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純全受指派殺害徐向前妻子，后坦言：殺人就是為了搞徐帥的材料

1955年9月，首批授銜典禮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鼓點落定，軍號嘹亮，新中國的將星們依次跨上紅地毯。排隊候銜的周純全，胸口微微起伏；站在前排的徐向前，神情卻很平靜。兩人之間隔著不到五米，卻像隔著一條難以挽回的歲月鴻溝。

授銜結束后，周純全沒有上前寒暄，只匆匆離開。禮堂外秋風透骨，他透過玻璃看到徐向前與老戰友交談。那一刻，往事以迅雷不及之勢涌回腦海。

時間撥回1932年10月，鄂豫皖蘇區。張國燾主導的“肅反”已持續數月，保衛局黑名單密密麻麻。周純全當時任蘇區保衛局科長，日夜審訊“嫌疑分子”。一張電報將徐向前推至風口浪尖——“紅四方面軍參謀長徐向前疑與國民黨暗通款曲”。電報內容沒有實證，卻被當成“絕對機密”。

徐向前正在前線作戰，后方對他的“調查”轉而瞄準妻子程訓宣。程訓宣比徐向前小兩歲，鄂豫皖蘇區婦女運動骨干，個性爽朗。對她，周純全原本敬佩，可命令是“速捕、速審”。深夜，程訓宣被押至七里坪一處民房。燭光跳動，她目視周純全，沒有退縮。

“交代徐向前的問題。”審訊詞冰冷。程訓宣沉默。三天后，依舊毫無口供。張國燾拍板：如不服就地槍決。周純全明白，這已不只是問訊，是將槍口對準自己昔日同志。“她沒什么罪，當年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黑材料。”若干年后，他對徐向前如是坦白。那句話，他練習了無數遍，卻始終磕巴。

1933年初春，夜雨連綿。程訓宣被秘密處決于麻城南郊，遺體草草掩埋。臨刑前，她托一位炊事員帶話：“我不是反革命，亦未害徐向前。”炊事員行至半路被截查，口信沒能出蘇區。徐向前在數百里外指揮反“圍剿”，不知妻子已成孤墳。

1937年2月，西北高原仍殘雪未融。徐向前重回延安療傷，在棗園小道偶遇周純全。寒暄兩句后，徐向前忽然截步：“到底為什么？”話音低沉，殺氣俱無，卻讓周純全脊背生寒。“搞材料。”短短兩個字，道盡荒誕。兩人沉默片刻，各自轉身。山風掠過樹梢，把那場短暫交鋒吹散。

此后數年，兩人鮮有往來。抗戰、解放戰爭，戰事接連。周純全隨部隊輾轉大別山、川北，作戰記錄頗為亮眼。徐向前則率西北野戰兵團南征北戰。戰場以外，他們像兩條曲線，很少相交。

1949年冬，北平初雪。程訓宣的母親進京探親，住在大兒子家。徐向前扶門而入，軍大衣上沾著雪花。老人拉住他的袖口：“訓宣什么時候回來？”徐向前微微低頭，喉結滾動，卻擠出一句：“在陜西學習。”謊言脫口而出，背后是無法言說的苦澀。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不斷編造“調動”消息，一次次寫信“代女問安”。

1972年，老人含笑離世。她帶走了對女兒的思念，也帶走了無休的等待。徐向前得知消息，僅在日記本上寫下十六個字：“終是未告真情，唯愿母女夢中相見。”字跡遒勁，卻透出隱忍。

有意思的是，1973年初，軍委準備編寫《紅四方面軍戰史》。專家名單里赫然有周純全。交接會上，周純全遞上初稿，扉頁放了一張舊照片——程訓宣在黃安組織女工縫軍衣，笑容舒展。徐向前翻到那一頁，指尖停頓片刻，然后合上稿件，說了一句：“史料要實，莫遺漏細枝末節。”沒有責備，也無和解儀式，但彼此都懂。

自此，周純全開始頻繁翻閱舊檔案，補充細節。夜深時，他常把文件夾攤在燈下，嘆息聲低不可聞。有人見他在扉頁空白處寫下一行小字：“謹以此冊祭一位無名烈士。”字未署名，卻一眼可辨。

徐向前很少談私事，偶爾在干部會議上點評“肅反”教訓：“革命隊伍內部，也是要講證據的。”句子平平，卻分量沉重。坐在會場里，周純全聽見，指節不自覺地收緊。那是公開場合里最直接的提醒，也是最終的結案陳詞。

1979年，人民出版社推出《紅四方面軍紀實》。書末附錄列出犧牲者名單，程訓宣名列其中，事跡不過寥寥數行，卻算正式歸位。那天，徐向前在扉頁蓋上篆體章：“英魂可慰。”

至此，兩段人生軌跡再度交點，卻已不是怨與恨，而是冷靜記錄與遲到告白。周純全晚年回憶錄只寫了一句話：“一紙命令，誤我一生。”沒有細節，也沒有推脫。讀者若是翻看當年的統計數字，會發現“肅反”期間紅四方面軍減員超過四成，絕非個案。

回望那場動亂，血的教訓早被銘刻。徐向前選擇了沉默，不追究個人過失；周純全以汗水彌補，用工整的史料換一絲心安。若問誰對誰錯，答案早在歷史檔案里；若問代價多大，每一行名字都是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