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麗萍 | 《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纂修考

按：本文發表于《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1期，第17—25頁。微信版已略去注釋、參考文獻等信息，正式版本請以原文為準。

《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纂修考

白麗萍

摘 要：《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全面翔實地記錄了明初近三百名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具有寶貴的文獻價值。人物傳記的史料來源十分廣泛，涉及墓志碑文、官修史籍及時人著述等，史官對傳記史料做了全面加工整合。人物傳記基本遵循了據實直錄的編纂原則，在涉及帝王形象的書寫時，注重維護朱元璋圣君形象，雖然存在個別重要人物事跡故意漏收，以及某些傳記與實錄紀事內容重復、文本抄寫訛誤等問題，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關鍵詞：《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史料來源；纂修過程

《明太祖實錄》是一部全面記錄明初洪武一朝朝政的官修編年體史書。該書于具體年月之下，翔實地載錄了元末明初近三百名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內容十分豐富，總計十萬余字，占《明太祖實錄》總篇幅的1/10，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學人在利用實錄人物傳記資料探討考察明史方面用力頗多，然而對傳記的生成和纂修過程考察較少。本文試從《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的史料來源、編纂原則及主旨、記載得失三方面詳細辨析，以期深化對《明太祖實錄》纂修活動的認識。

一、史料來源及處理方法

（一）史料來源

留存至今的明代早期歷史檔案極少，但與存世史料比對，可大致厘清《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的史料來源。

1.墓志碑文

墓碑文記錄于墓主去世后不久，全面記載墓主的家世背景、仕途履歷、交游情況，是實錄傳記編寫的可靠依據。《明太祖實錄》傳記收錄的近三百個人中，存世可考的傳主墓碑文共有六十篇。一一比對可知，《明太祖實錄》部分人物傳記直接來源于傳主的墓志碑文。如洪武初，孔子的五十五世孫孔克堅去世，孔克堅之子孔希學請翰林院學士宋濂撰寫《孔公神道碑》。與《明太祖實錄·孔克堅傳》加以對比，可知二文關系極為密切（詳見表1）。

表1 《明太祖實錄·孔克堅傳》與《孔公神道碑》文本對比表

由表1可見，二文內容基本一致，實錄的傳記只在碑銘基礎上稍作調整。如二文對孔克堅的稱謂記載不同，碑文使用“公”“薨”字樣，實錄傳文表述更客觀，稱作“克堅”“卒”；實錄傳文還刪減了碑銘的若干內容，省去“它錢物稱是”“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等。

宋濂在明初擔任翰林院學士，曾為多位洪武開國人物撰寫墓碑文，如為元朝降將李思齊撰《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志》，此文也是《明太祖實錄·李思齊傳》的史源。《李公權厝志》載：“得疾而還，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療，且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鄭玉武略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明太祖實錄》的《李思齊傳》同樣記有：“行次代縣，得疾。還京師，賜第一區，授其子世昌金吾右衛指揮同知，甥鄭玉羽林衛鎮撫。”而《李思齊傳》也并未全盤照搬壙志原文。在記載“李思齊降明”一事時，《李公權厝志》委婉記述李思齊降明的過程：“當是時，元政愈亂，公度不可為。……公駐軍臨洮，遂帥士馬數萬來歸。”據此，宋濂記述李思齊積極降明，但《李思齊傳》記：“及王師入關，思齊退走鳳翔，又走臨洮。大將軍徐達分遣都督馮宗異取臨洮，思齊遂率眾降。”可見，李思齊是在明軍的追擊下多次逃跑，最終不得已而降。實錄更真實地記錄了李思齊的來降過程。

將《明太祖實錄》傳記與相應傳主的墓志碑文一一比對，可知傳記依據傳主墓碑而成者有26篇。除3篇是由文人私纂外，其余23篇皆為奉朱元璋御旨寫成，其編纂者多為洪武朝翰林官如宋濂、王祎、蘇伯衡、劉三吾、吳伯宗等，以宋濂所撰最多。《鄂國公常遇春神道碑》是開國大將常遇春的墓碑文，文中記述明太祖的敕令，“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于無窮”，可知是朱元璋自撰常遇春的攻伐經歷，命翰林官員作文章勒于碑銘。由于官修神道碑是經朱元璋認可的人物行實，因而永樂初編寫這些人物傳記時大多參照原文而成。當然，也有一些文臣傳記的史源是來自私人之手，如石光霽作《石門先生行狀》、黃伯生作《誠意伯劉公行狀》等。

2.官修史籍

《明太祖實錄》二修本的《進實錄表》中揭示了實錄的撰寫依據：“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征之以藩邸之副。?金滕石室之秘，又考于世家之藏。”其中“蘭臺記注”和“金滕石室”皆指國家藏書之處。《洪武起居注》《時政記》《欽錄簿》及《大明日歷》等當是其中收藏的重要典籍。實錄的人物傳記當參考了起居注、欽錄簿等官藏原始檔案。

由宋濂等人奉敕編纂的《元史》，亦是《明太祖實錄》記載元末歷史的史源之一。如《明太祖實錄·方國珍傳》中關于元朝官員泰不花的記載，即參考了《元史·泰不花傳》。方國珍是元末起兵較早的武裝組織領袖，他主要活動在福建沿海一帶。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臺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奉命討伐方國珍，雙方在福建沿海交戰，泰不花最終戰死。《元史·泰不花傳》中詳述這一事件：“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花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泰不花率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方國珍傳》記作：“十二年，元兵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乃命臺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討之。泰不花率舟師與戰，眾潰。泰不花自分必死，即前薄國珍船，手刃數人，遂為所殺。”比較來看，《泰不花傳》記述事件翔實，而《方國珍傳》對泰不花的記載則較為簡略，將原文“射死五人”改作“手刃數人”，原文“中頸死”簡寫作“遂為所殺”，可見《明太祖實錄·方國珍傳》與《元史·泰不花傳》的文本傳承關系。

3.時人著述

《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除了直接來源于傳主的墓志碑文、官修史籍外，同時還對洪武時人著述有所征引。例如《明太祖實錄·劉基傳》的史源來自黃伯生《故誠意伯劉公行狀》，《明太祖實錄·桂彥良傳》的史源出自王景《皇明故通奉大夫晉相府右傅桂公墓志銘》，皆是從時人著述中來。此外，《明太祖實錄》還廣泛參考了明初筆記，如劉辰《國初事跡》亦是《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的史料來源。元至正年間，朱元璋攻下婺州，金華人劉辰主動降附，后擔任浙東左丞李文忠的幕僚。永樂初，劉辰以“知國初事”被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推薦，參與纂修《明太祖實錄》。劉辰《國初事跡》卷首即載“北京行部左侍郎臣劉辰今將太祖高皇帝國初事跡開寫進呈”，《四庫全書總目》亦稱“蓋即修實錄時所進事略草本也”。可知該書是《明太祖實錄》的史源之一。

（二）對史料的處理方法

對比傳記與存世史料，可以進一步窺探《明太祖實錄》人物傳對史料的處理方法。

1.加工剪裁

墓碑文是對墓主的家世情況、仕履經歷、交友婚配等全方位的記載，實錄作為以帝王活動為核心的國家史書，在參考墓碑文的基礎上，對于傳主的家世、交游等情況做了剪裁，使得傳記詳略適當。如宋濂《鷹洋衛親軍指揮使司于君墓志銘》詳細介紹于氏先祖的情況：“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康之都昌……”《明太祖實錄·于光傳》將這部分全部略去不載。《明太祖實錄》中《趙德勝傳》與《追封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比較，碑文中記趙德勝經歷：“公世為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猝近。歲壬辰，江淮俶擾，州縣簡拔梟銳為義兵，奇公勇悍，選為隊長。公年甫二十有八，帥眾接戰，必操蝥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恤，敵人望而畏之。然棲棲在下列……”傳文則對墓志做了剪裁，稱：“德勝，臨濠人。狀貌魁偉，膂力絕人。善用槊，人稱黑趙。歲壬辰江淮兵起，推德勝為隊長。時年二十八。歲乙未，乃挺身詣和州來歸……”不難發現，史官對史料的剪裁加工，使得傳記記載詳略得當，重點突出。

2.訂訛補闕

明代學者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也提到：“倘一時軍門奏報不實，或史局傳聞失真，專賴纂修官博采輿論，奏聞改正，庶為實錄。”在編纂實錄傳記時，史官做了鑒別史料真偽的工作，試圖將真實可信的史料記錄下來。傳主的墓碑文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宋濂曾在一篇奉旨纂修的神道碑中記：“臣濂奉敕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墓志常法。”其“昔人墓志常法”就是“諛墓”之意。《明太祖實錄》收錄傳記時，很注意糾正碑傳之弊，如實記載人物事跡。如鄧愈是明朝開國功臣，鄧愈去世后，由朱夢炎奉敕撰寫《衛國鄧公武順王神道碑》。其中鄧愈鎮守江西一事，神道碑中寫作：“車駕至南昌，有旨授王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留鎮之，時壬寅正月四日也。癸卯夏四月……”碑文僅記述鄧愈受命鎮守江西，其間發生的康泰叛變、鄧愈逃跑等事件，碑文諱而不記。《鄧愈傳》是據朱夢炎所作神道碑而成，但對鄧愈逃跑事件做了增補，寫作：“壬寅，授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留鎮之。降將祝宗康泰反，愈奔金陵，命徐達平之，愈復守洪都。”《鄧愈傳》如實記述了“降將祝宗康泰反，愈奔金陵”這一事件。可知，實錄編纂過程中并未全盤照搬碑傳原文，而是開展了大量史實考訂工作，以保證傳記的準確性。

遼寧北鎮廟功臣壁畫中的鄧愈（圖片來源于網絡）

3.修飾潤色

《劉基傳》收錄了一篇朱元璋的“御制詔書”，與《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所載有所不同。《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收錄詔書的本來面貌，寫作“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群雄鼎峙，熟辨真偽者誰……”，此詔書由朱元璋親撰，尚存口語色彩，文字質樸。而《劉基傳》顯然對此詔書做了潤飾加工，改作：“爾括蒼奇士，英才偉器，海內知聞。方元季世，群雄競起，孰辨雌雄。”詔書的口語表述被改成書面體，不整齊的句式皆改為整齊劃一的四字句，表述變得文雅整齊。史官通過將口語體詔書加工潤色，將明太祖塑造成博學多才之君，進而美化明太祖的圣君形象。

明孝陵景區（圖片來自南京市鐘山陵園管理局官網）

二、編纂原則及編纂主旨

《明太祖實錄》傳記的史源眾多，廣泛利用了原始文獻，如墓志碑文、官修檔案、時人著述等，這一編纂經驗為洪武以后實錄所繼承，為實錄文本的原始性和真實性提供了可靠依據。從人物傳記的記載看，實錄傳記基本遵循據實直錄的編纂原則，由于其記載的統治集團核心人物與朱元璋關系密切，書寫中也時時注意維護朱元璋的圣君形象。

（一）編纂原則

《明太祖實錄》中人物卒時記錄精確、人物事跡記載真實、人物行實評價比較客觀，彰顯了“據實直錄”的編纂原則。

第一，精確記錄人物卒時。實錄中記載章溢卒時為“洪武二年五月辛酉日”，而《章公神道碑銘》記作“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遠不如實錄精準。再如，實錄中記曾魯卒時為“洪武五年十二月壬辰”，這與《曾公神道碑銘》中“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壬辰，次石岐潭，果斂衽而卒”相合。曾有學者將《明功臣襲封底簿》《皇明功臣封爵考》與《明實錄》的記載作對比，以洪武實錄所記人物為例，《明功臣襲封底簿》《皇明功臣封爵考》闕載，而實錄明確記載功臣卒時的有吳復、常茂及傅友德；實錄中明確記載了康鐸和薛顯二人卒時，前文提及二書則皆未記載。

第二，如實記載人物事跡。實錄是古代中國史學記載與編纂的最高要求，可信度是實錄的靈魂。清初學者萬斯同曾說：“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而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如《湯和傳》中記，“和在諸將中號剛勇善戰，其守常州也，與士誠接境，士誠日遣游說，啖以子女玉帛。和一無所動，巡守嚴密，使內奸不出，外奸不入。東藩無事，我實得以從容西平荊楚，和有力焉。然性頗嗜酒，語言少檢，嘗醉謂部下曰：‘吾居常州，如臥屋脊上，左轉則在東，右轉則在西’。言東則張士誠也”，形象地將湯和恃功而驕的情形展示出來，而這一內容不見于方孝孺所撰《東甌王神道碑》。朱元璋撰《紀非錄》，警戒子孫切勿違法亂紀，其中記載魯王“不思保身，恣為淫褻，服食龍虎固真等丹、兔絲子無比山藥等丸，燥毒致死”。《明太祖實錄·魯王傳》對此毫無隱諱，稱：“年十五之國。服金石藥致毒傷目，至是疾作而薨。”再如，宋訥擔任洪武朝國子祭酒，《宋訥傳》記“頗以年老怠事，嘗寒，附火，火燎脅下衣，至膚始覺”，對其因寒附火至被火灼膚的窘狀也如實記載下來。

第三，客觀評價人物行實。《明實錄》凡例規定傳記的編纂宗旨“蓋見其行實善惡，務合公論”，《明太祖實錄》人物傳基本做到了。《方國珍傳》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方氏失敗的原因，其文稱：“國珍與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同邑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永嘉丘楠輩。惟丘楠頗廉慎，余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其兄弟子侄分治二郡，政刑租賦率任意為輕重。侄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兄國璋弟國瑛居臺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為富家計。”對方氏失敗的原因分析透徹，深得明代萬歷時焦竑的認可，故焦竑在《國朝獻徵錄》中未采納宋濂《方公神道碑》，而是選取了《明太祖實錄》中《方國珍傳》的內容。對開國功臣的功過，《明太祖實錄》亦作了較為客觀的評價。如《朱亮祖傳》載：“亮祖性剛勇，善騎射，所至奮不顧身，故能成佐運功。然寡學術，所為多非禮。”既記其功，又不掩其過。《華高傳》中記，“高為人性怯，嘗命從征，或稱病不行，或以不嫻熟水戰辭，或以無子為請。又頗以不廉聞”，對華高怯懦畏戰的表現也做了如實記載。

（二）編纂主旨

《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中與朱元璋形象相關的人和事都做了改寫、刪減和美化。朱元璋出身低微，個性殘暴，曾臣服龍鳳政權，在戰爭階段和治國理政中存在諸多決策失誤和治理不當之舉，然實錄傳記中將與朱元璋形象相關的史實皆做了改寫加工。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元朝派張昶招降朱元璋的吳王政權，實錄中的《張昶傳》將“張昶招降”的情節隱沒。明初人劉辰的《國初事跡》中記：“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合謀……專宣誥書。……太祖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我民，將出廢之。’昶無一言……數日后，太祖謂劉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賢人與我。爾等可與之議。’及出，乃張昶也。”朱元璋吳政權時期，元朝派遣張昶等人來宣布誥命，朱元璋無意與元朝合作，將馬合謀等殺死，因張昶有才而留用。實錄《張昶傳》又將此事件情節做了大量刪減，作：“以奉使來。上與語，初默然。后見其才敏，留用之。”傳記刪掉了元朝招降的重要史實，目的就在于始終維護朱元璋的神圣形象。朱元璋以殘暴的方式對待開國功臣的行為，實錄隱沒了事實真相。如朱元璋自撰《永嘉侯壙志》，記錄開國功臣朱亮祖被朱元璋鞭死一事，“使鎮嶺南，作為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而《明太祖實錄》中《朱亮祖傳》卻稱“上以亮祖功臣，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德鄉，未幾以病卒”。實錄為了突出朱元璋的美好形象，傳記的編寫還采用移花接木法，把他人的嘉言善行替改成朱元璋所為。如《明太祖實錄》的《劉基傳》載：“楊憲等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基，且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誠如圣見’。”張昶和楊憲向朱元璋歌功頌德，勸說他及時行樂，朱元璋批評他們是想當欺騙秦二世的趙高。此言實出自劉基之口。黃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記作：“張士誠平后，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頷之。”通過此文，可知劉基敏銳察覺到張昶的謀逆不軌，勸告明太祖要警惕，但實錄為了彰顯明太祖的智謀，卻將劉基的話記為出自朱元璋之口。

三、文獻價值與存在的不足

（一）文獻價值

明人王世貞評價實錄稱“其敘典章述文獻，不可廢也”，其中“典章”指的是實錄中記載的典章制度；“文獻”中的“文”指“文章”，“獻”指“賢者”，此處指的是實錄中對本朝人物事跡的記載。汪由敦曾在清初參與編纂明史，在《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中說：“實錄（注：指《明實錄》）編年系日，事跡厘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為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由此可見，《明太祖實錄》的人物傳記也具有這樣的文獻價值。

其一，表現為豐富的史料價值。《明太祖實錄》成書于明代前期，除了著錄功臣權貴者外，還詳細記錄了方國珍、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張士誠等人，他們與朱元璋皆是元末群雄，最終被朱元璋消滅，他們的傳記資料為我們分析朱元璋的成功原因提供了寶貴參考。《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還記錄了一些普通吏民，如河北籍官員道同、真定孝婦韓太初妻等，為后人認識明代初期普通吏民事跡亦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此外，《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中還保存了一些朱元璋詔敕誥命，可為考察明初政治提供參考。如《秦王傳》中就收錄了朱元璋冊命：“朕自即位以來，列土分茅，封建諸子。爾以年長者首封于秦，期在永保祿位，藩屏帝室。”朱元璋效仿周朝開展分封制，以期藩屏帝室。分封制本是明代政治特色，然而最終導致明初的政治危機。

其二，表現為一定的校勘價值。明代后期的傳記類文獻，在記述明初人物事跡時，皆從《明太祖實錄》傳記而來。《國朝獻征錄》有35篇人物事跡抄自《明太祖實錄》，《本朝分省人物考》有25篇人物事跡抄自《明太祖實錄》。《明史》的編纂以《明實錄》為基本依據，《明史》中的明初人物傳記也多直接或間接來自《明太祖實錄》。可見，《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可校正《國朝獻征錄》《本朝分省人物考》《明史》等史傳文獻的相關記載。

（二）存在的不足

第一，統治集團部分核心人物事跡刻意漏收。洪武朝統治集團部分核心人物其人其事由于涉及朱元璋形象或皇家秘辛，被有意脫漏。如皇太子朱標的事跡即被脫漏。朱標于洪武元年被封皇太子，洪武初便廣泛參與政事，明太祖曾下令“諸司今后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朱標死后的謚冊中載其“分理庶政，禆贊弘多”。朱標擔任皇太子長達24年，對洪武朝政做出了很多貢獻，然其卒后實錄書薨而無傳。

實錄人物傳記的選取有嚴格的標準，人物的政治立場是能否入選的重要條件。朱標的漏選，是政治立場不同導致的。《明太祖實錄》二修本、三修本皆是在朱棣統治的永樂朝修成。朱棣通過發動靖難之役，從建文皇帝朱允炆的手中奪取皇位。朱允炆是朱標之子，因而，朱棣與朱標的政治立場完全不同。《明太祖實錄》中朱標事跡被刪減，導致傳記脫漏。官修史書遵循為帝王諱的原則，李善長等15位公侯大多因胡藍黨案牽連致死，實錄為掩蓋明太祖濫殺功臣的事實而刻意脫漏以上諸人的傳記。《明太祖實錄》中記述李善長的罪狀，稱“胡惟庸謀亂，善長‘匿不以奏’”，“知胡陳不軌，又為謀主”，又記“善長有過，詔累宥之。善長益恃恩。時京民通惟庸作亂者，法當徙邊，善長受奸民贓，數奏請給其親。又從掌都督府事，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營第宅，和攘臂大怒曰：‘非奉命，太師敢擅發兵耶’，善長慚謝。至是事敗，善長益危懼”。然李善長卒后的第二年，解縉代王國用撰《虞部郎中王國用論韓國公冤事狀》。李善長之死，被史家稱為洪武朝一大冤案。明太祖殺戮功臣的行為，恰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再現。實錄為了維護朱元璋的圣君形象，將其殘酷濫殺功臣的事實掩而不書，導致實錄中部分公侯傳記脫漏。

洪武三年頒發功臣免死鐵券（圖片來自網絡）

第二，傳記內容與編年紀事部分重復。《明太祖實錄》以編年紀事，人物傳記附于具體時間之后，傳記內容與編年紀事部分相互呼應相互補充。然書中存在傳記與編年紀事內容重復的現象。如《明太祖實錄·楊璟傳》中收錄了一篇敕諭：“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先于潞州喪師，及攻覃垕寨久不能克，進攻瞿塘又不料敵虛實，深入重地，以陷士馬，難與賞格。”該敕文還出現于《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原文載：“惟營陽侯楊璟……不與賞”，“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常失利，……爾先于潞州失陷軍馬及攻覃垕寨久不能克，進攻瞿塘又致覆敗，較之保寧之功不足以掩過。”再如《明太祖實錄·徐達傳》詳細記載徐達在洪武開國前后的征戰履歷，還收錄了三篇皇帝誥敕。《徐達傳》所記內容多與實錄編年紀事部分重合。如對消滅張士誠的“姑蘇之戰”的記載：

《徐達傳》：

達親率馬步兵，及遣舟師水陸并進，營于葑門，分遣別將軍于婁、胥、閶、盤諸門。又筑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筑臺三層，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炮，著物無不糜碎，礟風著人皆死。

《明太祖實錄》丙午年十一月條：

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云龍軍胥門，湯和軍……四面筑城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筑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炮以擊之。

可見，《徐達傳》與實錄紀事部分，在記載順序、用詞方面重合頗多。

正德間繪徐達冕服像，今藏于南京市博物館

分析實錄中紀事部分與傳記重復的原因，《楊璟傳》中皇帝詔敕的重復問題，當是由于官修書籍成于眾手，實錄紀事部分和傳記分別由不同史官編寫，且實錄體量過大，前后校閱不易，因而前后重復收錄。《徐達傳》與實錄紀事部分的重復問題，原因復雜，推測一方面在于徐達身份的特殊性，他既是洪武開國功臣之首，又是實錄總指揮朱棣的岳丈，史官為討好朱棣，將徐達事跡完整詳細地保存于實錄中；另一方面是受史料所限，徐達的征戰事跡僅存于明朝官方留存的檔案記錄中，傳記的編寫無其他資料可依，從而導致實錄傳記與紀事部分的重復。

第三，個別記載存在訛誤。《明太祖實錄》中的人物傳記在時間、地名、人名、數字等方面存在訛誤。如《張以寧傳》中記：“登元泰定辛卯進士第。”檢元朝泰定時期，并無“辛卯”年，楊榮《張以寧墓碑》中記作：“登元太定丁卯進士第。”張以寧《胡太常歲月日記序》中自言“以序忝泰定丁卯進士”，可確證《張以寧傳》所記“辛卯”誤。《梁寅傳》記：“年八十二卒。”《明史·梁寅傳》也與此同。然石光霽《石門先生行狀》中載“先生生元大德癸卯年間”，“以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二月二十四日終，葬于崇教鄉含珠堆之原，壽八十七”。而黎卓《梁石門先生集后序》也與行狀所記相同，考隆慶《臨江府志》的《梁寅傳》寫作“卒年八十七”。梁寅生于元大德癸卯，乃大德七年（1303年），卒于洪武二十二年，當是八十七歲，則《梁寅傳》作“八十二”誤。

余 論

清初官修《明史》以《明實錄》為基本史料，《明史·列傳》參考《明實錄》人物傳記編纂而成。比較《明史·列傳》與《明實錄》人物傳記，二者既有聯系也有不同。《明實錄》人物傳記是《明史·列傳》的史料來源，二者之聯系一目了然。而二者的不同點則值得分析：第一，傳記的編排方式不同。《明實錄》是編年體史籍，于具體時間下記載人物卒時并附載人物事跡，系時準確；《明史》是紀傳體史籍，傳記作為單獨類目，獨立于紀事內容之外，清晰明了。第二，《明太祖實錄》編纂于明代永樂時期，人物傳記以原始檔案、傳主墓碑文為依據，傳記內容翔實全面；《明史》編纂于清朝初期，以《明實錄》及明朝中后期的史傳文獻為依據，紀事簡潔明了。如《明太祖實錄·陳友諒傳》之末記載一則逸事：“友諒之初起也，其父甚恐，曰：‘汝一捕魚兒，欲圖大事，吾不愿也。何不守汝故業。’友諒答曰：‘昔有術者，觀先世葬地，謂我當富貴，今正其時。’”而《明史·陳友諒傳》則記作：“友諒之從徐壽輝也，其父普才止之，不聽。”比較可知，《明太祖實錄》紀事翔實生動，《明史》紀事簡潔客觀。第三，《明實錄》是明朝人編本朝史，因而史官秉持為尊者諱的原則，諱言帝王之失；《明史》由清朝官員編寫，對明代帝王過失則毫不避諱。如《明太祖實錄·汪廣洋傳》中記，因廣洋有罪，明太祖將其貶居海南，中途賜廣洋書，“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明史·汪廣洋傳》則記：“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賜敕誅之。”可見，實錄為了掩蓋明太祖之殘酷，只記汪廣洋自縊而卒，《明史》則徑直記載廣洋被賜死。再如，方克勤于洪武四年被征至南京，奉命任濟寧府知府，在任期間為政清廉，洪武九年（1376年）因受空印案的牽連，病卒于獄。《明史·方克勤傳》載：“以空印事連，逮死。”《明太祖實錄》則通過隱沒方克勤的事跡的方法，回護明太祖之過。

《明太祖實錄》人物傳記依據傳主墓志碑銘、官修史籍、私人著述等早期原始材料編寫而成，內容豐富翔實，是研究洪武朝政和明初人物的基本史料。但涉及明太祖帝王形象等問題時，實錄的客觀性受到一定影響，需結合《皇明開國功臣錄》《明史》等史傳文獻，考辨正誤后，再行利用。

作者簡介

白麗萍，河北師范大學圖書館館員，主要研究明史、歷史文獻學。

編輯 | 孫佳琪 張繼元

審核 | 金久紅 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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