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是否真的志大才疏？從宋希濂回憶能看出，此人實在狡詐難纏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破曉，硝煙還在延河兩岸盤旋，胡宗南騎馬進了被棄守的延安城。他勒住韁繩，望著枯黃的寶塔山，輕聲說了一句：“總算到手了。”這幅畫面后來常被人當成“志大”的注腳，卻很少有人細想，能在陜北如此艱苦的交通與后勤條件下，率十幾萬大軍強行推進六百里，本身并不容易。

外界對胡宗南的標簽多是“扶不起”，連他自己老來都嘲諷說只配當個師長。原因無非三條：沒守住西北、讓紅軍越戰越強、最后把數萬舊部丟在西昌。然而，若翻開與他打了半輩子交道的宋希濂將軍的回憶，就會發現另一個截面：這個“西北王”并非缺謀，而是狡詰得很，讓對手頭疼不已。

宋希濂在回憶錄里寫道，抗戰初期的重兵集團會議上，胡宗南坐在末席，只靜靜聽其他人討論。散會前，他忽然起身，遞給蔣介石一份薄薄的《關中防御要略》，全桌人這才知道原來他早已把黃河以西的糧道、運力、驛站統統踏勘完畢。“胡某若得二十萬人，三月可固渭水，六月可守隴東。”同僚瞧他沉默寡言，實則暗中謀劃許久。蔣介石拍案稱善，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西北成了他的私人領地。

這位“黃埔一期”，少年家境清寒，為謀生拼了命。當時黃埔同學里多的是像陳賡、張發奎這般鋒芒畢露的角色，胡宗南懂得躲在后面練本事，不搶風頭。宋希濂形容他“屋里屋外兩副面孔”：臺上慷慨議兵，臺下一杯黃酒便能套出對方家底。軍中傳言，“胡宗南要是和你談笑風生，就說明他已經打算用你；要是對你點頭微笑，卻不多說一句，那多半和你八字犯沖。”

胡宗南早期走紅，確與戰場表現有關。一九三二年大別山圍剿，他的第一師進退有度，硬是把紅四方面軍逼得連夜突圍。紅軍后來總結一條教訓：“寧碰陳誠，莫見胡師”，江湖上由此有了“恐胡”之說。山城堡失利固然重創了他，但誰也不能否認，那之前第一軍確實是蔣介石的“嫡長子”，武器彈藥齊整，操典嚴格，行軍打仗有板有眼。

進入抗戰，他在淞滬吃了大虧，被迫西撤。正是這一路潰退，讓他發現了組織青年、經營地盤的訣竅。沿途收羅的學生不下數千，熊向暉便在此時入眼。誰知這位看似憨厚的湖南青年竟是共產黨員。宋希濂在臺北告訴朋友：“胡偶爾也嘆氣，怪自己識人不明，卻沒人敢提醒他，那小子當年言談之間早顯鋒芒。”

胡宗南真的用心琢磨過“組織對組織”。他在西安要到了黃埔軍校第七分校的牌子，理由直白：“共軍有支部，我用學校。”七分校六年間辦了六期，三萬多名畢業生被分派到各軍師團連。這股新生力量，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里充斥著關中、陜南、甘肅各地政權機關。西北的鐵路、鹽運、郵電、電力，甚至寺院山廟，都埋伏有胡氏舊部的身影。

解放戰爭爆發時，蔣介石寄望胡宗南用關中兵團配合閻錫山，從西安、太原兩翼夾擊中原解放區。胡手握十七個整編師，號稱三十萬，卻并不急于冒進。他先讓騎兵師假裝東西亂竄，逼得我西北野戰軍四處設防，自己則把主力按在洛川、宜川一線，透過內線情報看清陜北兵力。宋希濂評價他此舉“兵不動而敵自疲”，可見其心機之深。

不過狹路相逢，終須真刀真槍見分曉。一九四七年春，彭德懷與張宗遜在蟠龍、青化砭、羊馬河三戰連挫國民黨王牌。擊斃七十一師師長李開湘那一瞬，彭老總對身邊警衛輕聲說：“得抓住胡的神經。”雖是寥寥數語，卻擊中了胡宗南最大的軟肋——怕被蔣問責。果不其然，他開始將主力分兵看守交通線，失去了集中兵力的勇氣。

胡宗南再厲害，也難敵大勢。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后，解放軍百萬雄師南下，西北已無外援。胡帶著參謀長羅列在成都擺最后一道口袋陣，結果西南戰役剛一打響，形勢即潰。宋希濂回憶那幾天說：“我見他心灰意冷，卻仍在地圖上圈圈畫畫，嘴里念叨，‘還有機會’。”三月二十六日，西昌機場已是炮光閃爍，胡宗南突然把印信塞到羅列手里，凌晨登機去了臺灣。

抵臺后，他掛了個“總統府戰略顧問”空銜。監察院有人彈劾他“棄軍潛逃”，差點掀起大案。蔣介石象征性地訓斥幾句，說：“宗南一片赤誠，非畏怯也。”從此不再讓他握兵。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擬“反攻大陸方案”，寫了一屋子文件，無人真看。那份落差，讓昔日的“西北王”郁郁終老，常對舊部說：“世人笑我無能，殊不知我輸給的是天時。”

志大或才疏，從來要放在對手與時代里衡量。胡宗南縱有心機，終敗給了政治大勢、民意向背，也敗給了自己過度的謹慎與剛愎。宋希濂看得透：“他最會算計，卻不知算盤撥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棋子。”歷史留下的身影并非黑白分明，可從這位黃埔名將一生起伏里，倒能讀懂一個道理——面對潮流，僅憑個人的城府和機謀，終究擋不住滾滾車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