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山死后30年，3個兒子找到當年舉報者李克才：請為我父親平反

1982年5月的一天清晨，保定市郊外的鄉村路上出現了三位中年男子，車窗外的楊柳剛吐嫩芽，他們卻神情緊繃。車子停在一座灰墻小院前，門匾寫著“李宅”二字。

推門聲微響，屋里傳出一陣咳嗽。三兄弟自報姓名：“我們是劉青山的兒子。”李克才愣了幾秒，隨即放下茶盞，這正是他始料未及的一幕。

父親倒下那一年，大兒子七歲，最小的還在襁褓。槍聲在1952年2月10日下午響起，河北省公審大會當場宣讀死刑，劉青山與張子善行刑完畢。31歲的共和國剛走進第3個年頭，就給全體干部敲下了重錘。

槍聲之前的劉青山，是冀中平原上遠近聞名的“紅小鬼”。1916年，他出生在安國縣南章村，15歲跟隨徐云甫鬧革命。1931年6月正式入黨，第二年便隨紅軍二十七軍參加河北暴動。山河動蕩，他在監獄里硬挺過國民黨的竹簽子，也在抗大課堂里抄寫過劉伯承的筆記。

1942年“五一大掃蕩”，日軍圍困任河平原，劉青山帶縣大隊鉆地道、破封鎖，換回大半個縣的青苗。冀中地委總結戰斗時寫道：“此役劉某用兵果決，群眾威信大增。”正是這股膽氣，讓他在解放戰場上一路升遷。

1949年7月，天津專區改制，劉青山任書記，張子善任專員，李克才被調來當副專員。三人初見時推杯換盞，敬意在酒杯里碰得叮當作響。李克才原以為這是同路人，沒想到幾個月后就心生錯愕。

1949年冬，《人民日報》披露天津運輸木材違規一事。李克才拿報紙追問，張子善搖頭裝傻，劉青山卻大咧咧拍桌：“這是咱們共同決定的，出事也輪不到你頂缸。”一句話，讓李克才寒意上涌。

1950年9月，兩人要挪用10億元地方糧款投資“機關生產”。李克才反對無效。轉年夏天，張子善再以蓋房為名，欲騙貸20億元。李克才據實駁回，卻攔不住對方調來下屬開證明。

苦勸無果，李克才多次奔省里會議表達意見。1951年10月，他遞交公開舉報材料，至此，一樁震動全國的大案露出水面。11月，調查組查出兩人侵吞公款、倒賣物資、霸占戰利品，總額高達21億元。

省委上報華北局時，意見寫著“死刑（或緩期兩年）”。中央召開專門會議，毛主席翻閱案卷良久，低聲道：“死刑。”周總理問：“若有人出來說情呢？”主席答：“不準。”是夜燈光通明，文件上留下一道赤色批示。

1952年2月9日，行刑前的最后談話記錄顯示，劉青山先是獰笑，繼而沉默。臨別時說：“津市局的皮包歸黨，弟弟替我轉交。”張子善則只說了句：“有罪。”第二天，保定東關兩聲槍響，人群默立，無人起哄。

案卷雖結，可家事未了。處決后，省委電話通知：國家撫養長子與次子，每月各15元，幼子隨母親范勇生活。三個名字沿用父親當年的豪情——鐵騎、鐵甲、鐵兵。

七十年代末，平反冤假錯案成為全國工作重點，一些地方出現“久壓舊案”復查。消息傳到范勇耳中，母子聚在一盞煤油燈下議了整夜。鐵兵提出：“去找李叔叔，他當年最清楚。”大哥沒有反對，三人決定啟程。

而今站在李家堂屋，兄弟幾人語氣出奇地平和：“李叔，若真有新情況，請您幫忙說明，父親若有功大于過，也該寫清楚。”李克才沉默很久，只回答了四個字：“資料不會假。”

說罷，他取出塵封已久的牛皮紙檔案袋，里面是1951年調查組的一手原件：進賬日記、走私合同、偷稅賬冊，每一頁都蓋著當年的公章。李克才指了指封皮：“吉林木材、天津糧款、詐騙貸款，一項都沒少。”短短一句話，讓屋里連壁鐘都停跳般安靜。

接下來幾周，李克才重新核對舊案，復查結果上報河北省紀委。結論沿用原判：定罪準確，量刑適當，不予平反。州署存檔文件給三兄弟各留一份，白紙黑字，蓋著最新的鋼印。

1982年秋天，劉鐵騎回到天津工廠，工友問起此行，他只是搖頭。劉鐵甲隨鐵路工程隊出差太原，閑聊中有人提起父輩，他淡淡一句：“該負的賬，早在1952年就結了。”鐵兵已在武警部隊服役，周末寫信回家，信紙里只談訓練，沒有半字自憐。

從1949到1952不過千余日，昔日紅軍英雄跌落谷底，一支筆、一封舉報信、一紙判決書，把“吃苦在前”與“特權享樂”截然分開。劉青山的遲悟來得太晚，子女的探尋也終止于檔案柜。

這場風暴留給干部群體的陰影，遠比留給劉家三兄弟的痛更濃。人們常說“功與過難兩全”，可在1952年的槍口前，尺度只有一條：誰動了人民的賬本，誰就要付出生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