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12日清晨,北京西直門外的招待所格外安靜。四十五歲的謝偉才拎著一個舊帆布包,來不及吃早飯就匆匆走向八一電影制片廠。他要去試鏡,角色只有兩個字——“粟裕”。門衛悄聲提醒:“從全國挑,只要一個人。”這句話像一陣涼風,讓人清醒,也把他多年舞臺磨出的定力瞬間點燃。
半個多世紀前,七歲的他同樣在兵荒馬亂的晨霧里趕路。1948年冬,淮海戰場上硝煙未散,國民黨少校謝德貴的兒子在接應隊伍中走散。小小年紀的謝偉才被解放軍帶回收容所,方言里帶哭腔地問:“叔叔,我能見到爸爸嗎?”沒有答案,倒是冒著熱氣的小米稀飯先端到了面前。這碗稠粥日后常出現在他夢里,成了他心底“軍人”二字的原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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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里安穩不到一年,他又偷跑去了南京。路上靠乞討混口飽飯,腳底磨破也不敢停。可當他終于在中山東路向一名國軍憲兵問路時,卻換來一頓呵斥。“國軍不如共軍對我好!”童真一句話把自己送進了看守所。黑暗潮濕的牢房里,他第一次意識到:不同軍裝背后,人心的冷暖可以天壤之別。
時間來到1949年初春,解放軍第二次解放南京。灰墻上的鐵鎖被打開,謝偉才又被帶回部隊。沒人責怪這孩子的兩次“叛逃”,反而有人拍拍他的腦袋:“跟著咱們走,不會餓肚子。”部隊文工隊正缺小演員,機靈勁十足的他被留了下來,從翻跟斗學起,嗓音夾著湖南腔的唱腔總能逗戰士們樂。
部隊舞臺上摸爬滾打十幾年,1970年代轉業到濟南軍區前線京劇團。他唱老生,也演小丑,臺下不斷做功課,逢節假日就鉆進圖書館借書練字。有人感慨:這人不像在“混日子”,倒像在攢一股勁兒。轉機悄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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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冬,中央電視臺播放話劇《萬水千山》,謝偉才一連看三遍。幕落燈亮,他跑到后臺向老演員討教。對方只拋來一句話:“你的身段夠硬,文化底子差點,得惡補。”這一句話比軍號還響,他隨后把演出津貼全換成書:戰爭回憶錄、將帥傳記、表演學筆記,一摞摞碼在床頭。
第二年收到八一廠的電報,他先是懵,繼而豁出去:“走著!”化妝間里,師傅拿著粟裕的大幅黑白照比對,忽然笑道:“眉骨、下頜線,都有戲。”一句“有戲”讓他心里熱辣。可真到鏡頭前,一身軍裝的他怎么看都像個“年輕營長”。導演試拍完點評:“神似,氣質空。”說完遞來一疊史料,“回去啃,啃透了再來。”
夏天的濟南悶熱,他關著窗把《名將粟裕》等書翻了又翻,邊讀邊對著鏡子練神態。1957年在志愿軍總部遠遠見過粟裕的畫面浮現——大將服、挺身板、目光略帶笑意卻鋒芒畢露。那份感覺被他一點點揣摩,臺詞改成帶湖南味的普通話,眼神先溫厚后銳利,一招一式都扣細節。8月下旬二度進京,導演看完樣片只說一句:“定了,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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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大決戰》劇組封閉拍攝。淮海戰役指揮所的燈光亮起,謝偉才舉著地圖,鏡頭緊貼臉部。他壓低聲線:“告訴邱清泉,打不好,他那兩個整編師就得全軍覆沒。”劇組氣氛瞬間緊繃,年輕群演悄悄咽口水——這哪里是演員,分明是粟司令親臨。
拍攝間隙,劇組安排他去拜訪粟裕將軍夫人楚青。1990年11月16日,上海武康路的老洋房里,楚青用家鄉腔招呼:“偉才同志,請進坐。”飯桌上,粟裕的兩個小孫子放學歸家,見這位陌生叔叔愣了好一陣。忽然小孫子瞪大眼睛喊:“像!像我外公!”稚嫩聲音把客廳的氛圍點燃,楚青眼眶微濕,輕聲答:“孩子沒認錯,這就是演你外公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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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戲,《大決戰》1991年公映,全國影廳排隊長龍里,不少老兵看完泣不成聲。片尾亮字幕,謝偉才三個字引來掌聲,卻沒有花絮,沒有解說。觀眾只記住那雙在戰火里透著果決的眼睛。有人評價:那不是簡單模仿,而是把粟裕“活”過來了。
此后十余年,凡是解放戰爭題材需要粟裕形象,導演首先想到的總是他。電視劇《大轉折》《解放》《戰將》里,他沒有停留在原地,每一次都會因劇本不同而調整語速、眼神甚至走路姿勢。有人問他揣摩人物的秘訣,他笑著擺手:“書在那兒,人都在書里。”
回到生活,他不自詡名演員,依舊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軍裝去社區教青少年打腰鼓。偶爾路人認出,上來敬一個軍禮,他輕輕回禮,不多言。演員謝偉才終歸是普通人,可屏幕里的粟裕將軍卻借他的身形,繼續在記憶里指揮千軍萬馬——這大概就是特型表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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