年（1367年）十二月，明太祖“御新宮，以群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祇”，正式提出“宋運告終，帝命真人于沙漠”的論述。不久登基，他又親筆撰寫了《即位詔》和《即位告祭文》（開國帝王親撰即位詔者，獨明太祖一人），進一步闡發了“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余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杰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的觀點，將天命的授受關系確定為“宋—元—明”。以上詔書、祭文是明初最為重要的政治文獻，甚至可說是體現明朝立國根本的文獻。

為個人撰寫祭文和墓碑文，屬于死者身后的紀念性文體，語常諛夸，但明太祖運筆，卻獨樹一幟，直書死者過失。如洪武七年（1374年）召淮安侯華云龍于北平，未至而卒。《太祖實錄》于此沒有交代召回的原因，只稱其“鎮北平，威名甚著。建造王府，增筑北平城，其力為多。至是卒，命禮官循侯禮作明器，擇地以葬之”。御制祭文卻說：“朕以燕地之重，托爾任守，務在軍安民樂。委以燕相，更望輔弼。何期數年間，軍勞民怨。詢其所以，乃爾巨府院，擅工役，害眾成家。”按照當時典制，功臣生封侯，死贈公，祭文道：“爾生前守爵而害官民，法不當公，止葬以侯禮，且薄情不厚，所以責之也”，明白指出，葬以“侯禮”，是對死者的貶責。《太祖實錄》稱“循侯禮”，又稱“增筑北平城，其力為多”，祭文卻責以“擅工役”“害官民”，甚至認為華云龍的死，也是“害眾”的報應。

朱元璋：《祭淮安侯華云龍文》，《全明文》卷16，第269—270頁

祭文在太祖筆下，更像是發給死者的功罪書（主要是罪），習慣使用“聽之”“囑之”“是非還自知否”等語，大有逝者已矣，仍將問罪九泉之意。但他絕不強說，言必有據，總是提出具體事例，如他為秦愍王所作祭文，條列其生前過惡就多達28款。

與撰寫祭文之多相比，明太祖只為二人寫過墓文：一是被他稱作“元勛之首”的魏國公徐達的神道碑（洪武十八年，1385年），長達兩千余字，極盡表彰。二是被他鞭死的永嘉侯朱亮祖的壙志（洪武十三年，1380年）。壙志稱朱氏封侯后，“頗肆智。（洪武）十二年，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為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己責之地，侯禮葬焉”。志文說朱亮祖出鎮嶺南，是“胡惟庸不法”為之，這是關于胡案的重要材料，似暗示朱為胡黨，但該年大興胡黨之獄，朱卻未被打入黨案。明太祖自承鞭死其父子，事出意外，莫非因內愧才為之親撰壙志？但讓人不解的是，他又將這篇壙志收入《御制文集》，公之于眾，其動機耐人尋味。《太祖實錄》于此沒有隱諱朱亮祖之死，卻稱“上以亮祖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德鄉。未幾以病卒。御制壙志，仍以侯禮賜葬于所居之鄉”，雖然提到太祖自曝內幕的“御制壙志”，卻掩蓋了朱亮祖死亡的真相。

第三類，記、序、贊、說、雜著等。

《御制文集》有3卷收錄這類文字。明太祖撰寫這些“雜文”，并非舞文弄墨，消遣文娛，幾乎每篇都有或隱或顯的政治意圖。如洪武七年，他欲于南京獅子山建閱江樓，樓未造，先命儒臣作記。記文進呈后，“張目一覽”，見諸文大意“皆夸樓之美”，頓興“乏人”之嘆，乃作《辟阿奉文》，引唐代宮人徐充容上疏諫止太宗事，責備諸臣“皆順其欲”，未能對興工建樓加以勸阻。由此推衍，竟稱“昔君之同游，皆和而不同者。今同我游者，咸同而不和者”，并得出今之儒者不及唐之婦人的結論。隨后親撰二文，其中《又閱江樓記》擬臣下口吻，稱金陵自古為形勝，不假建樓以拒敵，所謂“文不記樓”，符合他預設的勸諫主題；另一篇《閱江樓記》，卻通篇貫以定都的話題，重點解釋了他為何“固執于父母之邦”，一定要在他的出生地鳳陽建都。作此文時，中都工程已歷5年，軍民大疲，災異迭出，難以為繼。雖然正式放棄中都營建還在次年四月，但此刻他已在樓記中承認，鳳陽的地理位置不優，反而是南京道里適均，“萬邦之貢，皆下水而趨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明太祖為閱江樓作記，何以大談中都的話題，并且為撰文者預設了勸諫的主題？這讓人猜測，真正盤繞在他心頭的，其實是標志他恥辱失敗的中都工程（中都大工正是他不顧反對、一意孤行的結果），他不過借閱江樓“做文章”罷了！明太祖在文中指責群臣“皆順其意”，已悄然釋放了將要停止中都大工的信號，同時卸過于人之意亦脫然而出。對此深察，才可知圍繞莫須有的閱江樓，君臣作記，并非什么雅事，而是專制君主刻意所造的“陽謀”，暴露了明太祖剛愎、刻薄且難以捉摸的統治心態。

第四類，輯錄時政案例的“時事書”。

除了單篇文章，明太祖還親自編寫或命儒臣撰輯了諸多以“訓誡”為目的、以收載最新行政和司法案例為特色的“時事書”。這種做法前代未見，是明太祖治國手段的創新。

今見最早者，是洪武五年（1372年）命刑部取凡“麗于法者”類編而成的《申明誡諭》，及敕命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二書皆為當時推行的鄉飲酒禮上讀律令的輔助讀本。考慮到它們由刑部和大都督府編撰，所錄“麗于法者”，必非一般刑事案件，應與政事相關。洪武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后，命翰林編修吳沉輯《集犯諭》，是所見第二種時事書，內容為“輯錄明初犯罪者為圖，書其姓名罪狀以訓吏”。既為“訓吏”，所收內容當以官吏職務犯罪為主。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1385—1387年），又連續頒行御制“大誥三編”、《大誥武臣》和《御制紀非錄》，分別以天下臣民、武職和宗藩為對象，內容皆為“采輯官民過犯”。至此，時事書的編撰達到高潮。明太祖通過親自選擇案例，撰寫條文，發表評論，較為系統地表達了他“明刑弼教”的政治觀點。

《御制紀非錄》，清代抄本

洪武后期，又編有多部重要的時事書。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再次追究“胡黨”，五月“乙卯，賜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死，陸仲亨等皆坐誅。作《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祝允明《野記》載：“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播告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明太祖在朝堂上發表關于“逆黨”的口詔，刑部據以“備條亂臣情”，便是編印題為《昭示奸黨錄》的時事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人揭發僧人智聰為胡黨，案成后，命儒臣備錄僧徒交接胡惟庸謀叛事，定名為《清教錄》。該書“條列僧徒爰書，凡六十四人，以智聰為首，宗泐、來復，皆智聰供出逮問者也”。爰書即招辭，將“黨犯”供述輯錄成書，成為此后公布胡、藍黨案的主要形式。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將軍藍玉案發，“手詔布告天下，條列爰書為《逆臣錄》”，同時續編《昭示奸黨二錄》《昭示奸黨三錄》，皆為胡、藍黨人的爰書獄詞。

為整飭官員隊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還命吏科將歷年為善受賞、為惡受罰者，類集成書，刊布以示勸戒，此即《彰善癉惡錄》和《癉惡續錄》。同年，又命戶部將內外官員月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谷之數，又將其田畝米谷之數，與其用力多寡，核計為書，頒賜中外，使知恤民，此為《醒貪錄》（又名《醒貪簡要錄》）。

以上四類文本，雖文體不一，文字雅俗有別，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敘事性強，多結合事例鋪述，以“事”明義，不空說道理。洪武元年（1368年）修《元史》時，“欽奉圣旨事意”就已確立了“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的凡例。不僅明太祖的御筆愛“擺事實”，洪武中的榜文、時事書也都以“直書”新近案例為特色，類似于“時政案例集”。明太祖希望官民從這些“事實”中“通曉奧義”，了解應有的行為規則與行事邊界。這也顯示了，他對這些時事類文字有公開性的要求，他所設定的閱讀對象，并不止于官員，而是希望其“播告天下”，使天下臣民都能成為其讀者。

二、明太祖時事書寫的

議題及其政治功能

明太祖記敘和評論時事，在本質上屬政治書寫，有著服務于政治控制的直接目的。這在太祖著述的議題設置與其敘事模式上都得到體現，御制之文在明太祖的治國實踐中具有突出的功能性。

（一）天命、鬼神與富貴：統治合法性及其秩序的確立

明太祖的書寫具有突出的君主第一視角，不管何種文體，均在凸顯某些特定議題，并且圍繞這些議題形成了一些較為固定、反復使用的敘事模式（這從一些詞語的反復出現可見一斑）。籠蓋一切的議題，自然非“敬天”莫屬，其他如“法祖”“志誠”“尊朝廷”“立志祿位”“顯揚祖宗父母”等，皆為其附屬。

作為勝利者，勝利即是天命，本毋庸多論，但明太祖究心于此，頗多述論。如他在寫給另一位割據者張士誠的信中說：“歷代皇帝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杰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這是對與之逐鹿者說的話。當他北伐中原時，則在各種令、檄、論、諭中，頻繁采用“吾起于布衣”的敘事模式。天下大定后，明太祖始終承認元末失馭，群雄蜂起，他亦為其中一員的事實，但自述起兵本為“保全生齒，以待真人，此朕之本意也。奈何皇天眷命，兵威所加，無堅不摧，疆宇日廣，為眾所推，元歸深塞，遂有天下”，意在表明他與眾不同，是群雄中之有天命者。而凡降順他的群雄，皆被塑造成“角立一隅，為民保障，以待真命”的形象，并且將其歸附稱作“果得所歸”。可見，對平行競爭者（群雄）和對上（元帝），明太祖的天命論述是不同的；對下，即對群臣，尤其是開國功臣們，隨著君臣矛盾的激化，“天命敘事”的模式則有所變化。

在洪武元年的《即位告祭文》里，有“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這樣的表述（《即位詔》作“致英賢于左右”），非常值得注意。因為他在洪武八年（1375年）就處死了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十三年又鞭死永嘉侯朱亮祖，隨后一二十年間，屢興大獄，屠戮功臣，這就造成一個明顯的悖論：如果功臣皆屬“帝賜英賢”，且構成開國天命的一部分，為何最后全成了“亂臣賊子”，被誅戮殆盡？對此，太祖亦有闡述。洪武二十六年御制《〈逆臣錄〉序》開篇即云：“朕觀自有載籍以來，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然未有不受誅戮而族滅者云何？”似乎回應了這個問題，即將亂臣視為歷代常態，但未有不滅者。接著寫道：“人君開創基業，皆奉天命，故遣將出師，無征不克，無堅不摧”，可是大將奉君命出征，及其功成，卻以為是自己本事，“遂起異謀。孰不知君奉天命則昌，臣奉君命則勝，若違君命，逆天心，安有不滅亡者乎”？他指出，自其即位以來，“悖亂之臣，相繼疊出”，“豈期鬼神不容，謀泄機露”，全部歸于敗亡。原來，亂臣違背了君命，也就違背了天命，結果為“鬼神不容”。據此，明太祖在序文中確立了一個“天命—君命—臣奉君命”的統治秩序，臣子除了“奉君命”，已完全喪失了主動性和獨立性。

通觀明太祖的論述與其統治實踐，可知他尊崇的“天”，并非傳統儒家理論中與“道德”緊密關聯的天，而是神秘化、庸俗化了的具有政治實用性的天，在御筆敘事中常表現為“上天垂象”的形式。天意通過具象的“天象”呈現，違背君命（亦即天命）者必遭無情的天罰，于是“鬼神”成了天命的最后保障。以故明太祖常借鬼神之道以顯示幽冥有警，將一些有過臣子的“遽然幽往”，歸因于“鬼神鑒焉”，進而對臣子的行為準則提出明確要求，即“誠志”“不偽”和“為善”。這些都是《御制文集》的高頻詞，如“為善”一詞出現15次，明太祖不僅將“為善之道”作為臣子行事的標準，更將其視作一種福報，凡得良死的功臣，如顧時、吳良、何德等人，都得到太祖“善終”的肯定，并視之為“萬幸”“無憾”，“善終”一詞在文集中出現14次之多；而像華云龍那樣“當在生之時，可為善而不為”的，即便死后也逃不脫幽冥之譴，遭到太祖祭文的討伐。如果說“善終”之說類于威嚇，那么“多福”“全富貴”“富貴功名保而不失”“立志祿位，顯揚祖先，豐奉父母”等常見敘事語，則近于利誘了，尤其是“福”字出現頻率最高，達119次，在太祖的筆下，官員“福民”就是自求“多福”，“不臣”則直接與“薄福”畫上等號。明太祖通過不同的書寫，用多樣化的文本編織起一個理想中的“統治秩序”。在這些基本倫理問題解決后，他更在統治實踐中將文字之用發揮到了極致。

（二）御制文字的政治評判與訓誡功能

在明朝建立前，大將吳良曾長期鎮守江陰，“在境十年，封疆宴然。太祖常召良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我無東顧憂，功甚大，車馬珠玉不足旌其勞。’命學士宋濂等為詩文美之，仍遣還鎮”。明太祖在此明確表達了一種觀點，即“詩文美之”是比“車馬珠玉”更高的褒賞，實際上賦予了文字特殊的政治評判功能——榮耀或記過，進而將之作為駕馭臣下的有效工具。

在這方面，湯和是個典型。湯和“濠人，與太祖同里闬”，是明太祖的老戰友和嫡系親信，論資格和戰功，本當封公，但洪武三年止封中山侯。明太祖親撰鐵券文，稱揚其功。次年，湯和拜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傅友德等征蜀。師還，太祖“面數其逗撓罪。（和）頓首謝，乃已”。太祖親撰《御制平西蜀文》稱：“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并對諸將功次進行了評定：“論將之功，傅一廖次，低昂定焉。”同時，頒賞平蜀將士詔，亦稱“二人功最大”，而對統帥湯和，則稱其“無攻城破關之功，僅能攻下李逢春山寨”，止賞彩緞十五表里，所部將士獎賞亦減等。隨后在朝會上又面責湯和“逗留不進”，不能“勇往”，并且說：“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為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爾為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甚為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衡鑒之于物，無少差爽，必合于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可見，雜著《御制平西蜀文》與詔書以及臨朝口諭相輔相成，皆是明太祖表達政治意見的形式。他通過“面數”“諭”及御撰文字，曝湯和之過，似是不講情面，但諭詞反復稱“爾朕舊人”“為爾惜之”“雖欲爾私”，實際上顯示了其君臣關系非同一般，遠非傅、廖等“他將”可比。

洪武十一年（1378年）湯和進封信國公，太祖親書誥詞，再次提到八年前抑封之由：“當定功行賞之時，爾湯和雖居舊將之行，惟守毘陵，于忠少欠，雖未彰顯，其情在心，然終未實為。朕念相從之久，泯前過而封見功，爵以中山侯。今者朕復念前功……特釋爾過，報昔勤勞。”足證太祖在心里給勛臣們記著一本賬，突于湯和封公之際重提他過去“守毘陵，于忠少欠”，大有吊劍相脅之形；而“雖未彰顯，其情在心”之語，必然給湯和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懾。洪武三年封侯時，誥詞對這位“舊將”只言其功，洪武四年（1371年）口諭稱其“功過不相掩”，并且道出湯和不能封公的緣由，至此遂將“于忠少欠”鐫入鐵券——君臣關系的微妙轉變，以及明太祖駕馭功臣的心術，盡在文字措辭的變化中。

圖為湯和墓發現的壙志，見蚌埠市博物展覽館《明湯和墓清理簡報》1977年第2期

在明初的歷史上，湯和是少數以善終知名的人物，其“善終”不僅是他本人善于韜晦之幸，也是明太祖長期、持續通過包括文字在內的各種手段予以敲打、壓制乃至威嚇的結果；而太祖用機之深，對這位同鄉戰友也有某種不同尋常的“照顧”。

明太祖通過文字規訓臣子的言行，幾乎到了無所不至的地步。如武昌參政陶凱與另一儒臣分別取了“耐久道人”和“洛上翁”的別號，引起太祖不滿，特地撰文辯說。他先責儒者“于才能未見善于事，但以奇其名而以為美”，又寫了一篇寓言，講唐朝一個叫“蒙恩”的官員，為人寫文章不書爵，僅題私號而取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官武昌參政，號耐久道人，正是針對陶凱而發。以上二文，收入《御制文集》的雜著卷，相互配合，闡明圣意，從而確定了“今后凡文，列爵于前”的政治規矩。

就連臣下的私人生活也在太祖文字的照覆之下，如老臣宋訥“嘗寒附火，燎脅下衣，至膚始覺”，就這么件小事，“帝制文警之”。類似“戒飭”非常多，明太祖站在至高無上的君主立場，嘗試對臣子的言行與思想立法，在各方面劃定邊界，制定規范。在“戒”的大題目下，相關文字多題作“戒諭”“申戒”。而“戒”也是《御制文集》收錄文章的一個標準，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通政使曾秉正犯罪，“免死免竄”，放還鄉里，為籌集路費，被迫鬻賣四歲小女。明太祖認為他心術不正，將其處以閹刑，并撰文解釋：“爾既不能為人之父，實難種于世，故閹之”，又引昔人“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言，責問“爾何如也”。在《御制文集》中，“君子絕交，忠臣去國”這句俗語出現3次，如果曾秉正是“去國”的反面教材，那么《諭戀闕臣僚敕》和《賜誠意伯劉基還鄉》則推出了正面典型。足見太祖在選擇文章時，是有一定規則的，諸文彼此通融，皆服從于君主規訓、教化的主旨。

通過綜合分析時事與明太祖的書寫，可以清楚地看到，明初的規范體制并不僅僅體現在“大明律令”等法律文本（它們亦是在明太祖的直接干預下形成的）中，太祖的各種御筆也從不同方面和各種細節上規范著時人的言行。而在太祖親筆確立的規范體系中，起警懼作用的是天象，保障者為鬼神，落實者則是強大的君主暴力，體現了“教”與“刑”的緊密結合。值得一提的是，御筆的敘事模式，還規范了當時儒臣的寫作，成為明初“頌圣”書寫的基本范式；這種敘事模式對明初的政治倫理學說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在洪武晚期到永樂、宣德年間流行的以“陰騭”為核心的因果報應說，正是從太祖的天命鬼神觀衍生而來。

三、明太祖時事書寫推動下的

大規模時政傳播

明太祖的御筆是與臣下對話的媒介，更是社會規訓的工具，他用心亟亟，欲將所撰之文“宣布于天下”，早在洪武七年就刊印了第一部《御制文集》，使之成為史上極少數在生前就出版個人文集的君主。明太祖還嘗試建立類似于現代大眾傳播的“一對多”的傳播網絡，通過刊行御制詩文、發布欽定榜文、敕編時事類書籍等形式，將朝廷之事以及他的意志擴散、下沉到每一個基層空間，實現與天下臣民的直接對話（或嚴格說，是單方面的宣諭）。這在古代社會堪稱令人驚奇的創舉。

（一）以“朝門”與“衙門”為中心構建中央和地方政治信息空間

洪武時，在皇城之內，以朝門為中心，以朝會為舞臺，形成了以皇帝為絕對中心的頂層政治空間，同時也是最為核心的政治信息空間。明代的朝會，雖稱借鑒唐宋舊制，但主要是明太祖的創造。皇帝每日親坐朝門，聽斷政務，因稱“公朝理政”。朝參者除了在京文武百官，還有入覲的地方官、外夷來使以及監生耆老等，人數可達數千之眾。明初奏事皆在“大廷”，皇帝當廷裁斷，奏事官員將旨意記在本后，即為“批本”，然后奉出施行。同時，六科給事中和近侍宦官立于御座之旁，筆錄所奏事項與所奉旨意，以備稽核。這樣的制度設計，以政務流程公開和完備的時政記錄為核心，對明代制度的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萬眾矚目之地”的朝會還被明太祖用來作為政治宣講的舞臺。他每日親坐朝門，除與奏事官員接答，還隨時召見官民，通過個別訪談，掌握四方信息，并借機進行宣諭訓誡。他常感言：“朕言如水，人心如石”，希望通過面諭，起到“沃潤”人心的作用，若潤之不行，再繼以“鐫鑿”（即暴力懲罰）。明太祖口頭的言論，如其撰述一樣，皆有“戒勵”“警飭”之意，所形成的敕諭文本“是明初王言在繼承歷代基礎上的又一發展，將戒敕與諭告的功能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新文體”。

在明太祖眼里，無處不可為政治宣傳之所。如南京新宮建成后，廊柱宮屏不施繪畫，而是書寫《祖訓》《大明律》及賢能官員名姓，并“于午門外擇空地立亭建碑，刻國家政事可為定式及凡政令之善者，著以為法”。洪武五年六月，一月之中，先后鐫宦官禁令、立戒諭后妃紅牌和申誡公侯鐵榜，分別置于宮城與皇城之內。次年又“命設榜于午門外并省、府、臺門，凡有戒飭之事則書之”。由此在皇朝的政治中心宮城內外，布設起多種以“鑒”“戒”為主題的政治信息發布媒介，透過層層疊疊的政治性文字，營造出一種緊張的氛圍，而由勸善到戒飭，也是緊張感的進一步強化。

地方上，明太祖要求各級政府在衙署大門左右“起蓋榜房，置立板榜（又作版榜），常川張掛，使各處官吏軍民人等知所禁懼”。洪武中榜文最多，作為地方行政空間重要建筑的榜房，普遍規模較大，多至“數十楹”。洪武五年二月，“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犯刑憲，乃命有司于內外府州縣及其鄉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內人民有犯，書其過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懲戒”。五月，詔天下行鄉飲酒禮，行禮之處，或在申明亭，或在學宮。“衙門”外的榜房和縣鄉申明亭、學宮，組成數以萬計的地方信息空間，皆是明太祖的發聲之所。至此，太祖猶嫌不足，又命老人搖鐸，在各點之間往來游走，宣講圣諭。由此，鋪設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乃至鄉村道路的極為細密的政治信息傳播網絡，明太祖的意志可以通過他親自撰寫、裁定的各類文字，傳遞到“天下”的各個角落。

（二）以榜文和時事書為載體將政事布告天下

洪武朝，將朝廷之事傳報四方，主要通過刊行榜文和最具特色的時事類書籍的形式。

明太祖在朝堂上的訓誡，事后模刻以賜臣下，或由部院制榜頒行。洪武中大量使用榜文行政，以“教民”為例：洪武三年二月，“召江南富民赴闕，上口諭數千言刻布之，曰教民榜”。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月，文武百官于奉天門早朝欽奉圣旨，“刊印昭布天下”，這就是著名的《教民榜文》。以上兩事皆為教民，分別發生于洪武朝的首尾，顯示了太祖通過榜文發令的習慣始終未變。當時許多重大的政治安排，也是通過出榜的形式推進。如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一篇口語體圣旨：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府]名字……

它顯示的行政過程是：太祖在朝堂上口述宗旨原則，相關部門當朝錄旨，形成榜文，下發各省落實。不僅教民、戶籍這樣的大事，即便一時一地一人之事，也常通過圣旨榜文處理。榜文內容包括“申明教化，禁革奸弊，勸善懲惡，興利除害”，幾乎涵蓋了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根據榜示對象的不同，有“詔頒示諸王”“頒之功臣之家”“頒賜群臣”“頒之在外武臣”，或“頒于天下”“頒之中外”“頒賜中外”“頒示中外群臣”等不同用語。通過懸榜“曉諭”，達到傳播政令、使官民知朝政的目的。這些榜文不僅是信息媒介，還具有與大誥、法律同等的強制性，文末都有“永為遵守”“俾遵行之”之類的結語。

榜文既昭示于“天下諸司”，更“頒之臣民”，這與一般行政文書在官僚體制內流轉，再通過“有司”布達于民是不同的。榜文將君主意志由朝會空間直接切入最基層的地方信息空間，成為皇帝與臣民直接對話的形式，這與“天子坐朝”的用意如出一轍。

洪武十五年的臥碑榜諭，現藏山西朔州市朔城區崇福寺文管所。引自孫學瑞《朔州發現的洪武十五年臥碑淺析》，《山西省考古學會論文集》第三輯，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除了榜文，洪武朝還編寫了眾多時事類書籍，輯錄最新時政案例，向臣民傳播現實中的“鏡鑒”（見第一節）。明太祖常嘆息口諭效果有限，他說：“我每日早朝、晚朝，說了無限的勸誡言語，若文若武，于中聽從者少，努目不然者多……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干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為此，命“將這備細緣故，做成一本書，各官家都與一本”。說明時事書實質上是訓誡口諭的書面形式，也是明太祖擴大其宣諭對象的文本形式。

時事書與榜文是彼此配合的，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十一日榜文：

為鎮江府在城坊甲鄰人坐視奸頑把持官府事，奉圣旨：天下臣民敢有不遵五教，陷害官長，數為民患者，許所在耆老少壯，或百或數百，拿赴京來，使良善得安。

該事亦見《大誥續編》，記鎮江坊甲鄰人坐視韋棟等一十八名把持官府，虐害良民，被盡行責罰搬石砌城。明太祖因問：“（與其姑息坐視）何不依《大誥》擒惡赴京？”再次強調：“所在城市鄉村，見此為戒之，依朕命而行之，太平矣。”可見，同樣一件典型案例，明太祖會通過榜文和時事書，分別予以側重不同的強調，前者在宣布圣旨，后者在詳述事實，講明道理，但兩者的法律地位是一樣的。

圍繞重大時政，時事書還常與史鑒類書籍一起編刊，如洪武十三年胡案發生后，當年命儒臣編書三部，頒賜中外之臣，即史鑒書《臣戒錄》（六月）、《相鑒》（冬）和時事書《集犯諭》。其中，《相鑒》三序皆為御制，即總序和《賢臣傳》《奸臣傳》序。又洪武二十年與《大誥武臣》（十二月）一起編纂的，有《御制武臣敕諭》（八月）和《武士訓戒錄》（十月），分別為時事性的誥、敕和史鑒書。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爆發后，除編纂《昭示奸黨二錄》《昭示奸黨三錄》和《逆臣錄》，還有針對諸王和群臣編寫的史鑒書《永鑒錄》和《世臣總錄》。明太祖要求宗藩和官員們從史事和當下時政中同時得到教訓，史鑒書亦多冠以御制序，體現了“今上”對于時政的基本觀點（如廢相后寫的《相鑒序》就表達了明太祖對于丞相制度的看法）。

為了推動各類文本的傳播，明太祖非常重視其內容的通俗化。早在為吳王時，命儒臣編《公子書》，他就說過：

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奧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

為此，他要求所有編行文本必須文辭簡易，“恒辭直解”也是后來所有史鑒和時事類書籍的共同文體特征。明太祖在為《大誥武臣》撰序時特地強調：“這文書不是吏員話，也不是秀才文，就是直直地說話”，目的是讓“不論大的小的，都應知道；賢的愚的，都要省的”。這些通俗讀本還常輔以圖畫，如上引洪武十三年《集犯諭》就是采取“輯錄明初犯罪者為圖”的形式。洪武十八年四月，發生了國子監學錄金文徵等排斥祭酒宋訥，通過同鄉吏部尚書余熂勒其致仕的事件。明太祖“怒熂專擅，并文徵等誅之，圖形暴罪”。洪武晚年影響最大的藍玉案，也是“圖形榜示”。

《大誥》真實性極高，常透露重要的時政信息，如朱元璋在《大誥初編·諭官無作非為第四十三》中就自承曾掠占陳友諒之妾：“與群雄並驅，十有四年余，軍中未嘗妄將一婦人女子，惟親下武昌，怒陳友諒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歸”（《續修四庫全書》第862冊，第255頁）。這樣的“直書”無疑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明太祖還借助政權的力量推動時事傳播，如為使《大誥》“大播寰中”，他要求“家藏人誦”，持之者可享受犯罪減等的優待。還設專人在基層進行宣講，全國“講大誥師生”到京朝見者多達19萬人，全都“賜鈔遣還”。而對榜文該掛不掛或藏匿棄毀者，或拆毀申明亭房屋及毀壞版榜的行為，皆有凌遲、杖、流等重刑。除了文字，明太祖還利用戲曲“聲音感人”“俚俗之言易入（人心）”的特點，以補其“教導不及”。洪武中出現了官方支持的，以本朝時事為題材創作的雜劇《危太樸衣錦還鄉》和《郭桓盜官糧》。一時間，社會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群眾參與政治、積極傳播時政的景象。明末小說集《石點頭》中就寫洪武中一個女乞丐，擅長用“蓮花落”說唱今上“圣諭六言”。群眾自發地將民間說唱藝術運用到時政宣傳中，與明太祖的引導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結 語

明太祖親述時事，借助時事書寫傳布其君主意志，所形成的豐富文本不僅使后人得以“直接”觀摩一個立體而復雜的開國君主形象，而且能夠觸碰到當時政治中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例如，明太祖在文章中頻頻表達自己的獨見，暴露了他與臣下的“對話”缺乏共識性基礎，因而總是表現出對后者的不信任，論說也多為自辯，其實隱含了深刻的君臣對立；大量御制文本的寫作與廣泛傳播，既是強大君權的運用，其實也是君權孤立的表現。而這樣的雙面性或矛盾性，在其他王朝由史臣編纂宮廷舊藏檔案而形成的“國史”里，是看不到的。

明太祖面向臣民的書寫，習慣吐露真心，表達他對于“新天下之化”的強烈意愿；御筆紀事不單純是他自我粉飾的道具，更是他改造和治理國家的直接工具，因而敘事多直陳時弊。如《中都告祭天地祝文》記鳳陽土木之工勞民、官員趁機作弊，《奉迎社稷祝文》記“工匠厭鎮百端”，《免河南等省揚州池州安慶徽州稅糧詔》記“工匠之徒厭鎮宮殿”等。這些真實情況，往往為國史刪而不錄，卻通過皇帝的御筆披露，堪稱奇觀。盡管明太祖有宣揚神秘觀念、歸過臣下等私意動機，但這些記錄卻為后人留下了獨一無二的真實“報道”。這也是明太祖時事書寫的最大價值所在。

御筆坦陳的政治觀點和透露的某些真實情況，常為后人所諱，永樂帝即位后，馬上下令將洪武中頒行的時事書全部收回禁毀，后世竟不易得見。三修的《太祖實錄》對太祖自述事實多不采錄，或加以篡改潤飾，這就越發彰顯了明太祖的時事書寫作為原始史料的價值。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明太祖以其強烈個性和強大皇權賦予時代性格的治理方式，其實也難以為繼。隨著洪武時代的落幕，后人馬上改弦易轍，“諸司將洪武年間榜文不行張掛遵守”，各地榜房多荒廢；《大明律》《皇明祖訓》等“煌煌大典”多名存實亡……明太祖獨特的治理模式未能為后人所繼承，但他留下的歷史印跡卻不可磨滅。例如他力行的紀時事，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以另一種面貌復現：明中期以后，私家時事書寫興起，時政信息傳播發達，時事書更成為明末時政記錄、傳播的重要載體；起源于洪武朝的時事劇，在晚明衍生出詞曲、戲劇、小說等多樣的時事文藝形式；明后期處理重大朝政，仍然敕編官書或頒行“爰書”，尤其是易代之后，清朝雖嚴禁“野史”（私家寫本朝史），敕撰書卻有了更為豐富的形式……這些新現象都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有待我們深入考察。或許，我們不能將明太祖的時事書寫僅僅視為某個特殊治理模式的“文本鏡像”，并因此忽視其史料價值，它或許是解讀明清兩代政治傳播、國家制度演變乃至中國歷史發展形態多樣性的一把別致而關鍵的鑰匙。

作者簡介

胡丹，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明清史、新聞傳播史。

編輯 | 孫佳琪 張繼元

審核 | 金久紅 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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