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6日清晨,滬寧線上空還飄著薄霧。安亭小站的檢票口前,一個相貌斯文的中年男子剛跨出車廂,幾名便衣一擁而上將他按住。男子愣了三秒,只低聲嘀咕一句:“怎么會是你們?”抓捕命令上寫得清楚——河下谷清,日本特務,潛伏八年。
這場收網行動的源頭,是一封來自南京的親筆信。落款“許世友”。字不多,只有一句話最醒目:此人非抓不可,速查速辦。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看完,當即批轉公安局,專案組由此成立。
時針倒回一年。1957年8月上旬,南京軍區大院來了一位灰布軍裝的中年干部,名叫徐永卿。門崗通報后,許世友爽快答應見面:老膠東人,總歸是自己人。傍晚,兩人把酒對桌,灶間燉著野味,窗外蟬聲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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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我在上海碰見一個怪人。”徐永卿放下酒盅,眉頭擰成一團。“要不是那張臉,我真以為看花眼。”許世友讓他把細節捋一遍。徐永卿講得干脆:虹口三角地菜市場,匆匆一瞥,認出昔日在濟南鐵路局同事——日本特務河下谷清。
徐永卿并非普通老兵。抗戰初期他受黨組織派遣,打入濟南鐵路系統搜集情報。那時,日偽絞殺地下黨,特高課摞起文件堆也查不出個結果,便決定放長線。河下谷清就在這背景下空降,頂著“吉林出生、厭戰青年”的假身份,一口東北腔,中文順溜,連煙癮都裝得逼真。
幾年里,河下谷清靠著“熱心幫忙”混進中共小組,甚至成了所謂“中日青年反戰聯盟”的核心人物。地下黨有人對他心存戒備,也有人被他的“良知”打動。1943年,徐永卿準備張貼反戰標語時求助于他,結果落入陷阱,險些沒命。押送途中,徐永卿憑少林拳硬是掙斷繩索,跳車逃出,后來輾轉到膠東參加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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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徐永卿先在魯中南打游擊,解放后調福建工廠當副廠長。1957年8月,他去上海水產學院辦事,公交車搖晃到四川北路,下車換乘時那道背影闖入視線。多年噩夢翻上心頭,汗毛直豎。他一路追進菜市場,卻讓對方鉆進人海。
回南京后,這樁舊賬越想越不對勁,于是有了那頓酒、有了那封信。許世友深知老牌特務的可怕:“確認?”“絕不會錯!”徐永卿用力點頭。第二天,他寫了七頁材料,許世友親筆批注,加蓋公章,掛號寄往上海。
柯慶施閱后,將任務交給市公安局長黃赤波。經驗老到的偵查員吳一竹挑大梁。他先跑福建,把徐永卿的記憶掏了個底朝天;再飛回上海,在虹口布控四十余天,毫無所獲。專案組氣氛一度低迷,甚至懷疑認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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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僵局最深時,一份勞改農場的舊檔案解了渴。偽滿特務樸汝春供出:河下谷清曾炫耀在上海有個浙江籍舞女妻子。線索雖模糊,總算有了突破口。專案組翻遍當年舞女登記薄,一口氣拉出七百多名浙江籍女子,再沿著舞廳老板、舊識鄰里逐戶走訪。人臉似、口音像,卻次第被排除。
轉機源自群眾。一名鐵路工人樊純方寫信到派出所,稱在舊貨市場看見一個修理電器的老板,樣貌酷似河下谷清,但對方自稱上海土著,名字叫“尤志遠”。幾日內,又有兩封匿名信指向同一人,還提到此人曾逼迫印刷偽幣。三份線索疊加,專案組果斷布控。
蹲守第五天,目標買到去北方的車票。于是一幕開場——安亭車站,便衣合圍。抓捕時,河下谷清極力否認。吳一竹遞上舊照,對比無誤;徐永卿隨后進屋,一聲低喝:“你認得我嗎?”對方沉默,脊背明顯一弓,嘴唇顫了半刻再無話。
審訊里,河下谷清坦承:1945年日本投降,他自覺難以向東京交差,干脆留滬潛伏。先后開鐘表鋪、電器鋪,靠技術吃飯,順帶打聽情報。1957年春,日本駐港情報線曾與他接觸,答應提供經費,他躊躇未決。正準備北上投靠一家國營廠,以技術顧問為名再度伺機活動,不料半路被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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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底,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戰爭罪、間諜罪判處河下谷清無期徒刑。押解那天,他提出一個請求:“請給許將軍捎句話,我服。”看守無語,只把他推上囚車。
二十年后,1977年秋,河下谷清因身體狀況獲特赦,遣返回國。回到東京,他繼承親族遺產,日子衣食無憂,卻常在講座自白侵華罪行,對舊日上司的復辟邀約全數拒絕。熟人問及原因,他說:“若無那封信,我早已走不出仇恨囚籠。”
一紙急電,一場追捕,一名老間諜的浮出水面,再次提醒了人們:戰爭雖終,暗影猶在;警覺若失,舊敵或悄然回潮。許世友的決斷,替上海關上了一扇暗門,也為那些因潛伏而逝去的無名烈士,贏得遲到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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