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六月的一天,濟南大明湖水氣氤氳,毛澤東與陪同巡視的舒同并肩立于畫舫。微風吹來,船頭的紅旗輕輕揚起。毛澤東指著遠處說:“泉城底蘊深,望你多用功。”幾句家常話,把人帶回五年前的那個春日——決定舒同行程的關鍵時刻。
1954年三月,中央宣布撤銷華東局。臨近午夜,燈火映照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約舒同長談。桌上攤著最新一期《人民日報》,毛澤東開門見山:“文化部黨組書記,或《人民日報》總編輯,你挑一個。”這一年,舒同四十九歲,正當盛年。對許多人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上升臺階,然而他卻沉吟良久沒有作答。
陳毅隨后遞上另一張紙,是山東省委缺第一書記的請示。陳毅與舒同多年并肩,對山東同樣熟稔。毛澤東抬眼望舒同:“故地重游,可有興趣?”舒同脫口而出:“去山東,能干活,也能安心。”于是,關于進京的安排就此改寫,一省之重落在他肩上。
這一選擇并非一時沖動。時間倒回1944年五月,延安棗園窯洞里,毛澤東第一次專門找舒同談山東工作。彼時膠東根據地已成華北抗戰屏障,黨中央急需懂政工、懂文化的人去穩局面。舒同領命北上,三年間筆墨與戰火同行,形成“戰地黃花”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即興詩意。山東山川、人情、苦難與豪氣,占據了他的記憶,也鍛煉了他的治理思路。
如果再往前推,舒同與毛澤東的淵源可追至1930年漳州戰場。硝煙剛散,毛澤東在陣地邊拾起一枚彈殼,隨口吟道“戰地黃花分外香”。一旁負責宣傳的年輕參謀舒同立即用殘破檀木箱做桌,揮就大字,把這句詩寫得雄渾有力。毛澤東看后頷首:“好筆力。”一句贊許,讓舒同深知字外之意——文字亦是戰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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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05年的舒同,自小沉迷顏柳碑帖,十歲便可臨寫鐘鼎。五四潮流沖擊江西鄉間,他與同學組織“金蘭社”傳播新文化。二十一歲考入省立三師,寫文章揭露舊政權,學潮風暴里成長為骨干。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被通緝,輾轉滬寧漢。1930年參加紅軍,長征路上樹枝作筆,沙地為紙,“馬背書法家”的雅號由此而來。字寫給群眾,也寫給敵人,寫在墻頭巷尾,寫進紅軍宣言。
延安時期,物資匱乏,卻有濃重的文化空氣。1939年“延安新市場”落成,兩行榜書出自舒同,毛澤東在旁題聯,成為邊區一景。那幾年,華君武漫畫引發爭議,毛澤東派舒同去“聊一聊”,既保護藝術創作,也體現政治策略。毛澤東曾對身邊人評價:“舒同,黨內第一才子,字是一半古人,一半自悟。”這份評價日后多次被引用,足見分量。
上海解放后,華東百廢待興。舒同兼任宣傳部長、人民革命大學校長、《解放日報》總編輯等數職,白天進工廠、夜里改清樣,仍抽空題寫《福建日報》《廈門日報》報頭。有人勸他放下毛筆,他擺擺手:“筆桿子和鍬一樣,耽誤不得。”
1954年到山東履新后,舒同跑遍一百多個縣。部分地方因為連年災荒缺水,他索性搬進鄉間土屋,與農民同吃黑窩窩,督促打井修渠;濟寧平原推行大兵團農田建設,他穿草鞋蹚泥塘,一連站三小時。干部們私下議論:這位書記真正把山東當家。
毛澤東對舒同的工作時刻關注。1958年《紅旗》創刊,編委名單已定,毛澤東突然批示:“加舒同。”同年濟南會議間隙,二人常在木板床前談詩論字至深夜。一次閑聊,毛澤東說道:“乾隆寫字,有筋無骨;書法貴在氣格。”舒同躬身回答:“主席草書,雄放無拘,是近代狂草峰巔。”短短幾句,流傳至今。
1963年,舒同調赴陜西。1976年9月9日,噩耗傳來,他在北京西山家中默立許久,才對兒子低聲道:“沒有主席,這支筆恐怕早就折了。”簡單一句,道盡三十余年知遇之情。
1979年后,舒同離開一線,潛心書法。1981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他被推選為首任主席,提議從小學課堂恢復毛筆課,得到中顧委采納。1980、1984年兩度率團赴日本,奈良古寺的僧人驚嘆“舒體”線條遒勁,主動請求臨摹留存。
1998年5月27日,舒同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三歲。遺物中放著一本舊相冊,首頁是1954年那張調令,再往后一頁,夾著毛澤東手書“戰地黃花香”五字。照片已經泛黃,墨跡依舊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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