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卸任后，彭真接替他的職務，97年生病之際坦言：我一生無憾

1983年6月6日，人民大會堂的橢圓頂燈依次點亮，全國人大新一屆領導機構的選舉進入最后環節。坐在第一排的葉劍英悄悄合上文件夾，目光落在幾排之外的彭真，場內靜得只能聽到翻動選票的沙沙聲。十五分鐘后，宣布結果：七十七歲的彭真當選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掌聲起時，葉劍英微微欠身致意，這一刻標志著兩位革命元勛的正式交班。

葉劍英提出不再連任并非倉促之舉。前年九月，他在黨的十二大上點出“必須有大批年富力強的同志走上領導崗位”。那番話不僅是組織原則，也是他對自身健康狀況的冷靜判斷。早在1981年冬，他就對保健醫生笑著說：“要不了命的病嘛，人老了該換人。”決心已定，一切后續安排也便順理成章。

組織部門列出多位人選，最終鎖定彭真。一方面，他在法制建設與城市治理方面經驗豐富；另一方面，他雖只比葉帥小五歲，卻精神矍鑠、思路清晰。幾位中央負責人商量時贊成者占多數，決定在六屆人大開幕時完成交接。自此，彭真迎來生涯中最后一段高強度“沖刺”。

將鏡頭推回八十年前，1902年10月12日，彭真出生在山西曲沃侯馬鎮垤上村。祖父傅象義本是山東桓臺耕農，1888年連遭旱災，只得舉家西遷，在黃土地邊的窯洞安頓。窮苦與漂泊成了家族記憶，也磨煉了孩子的韌性。家里供不起長學，可還是硬攢錢送他進山西省立一中，啟蒙老師一句“讀書可以改命”讓少年暗暗立志。

1924年，太原創辦“新生社”，彭真背著一個沉甸甸木箱抵臨汾。木箱里既有《共產黨宣言》，也有無政府主義譯本。青年們議論紛紛，他笑著擺手：“咱們得自己挑條路，選錯了要負責。”這句平實的話，把一場枯燥理論課變成熱烈研討。書頁翻動聲里，他與同齡人迅速成長。

斗爭最驚險的篇章發生在1929年。因叛徒出賣，他和二十余名同志被押往河北省第三監獄。昏暗潮濕的小牢房里，“鋪頭”刑事犯隨時呵斥，伙食每天只有糠米飯和咸菜末。彭真卻不肯沉默，他組建秘密黨支部，用法律條文據理力爭，為難友寫申訴書。有人勸他保重身體，他低聲回答：“能多保一個人，就值。”那段日子，他三次絕食抗議，吐血、痢疾輪番折磨，仍挺過六年牢獄。

1935年獲釋后，他奔赴北方敵后，歷任天津市委書記、順直省委代理書記。抗戰時期進延安，1945年又在黨的七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層級一步步攀升，他卻始終保持簡樸作風。賀龍曾笑稱：“找彭真談哲學要有心理準備，他一講就是半天。”話雖打趣，卻道出同僚對他的敬重。

新中國成立后，彭真在北京主政時間長達十五年。1956年，討論首都遠景規劃，一部分人嫌路修得寬，他提出不同意見：“幾十萬輛汽車怎么辦？眼前寬是富余，將來窄是浪費。”還提醒技術人員預留停車場、地鐵通道、綠地水系。時隔數十年，事實印證了他的判斷。

離開北京市委后，他被安排分管人大立法。197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法制委員會，彭真任主任。他堅持“成熟一條通過一條”，既要速度，又不放棄質量。當時有人認為新機構應是顧問性質，他反問：“法律空白能等嗎？”隨后爭取中央批準，抽調青年才俊成立“苦力班子”。不到五年，《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相繼出臺，為社會主義法制奠定基石。

1987年秋，他主動告別中央領導崗位，但每天仍在家中審閱草案。1992年，他第一次大出血住院，醫生擔心病情，他卻輕松招呼警衛：“別忙，我養兩星期還要看文件。”病情反復后，他逐漸減少公務，只在關鍵條文卡殼時提出建議。

1997年春，彭真再度病危。家人守在病榻，他緩緩握住愛人的手，聲音低卻清晰：“我一生沒有遺憾，好好把路接下去。”簡短一句，像他早年的遺書，也像給后輩的叮囑。

從侯馬窯洞的窮孩子到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掌舵者，彭真跨越了革命、建設、改革三個時代。葉劍英將人大主席的位置交到他手里，是政治安排，更是精神傳遞。此后歲月證明，老一輩革命家的“交班”不僅是職位更替，更是一種守護初心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