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的一天,衡水火車站月臺熱浪翻滾,一位腿腳微跛的老干部提著舊皮箱擠出車門,站臺工人喊了聲:“李專員,好久不見!”灰塵里,他抬手算作回應。年青干部好奇,這位看似普通的“李老”,何以能讓地方報紙頭版提前印好歡迎詞。
不久前,省委通知下達到衡水:李克才恢復職務,任地區行署副專員。有人竊竊私語,“這位爺當年可惹過大事。”可故事到底怎樣,樓道里說不清。點名會上,李克才只說了句:“到基層,先把糧油帳目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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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針撥回1951年11月21日,保定師專禮堂燈火通明,824名干部坐得滿滿當當。臺上,一個中等個子、聲音沙啞的副專員掏出厚厚材料,足足講了五十多分鐘,把劉青山、張子善的貪賬攤在眾目睽睽之下。臺下的張子善臉色青白交錯,指節捏得發白,額頭細汗直冒。
劉、張何許人也?一位是天津專區黨委書記,一位是行署專員,戰爭年代沖鋒在前,建國后卻換了算盤:機場工程款21億元舊幣被挪成所謂“機關生產”;干部家屬救濟糧卡在手里,折價1億4000萬又裝進小金庫。三年下來,兩人吞掉171億舊幣——這筆錢能讓五十萬人吃飽一個月。
李克才原先對這兩個“老紅軍”敬佩得很,可越近距離接觸越心寒。幾次提醒無果后,他家門口忽然出現厚厚的“奶粉錢”。張子善拍著他的肩,“哥們,犒勞嫂子。”李克才臉一沉,把錢推回去。“李副專員,何必當真。”張子善笑得客氣。李克才心里清楚:再裝睜眼瞎,遲早要出事。
三天后,李克才揣著舉報材料,敲響省委大院重門。主管紀檢的薛迅接過材料,一頁頁翻,眉頭越蹙越緊。她盯住來人,“敢擔保字字屬實?”李克才背脊挺直,“我向毛主席保證。”那天夜里,薛迅把材料貼身放進皮包,燈下沒再說一句話。
1951年11月29日深夜,張子善在天津被帶走;12月3日,剛從國外回來的劉青山在車站落網。河北省委很快呈報中央:建議處以死刑。華北局附注“可緩期兩年執行”,給中央留了余地。毛主席看完報告,放下紙筆,輕輕一句:“非殺不可。”顧年堂會議室里,沒有人反駁。
1952年2月10日正午,保定體育場擠進兩萬多人。臨時法庭宣讀完罪狀,人群爆發出雜亂口號。押赴刑場前,監獄長端來最后一頓熱菜,劉青山低聲問:“還能見孩子嗎?”答復很干脆:“子女由國家撫養。”下午一點多,兩聲槍響震得雪霧炸開,35歲的劉青山、37歲的張子善倒在柏油路旁的硬土上。
案子終結,可李克才心口吊著石頭。回到辦公室,他寫長文登在《人民日報》,檢討自己“勸阻無果便想抽身”的軟弱。他常念叨,“身邊人只會拍馬屁,再大的功勞也會毀掉一個人。”
時間走到1983年秋,滄州行署常務副專員沈志鳴提著厚信封敲開李克才的門,里面裝的是有關平易杰的舉報材料:公家家具被搬進私宅,三年花36萬元租奔馳車供自己出行。一看完,李克才呼地站起,“和當年那兩個人一個德行!”第二天,他提筆寫信直寄中央紀委,并鄭重署名。幾個星期后,調查組進駐,1995年5月新華社通稿發出:平易杰被撤職。
外界議論李克才“得罪人”,可他日子過得拮據得很。工資30年不挪級,家里幾間瓦房漏雨,他不讓辦公室給自己翻修。下鄉調研,用餐必按標準付款,剩菜不許出現。有個司機偷懶開小灶,被他發現后直接停職三個月。有人私下嘀咕他“軸”,他笑著擺手,“規矩在這兒,繞不過去。”
晚年,李克才收到《中國紀檢監察報》的題詞邀請,他不假思索寫下十六字:“無私無畏,敢講真話;揭露腐敗,不徇私情。”字跡遒勁,墨跡未干,他抬頭沖前來取稿的年輕編輯擺擺手:“記著,咱們是共產黨人,別怕得罪壞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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