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下旬,北京余溫尚存的冬夜里,一份寫著“加強電子工業,力爭三年上馬”的中央辦公廳文件被緊急送往中南海。文件上列出了七家電子骨干廠,南京無線電廠赫然在列。就在文件送達后的第十五天,一場讓廠里上下至今念念不忘的參觀活動悄然鋪開。
幾個星期后,即1956年1月11日凌晨5點,南京城燈火寥落。廠區宿舍內,電話鈴聲劃破寂靜。槐亞東迷迷糊糊抓起聽筒,江蘇省委值班員只說了一句話:“今天上午,有位中央首長來看你們的生產線,務必保證正常開工。”對方沒有透露名字,匆匆掛斷。
寒風灌進窗縫,槐亞東一時睡意全無。他披上大衣沖出宿舍,腳下的青石板微微打滑,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不到六個小時,真正的“當家人”就會出現在機床旁。
天色剛亮,廠部會議室燈光通明,中層干部圍成半圈坐好。槐亞東抬腕看表,7點正:“省委通知,中央首長視察。紀律只三條:崗位不許亂動,工序一切照舊,全員隨時待命。”話音落,眾人一陣竊語,“中央首長”三個字在空氣里打轉,卻沒人敢開口追問。
緊接著,保衛科接管大門,工具車間、組件車間同時發出低沉的機床聲,所有人都刻意把節奏放緩,既緊張又克制。
8點35分,第一輛吉姆指揮車滑進廠區。隨后,一溜兒高級轎車跟進,車尾還掛著些路上的塵土。槐亞東迎著寒風奔過去,一抬眼,灰呢大衣、熟悉的面龐、和藹的笑容——正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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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槐亞東?”主席開口。
“報告主席,是的!”他用力握住那只溫熱的大手,卻激動得一時說不出更多。
毛主席輕輕一笑:“槐亞東,好名字,亞洲讓你占了一半。”幾句調侃,把剛才緊繃的氛圍化成了暖流。
按照秘書處的行程,第一站本該去廠部辦公室聽匯報,但毛主席擺擺手,徑直要求進生產車間,“先看看工人,別耽誤他們”。腳步匆匆,陪同人員只得改道。
工具車間里,十幾臺精密鏜床發出均勻的嗡鳴,切削油在鐵屑間滑落,一片忙碌。毛主席走到吳展興身后,傾身細看。吳展興正用劃針在鋼板上畫線,冷不丁感到背后有人,他剛想起身,毛主席已輕聲問:“這套機床產自哪里?”
總工程師李奉賢趕來回答:“蘇聯生產。”
“咱們自己能造了吧?”
“上海那邊能試制,批量還早。”
“要爭口氣,把它做出來。”毛主席語氣不高,卻鏗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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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間里有人抬頭,有人低頭憋著笑。為什么笑?因為毛主席的步子太快,秘書的筆記本差點從口袋里甩出去。這樣的場景,后來成了廠里茶余飯后的趣談。
換到總裝車間,散布在操作臺上的成品工件被一張張牛皮紙包住,紙面寫著“張”“劉”“毛”不一而足,既是工序標記,也是質量回溯。毛主席掃了一圈,目光突然停在一個包裹上,指著問:“這是給我準備的?”
車間主任陳奉桂愣住,下意識答道:“主席,這、這不是禮物,是檢驗編號,寫的是操作工姓氏。”
恰好那位操作者名叫毛丑牛,被推到前面,臉紅得像爐火。毛主席哈哈一笑:“那咱們算本家。有意思的是,毛字還真管用了,一看就是合格品。”周圍人也跟著笑,緊張瞬間消散。
視察繼續。主席對著收音機半成品多看了幾眼,“這東西將來每家都要有一臺,那時就能隨時聽新聞了。”有人把這句話記在了筆記本上,后來它成為南京無線電廠拓展民用市場的動力之一。
11點40分,整個行程逼近尾聲。毛主席在廠區廣場同職工揮手道別,最后對槐亞東說:“節約、創新、團結,三件事不能丟。”汽車發動,緩緩駛出大門。聚在廣場上的工人沒有立刻散去,寒風吹過,呼出的白氣在陽光下蒸騰,像剛才那場短暫而熱烈的歡聚。
當天下午,廠里臨時安排總結會。有人問起為什么主席偏要看生產線而不是聽匯報,槐亞東回憶:“主席說,機器聲音比人聲音真實。”這句話后來被刻成木牌,掛在車間門口,警示工人以產品說話。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參觀意外催生了廠史上的兩項改變。
一是節油循環槽。毛主席提到“該節約的要節約”,動力科當天晚上就對機床冷卻油回收系統做了改進,減少損耗近三成。
二是質量簽名制。工件署名原本只是便于檢驗,參觀后被正式寫進廠規:誰加工,誰在工件上留下姓氏;合格就是榮譽,次品便是責任。短短一年,這套制度讓成品報廢率降到百分之二點八。
時間線繼續往前推。1957年夏天,第一批“熊貓牌”五燈收音機小規模投產,外殼上那只憨態可掬的“黑白熊”出廠即售罄。設計師開玩笑:“要不是主席那天說‘每家都要有一臺’,哪來這么大干勁?”
到1960年,“熊貓牌”年產量突破十萬臺,出口東南亞。外貿處辦過一次用戶座談,一位緬甸華僑寫信稱:“南京的熊貓收音機,聲音里聽得到長江的水汽。”這話雖帶詩意,卻也實在,因為當時的出口制品都經過嚴格的24小時鹽霧試驗,內部零件加裝防潮涂層,確實能抗江南濕氣。
57歲那年,槐亞東把1月11日定為廠慶日。每逢這天,禮堂里舉行先進表彰,墻上掛著黑底金字標語——節約、創新、團結。標語旁邊是一張紅底黑字海報,記錄著1956年那次參觀的核心數據:
·車間4個
·職工872名
·鏜床型號WHN-13,蘇聯產
·首臺“紅星牌”電子管收音機月產144臺
槐亞東晚年回憶寫道:“那天主席一句‘自己造最好’,比車間里的警鈴更響。”雖然這句話出自他本人之手,可在很多老職工心中,確實如此。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車間仍照搬進口鏜床,后續自主制造就會拖慢;如果工件上不寫操作者名字,質量追溯將無從談起;更不用說抱著“進口就先進”的慣性思維,熊貓收音機能否打開國際市場都是未知數。
1956年1月11日的新鮮與熱烈,如今被寫進廠志,也被寫進不少人的記憶。機器聲、笑聲、剎車聲,交錯疊加,像一卷永不褪色的磁帶。它提醒后來者:任何看似偶然的插曲,倘若抓得住,便可能成為工業史中的關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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