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真正的危機，不是缺錢！而是沒人敢承認“東西已經夠多了”？

前言

中國工業化僅用40年，但深植骨髓的仍是五千年農業文明的饑餓記憶。

面對庫存積壓與消費疲軟，官方方案依舊執著于把產品做得更“聰明”。

若不敢承認東西已經夠多，繼續盲目生產會有什么后果？誰在為過剩的產能買單？

編輯：726

政策側重供給

2025年11月25日，棋局到了這一步，六部委聯合亮出底牌。

方案直指三個萬億級消費市場，但在技術路線上，握緊的卻是供給端的扳手。

AI進工廠、柔性制造、綠色產品，這些詞匯勾勒出一幅宏大的工業升級圖景。

置身于這樣的戰略布局中，邏輯指向很明確：把東西做得更聰明，用優質供給去引導需求。

這種選擇并非偶然。回溯過往四十年的崛起史，我們習慣了“多做一點”的安全感。

在WTO的黃金時代，外需就像一個巨大的海綿，吸納了我們源源不斷的產能。

那時候，生產是良藥，而不是負擔，但局勢已然定調，美國債務規模突破38萬億美元，全球買方的空間正在收縮。

外需的退潮，讓原本被掩蓋的矛盾浮出水面：當別人買不動的時候，我們還要繼續造嗎？

更有趣的是，盡管嘴上喊著“促消費”，落地的動作卻往往是“擴產能”。

這背后其實是一套精密的生存邏輯，在我們的認知里，只要機器在轉，工廠在冒煙，經濟就在動。

這種工業時代的慣性，像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即便前方信號燈已經變了，慣性依然推著它向前沖。

然而，問題在于這列列車的燃料，如果我們依然只盯著如何讓車廂更豪華、更智能，卻忽略了乘客手里有沒有買票的錢，這趟列車終究會因為沒有動力而停擺。

財政依賴生產

把目光從宏大的生產線收回來，聚焦到更細微的機制上，你會發現問題的癥結往往藏在具體的算賬里。

我們的稅制以增值稅為主，且大多遵循“生產地原則”。

這意味著什么？地方政府的錢袋子，更多系在本地企業的產量上，而不是居民的消費額上。

這就解釋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中央層面反復強調擴大內需，到了縣區一級，最積極的往往是上新項目、拉鏈條、建工廠。

對于地方官員來說，投資擴產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政績，是能入庫的硬通貨。

而鼓勵消費、補貼居民，往往顯得“費力不討好”，分散且難以量化考核。

這種機制上的傾斜，導致了兩個世界的割裂。

在企業主和官員的賬本里，算的是效率、規模和稅收；在普通家庭的賬本里，算的卻是現金流、房貸、教育和醫療。

工廠算效率，家庭算現金流，這本是兩本賬，卻在經濟鏈條上緊緊咬合在一起。

當企業的倉庫因為沒人購買而堆滿時，回款的斷裂會瞬間傳導到每一個家庭的餐桌上。

剝去表象看本質，這不僅是算賬的問題，更是兩個世界的對話。

一個世界在拼命生產，試圖用規模換安全；另一個世界卻在捂緊錢包，試圖用節流換生存，當這兩套邏輯無法對齊，經濟運行的阻力就會越來越大。

工業邏輯錯位

換個角度看，這事其實挺魔幻的，我們明明已經身處工業社會，腦子里裝的卻還是農業時代的操作系統。

農業文明怕什么？怕“沒得吃”，怕“倉里空”。

所以五千年的匱乏記憶告訴我們：只要拼命生產、拼命囤積，就能抗風險。

但工業社會的死法完全不同。工業時代怕的是“吃不完”，是貨堆在倉庫里爛掉，是現金流斷裂。

機器一旦啟動，產能就像洪水一樣泛濫，如果沒有相匹配的購買力去消化，這就不是財富，而是災難。

這就好比一個人還在用松鼠過冬的邏輯過日子，明明已經存了一屋子松果夠吃十年，還在拼命往回搬，結果把路都堵死了，自己也被困死在堆滿松果的屋子里。

細思極恐的是，這種邏輯錯位正在被系統化地放大。

我們現在的做法，是想用更高級的技術、更智能的產線，去生產更多可能賣不掉的東西。

這就像是一個人覺得跑步太累，于是花錢買了一雙頂級的跑鞋，卻依然不愿意邁開腿。

問題根本不在于鞋不夠好，而在于我們跑錯了方向。

這種錯位如果不糾正，結果只能是內卷。

企業為了搶奪有限的市場，不得不陷入價格戰，利潤越來越薄。

工人為了保住飯碗，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資，購買力越來越弱。

最后所有人都累得半死，卻誰也沒賺到錢，這就是死循環的代價。

需求端需托舉

既然癥結找到了，解藥在哪里？其實并不復雜，只是需要一點勇氣去換個活法。

我們得承認，東西真的夠多了，接下來的關鍵，不是比誰造得更多，而是比誰生產得對，比誰能讓人敢花錢。

這需要一只更有力的“左手”，去托起居民的購買力。

具體怎么做？不用講那些大道理，就這三條路最實在。

第一，做小做實減負。

把社保和個稅在能承受的范圍內往下壓一點，讓打工人的月度現金流稍微寬裕些，哪怕每個月多出幾百塊錢，那也是真金白銀的安全感。

第二，發點有溫度的“準現金”。

別搞那些滿減套路，直接給育兒家庭發點現金券，給老人發點養老輔具券。

額度不必大，但要有，且要穩定、可預期。

這不僅是錢，更是信號，是一種“被看見”的撫慰。

第三，得讓地方也有動力去促消費。

試點“消費地留稅”或者反向轉移支付，讓地方官員意識到，讓老百姓敢花錢，也能換來真金白銀的績效。

只有當激勵機制改了，行動才會變。

說到底，機器可以加班，但人心需要休息；倉庫能堆滿，但餐桌要有煙火氣。

當產品從“堆功能”變成了“真有用”，當價格從“高溢價”變成了“值回票價”，消費的猶豫自然就會少很多。

結語

敢于承認“東西已經夠了”，才是我們突破當下危機的第一步。

未來將不再是比誰生產得多，而是比誰生產得對，誰能讓人敢花錢。

當每一次努力的生產都能遇見一次愿意的消費，經濟才算真正活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