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日凌晨,閩西山區的氣溫已降到零度以下,61歲的湖南漢子李紹為仍握著鋤頭在碎石里揮汗。他算盤很簡單:再挖半月溝槽,攢夠路費回家過年。
此時距離他離鄉僅兩個月。上一年11月,一個自稱能日結七十元的包工頭把他和55歲的發小左家兵騙到福建龍巖。兩人一輩子務農,年紀輕了時趕集挑擔,如今老了還得四處找活,這是無奈,也是慣性。
先頭幾日便露出蹊蹺:泥土薄、石層厚,約定的“三塊一米”變成“八十公分深起步”,還必須鉆孔放炮。干到手腫如饅頭,一天到晚只挖出幾米溝,結賬卻只被塞了五塊“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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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最怕兩件事:受傷和欠薪。李紹為想走,可身上的七十元連車票都買不起。元旦前夜,工頭丟來幾斤散裝白酒,說是慰勞。人困馬乏、愁緒難解,大家就著冰冷的豬頭肉灌了下去,左家兵喝得最多。
第二天一早,甲方老板一句“想烤火就回家去”把他們趕到工地。落差與寒意雙重襲來,左家兵突然雙腿發軟,被抬上救護車。診斷:重度腦溢血。醫生張口就是兩萬元押金,眾人摸遍口袋只有可憐的幾百元。
龍巖市第一醫院的走廊里,李紹為紅著眼眶向醫生央求,“能不能先救人,錢回頭補?”醫生無奈搖頭:“先交費再手術。”時間一分分溜走,左家兵的呼吸越來越弱。
幾名老鄉合計:即便湊齊錢,成功率也不到一成,還會背上巨債。天人交戰后,他們選擇放棄。拔掉氧氣管時,左家兵淚水順著臉頰滴落,像在告別。三個小時后,心電監護歸零。
南方的夜風呼嘯,幾雙粗糙的手把一百三十斤的遺體悄悄從四樓背下。李紹為頂著悲痛,硬是負重奔跑,一路汗透棉襖。伙伴們幫忙攔了摩托車,直奔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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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買了五張硬座票,用被褥蓋住遺體,只灑點白酒遮味,裝成醉漢。廣州站燈火通明,幾名巡警發現幾個人蹲在墻角給“醉漢”纏膠帶,才看穿實情。
派出所里,李紹為拉著警察的手,低聲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尸,我得把兄弟送回家。”警察弄清始末后,批評其擅自運尸不當,卻沒再追責。
左家兵的兩個兒子聞訊趕來,接過父親已經發硬的手,也接過那疊整整齊齊的1400塊血汗錢。父子相擁痛哭。悲慟過后,情緒轉向埋怨:為何不早點打電話?為何擅自帶走遺體?調查責任怎么辦?
猜疑在空氣里彌漫。有人甚至質疑李紹為拿了老板“封口費”。聽到這話,他拍著胸口怒吼:“若我收他一分,天打雷劈!”鄉親們沉默,裂痕卻留在兩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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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波引來媒體。報紙把這段“千里背友歸故里”的故事推到社會面前。許多人感動,也有人同情這位年逾花甲卻兩手空空的老人。深圳潘先生打來電話,愿意供他衣食;美國舊金山的一位華人也提出資助。
李紹為帶著鄉下人的倔強,先去了潘先生在惠州的農場。“就是給雞鴨喂點飼料,巡下果林。”日子安穩,卻缺少鄉音與同伴,他睡不慣竹席,吃不慣白面包。十天后,他婉拒好意,買了最便宜的站票返鄉。可剛到長沙,彭姓熱心人贈的千元“路費”被小偷順走。
返村那天是2005年正月初八,槐花剛冒芽。鄉親們圍上來問長問短,他只是擺手:“人沒帶回來,錢沒拿回來,對不住老左。”從此再未踏出衡陽一步,靠幾畝薄田和臨時工活糊口。
這樁往事被時間一點點抹淡。2010年前后,縣里幫他申請了低保,每月百余元;村干部偶爾送來油鹽。他種著三畝水稻,自留菜地,日子素淡而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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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那段經歷成了他口中的忌諱。鄰居回憶,只要有人提起龍巖或左家兵,李紹為就會抬頭望天,沉默良久,然后說:“該背的早就背完了。”言下之意,恩義已盡,剩下的是日常。
2020年冬,他因感冒引發肺部感染住進縣醫院。醫生發現,他兜里只有兩百塊錢,還小心包著,一角不舍得花。照顧他的外甥只得墊付醫藥費。治療三天后,老人在安靜的夜里合上了眼。
他留下的遺物很簡單:一雙打過補丁的膠鞋、一封寫給弟弟的欠條、以及一本被汗漬浸黃的存折,上面只有八千多元。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鋪張葬禮。村里人湊了輛拖拉機,把他葬在祖墳旁楓樹下。
多年后再回望,李紹為的抉擇依舊眾說紛紜。有人嘆他太魯莽,有人敬他夠義氣。惟一可以確定的,是在那趟南下務工的大潮中,他以一種近乎原始的方式,守住了對朋友的承諾,哪怕最終換來的只是被誤解和沉默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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