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政壇因高市早苗暗示可能重啟大選而掀起波瀾。
在此背景下,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迅速攜手合作。
日媒普遍認為,這兩黨此番聯手,目標直指高市陣營。
那么,它們的合作究竟能否對高市早苗構成實質性威脅呢?
答案無疑是肯定的,而且這種威脅堪稱制度層面的“緊箍咒”。
日本眾議院設有465個席位,高市早苗所領導的自民黨獨自掌控199席,再加上其鐵桿盟友、右翼色彩濃厚的“日本維新會”的34席,執政聯盟總計占據233席,雖勉強跨過半數門檻,但根基可謂岌岌可危,難以承受重大變故的沖擊。
反觀在野黨陣營,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擁有148席,公明黨則有24席,二者相加為166席。
依據日本相關法律,諸多重大議案,像最為敏感的修改和平憲法這類事項,必須獲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絕對多數支持才能推進。
反之,若要阻止這些議案,只需守住超過三分之一的席位即可。
465席的三分之一約為155席,當前在野聯盟的166席已然穩穩越過這一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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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高市早苗未來若試圖推動其力主的激進議程,例如修憲擴軍等,在程序上幾乎都會被這166票無情阻攔。
她仿佛被國會這套制度體系緊緊“鎖住”,這166席實質上擁有了否決權,足以讓高市政府在重大議題上舉步維艱。
那么,高市早苗為何會陷入如此困境呢?這主要源于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
對內而言,日本經濟陷入一團亂麻的境地。
日元大幅貶值,導致進口商品價格飆升,然而民眾工資卻幾乎未見增長,社會不滿情緒如滾雪球般不斷累積,這無疑是在動搖高市執政的根基,如同釜底抽薪一般。
對外方面,高市早苗推行的路線過于激進,緊緊追隨美國,在臺灣問題、東海問題上不斷挑釁,甚至流露出復辟二戰時期軍事野心的跡象,致使中日關系降至冰點。
中國已多次采取反制措施,比如對一些關鍵物項的出口實施管制,這直接擊中了日本相關產業的要害,讓日本面臨的外部壓力與日俱增。
而真正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或許是公明黨的“倒戈”。
公明黨在過去幾十年里,一直是自民黨最為穩定的執政伙伴,堪稱“聯合執政”的典型代表。
但此次,它卻選擇與最大在野黨并肩作戰,意圖將高市早苗拉下馬。
公明黨更明確表態,若接下來真的舉行大選,在一些關鍵選區,公明黨將主動退選,并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將選票全部投給立憲民主黨的候選人。
至于公明黨自身,則會集中精力爭取比例代表制的席位。
這一舉措對高市早苗而言,殺傷力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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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使得在野黨有了明確的分工,在選戰中,公明黨負責“后勤”保障與組織協調工作,立憲民主黨則負責“正面攻堅”。
如此一來,以往在野黨力量分散、各自為戰的局面得以改變,在公明黨的牽頭下,真正形成了一個能夠統一行動、集中力量的團隊,公明黨無疑扛起了在野黨團結協作的大旗。
面對這般嚴峻局勢,高市早苗才急于提前舉行大選,企圖借助短期的民族主義情緒,背水一戰,扭轉不利局面,從而在國會爭取到更多席位。
然而,這無疑是一步險棋,甚至可能淪為昏招。
因為她的對手已然完成整合,嚴陣以待。
倘若局勢未能按照她的設想發展,那么這場政治豪賭的結果,很可能不是實現翻盤,而是高市政府失去更多席位,甚至直接終結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局面。
屆時,“高市時代”或許不僅極為短暫,更可能以一種倉促、狼狽的姿態提前落幕。
那么,中國對于家門口的這場日本政壇變局持何種態度呢?
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明確表示:這是日本內政,我不作評論。
此言之意十分直白:日本內部如何爭斗,屬于其自身事務,中國不會干涉、不會摻和。
但是,不評論他國內政,絕不意味著中國在所有事情上都毫無態度。
中國將“日本內政”與“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區分得極為清晰。
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釣魚島主權這些原則底線問題上,以及日美加強軍事捆綁針對中國的事項上,中國該反對的堅決反對,該反制的果斷反制,毫不含糊。
這便是成熟的應對策略:既不干涉他國內政,又在捍衛自身核心利益時寸步不讓,紅線明確且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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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無論日本政局如何變幻,有一條原則始終堅定不移:只有正視歷史,妥善處理好對華關系,才真正契合日本的長遠利益。
而對于中國來說,穩住自身發展步伐,沉著冷靜地應對各種局面,便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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