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王稱霸，非我本質！金燦榮：雄而不霸誰怕？中國應“王霸雜之”

2026年1月17日，自媒體賬號“金燦榮教授”如此發文稱：

“……幾十年來，中國的對外政策的一大特點是注重經貿合作，但不會為他國提供所謂‘保護’……無法在他國面臨生存危機時提供一定的支撐，那么很難收獲真正的朋友”。

“……那么，該如何調整呢？……春秋戰國五百多年的歷史，為中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那個時候就存在王道與霸道的爭論。歷史已經證明，推行赤裸裸的霸道，必然難以長久；而固守純粹的王道，最終也可能歸于失敗”。

“中國未來的對外政策該如何走？筆者認為，應該堅持“王霸雜之”的理念，至于具體的應對策略，筆者就不便在這里說了”。

金教授的“國際問題專家”之名氣，其實主要源于網絡自媒體的發達——并非源于學術上的造詣之深，乃是由于迎合與教化了一大批網民，從而粉絲達數千萬之眾。

一言以蔽之，能成為所謂民族主義及民粹思想的“輿論領袖”，方是“金政委”名聲大噪于網絡的真正原因。

而這一次，金教授的“中國既要王道也要霸道”的宏大敘事，亦是其一貫思想的再度折射。

“王道”與“霸道”思想，貫穿于中國封建時代、皇朝時代之始終，這并非金教授的獨家首創。

其始于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時期，其中，儒家之“王道”，法家之“霸道”，則為主要代表。

所謂“王道”，主要是以道德教化、仁義禮樂作為治國根本，“以德服人”則為其核心思想。

尤其是其中，孟子提出的“仁政”思想、“君輕民貴”，可謂與現、當代的民主思想，亦有著一脈相承的共通之處。

為政者以道德表率贏得民心，并獲得人民的認可與承認，以此視作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在這一點上，孟子可謂幾乎高過了所有中國古代思想家！

而所謂“霸道”，則以法家為代表，主要強調以武力、權術、法令等強力手段為工具，強調“以力服人”，提倡嚴刑峻法、富國強兵，通過中央集權與對外擴張建立權威，注重現實利益，以實現擴張的需要與統治的穩定。

古代史上的實踐中，從表面上看，自漢代“獨尊儒術”之后，主要風行的是“王道”之治，但事實上，卻是“儒法合流”之道。

更準確的說，應是“外儒內法”，即以“王道”為旗幟，實則“霸道”開路的集權之路——“仁義道德”為工具，“法律權術”乃實質。

但縱觀中國古代王朝，最終卻都未能逃過歷史的周期律，一一走向自己的壽終正寢。

其原因，就在于并未找到法治與德治、效率與公平——即所謂“王道與霸道”二者之間真正的平衡。

最終，當“王道”流于表面，“霸道”令民生維艱后，一個個山呼“萬萬歲”的王朝統治，仍會數十或數百年后走向分崩離析。

主要施政于中華文化內部的“王道與霸道”思想，如今已難完全涵蓋現、當代意義上的國家——皇朝時代與我們新中國的“人民共和”，顯然有了完全不同的內涵與意義。

當代新中國的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并且只能服務于人民——如果還有什么所謂“王”的話，那也能且只能是“人民”！

當人民真正當家做主，則古代皇朝之家天下的所謂“仁政”，便不復存在——在當代人民共和之下的國家，權力必須服務于全體民眾，這才是新中國必然具備的“仁政”，或曰今日之“王道”吧。

國家權力必須接受人民授權下的法治等限制與監督，亦即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法治文明成為立國之基礎，這或可謂是當代治國的所謂“霸道”吧。

也就是說，當代“人民民主”與“法治文明”，必然會取代古時治國理政的所謂“王道”與“霸道”。

現在，金教授重提所謂“王道”與“霸道”，在施用的范圍與內涵上，顯然與古代學說有著較大的區別——“金政委”引用此概念，主要是用于中國當下的外交，施用在與他國的交往之上。

那么，新中國應以什么樣的“王道”號召天下呢？

顯然，由于我們實行的國家制度、意識形態之特色，其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并不相同——而被歷史與實踐證明之下，早已被我們拋棄的意識形態外交，也無可能重新拾起，不可能再來一個如編劇汪海林所言的“仍要解放全人類”吧？

那么，我們當今能站于高處、振臂高呼的“新王道”，就應立足于公平正義、自由民主等現代文明的理念才行！

其實，我們制定并追求的“核心價值觀”，正好能盡納其中，則只要將這一核心價值觀踐行到底，則何愁我們的新“王道”不立呢？

另一方面，現實世界的內生規律中，表明人類社會仍處于“叢林法則”的圍剿之下，這是現實，無可否認——在這一點上，金教授等中國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者的觀點，并非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由于我們的執政黨之先進性質，還有我們的“人民共和國”之本質所在，這就說明，古代所論的“霸道”思想，與我們當代國家、政黨的思想上，幾乎是格格不入！

所以，“不搞霸權主義”、“不稱霸”的思想，早已寫明于新中國的各個時期。

像我們的偉人號召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還有另一位偉人宣稱的“中國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稱霸”思想，是我們永遠不應、也不可能逾越的紅線！

這就決定了金教授所言的“霸道”之說，很難形成有名有實的所謂“理論”與實踐。

但仍不得不說，再美好的“王道”言說、敘事，當然必須要有實力作后盾！

當中國維護自身安全與權益時，當然要有強大實力作后盾才行。在這一點上，我們當然與金教授這些“戰狼思想”的推崇者有著共識性。

但這并不代表我們強大了，就要開始“稱霸世界”，就要四處出擊，成為別國的“大哥”，用強力和霸道來保護他國——更非不管不顧世界正義思想和人類文明理念，只以利益劃分“幫派”，并提供所謂的保護！

別忘了，“和平共處”基本原則之下，像尊重包括烏克蘭、委內瑞拉等在內的所有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等宣示，才是當代中國維系與維護世界秩序的“王道”，而非武力驅使下的四處出擊之“霸道”。

如果是為了保護中國自身合法利益，不受他人危害與侵犯，則我們使用符合國際法與歷史、現實規制的強力手段保護自己，當然沒的話說。

如果這算是“霸道”的話，那也必須是符合“正義精神”的光譜才行。否則，就會走向“稱霸”老路，就會與美蘇無異。

新中國要走的道路，決不應再是重復美蘇式的霸權老路！——我們既不要在全世界，搞意識形態對立式的你死我活、勢不兩立，更不要當什么帶頭大哥，玩江湖義氣：不必亂撒金錢拜把子，也無須用強力手段收取所謂的“保護費”。

我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給國家和人民提供一個長期的和平發展環境，決不應再讓中國人輕易陷入戰爭之苦。

其實，像美國立國200多年來，盡量不讓本國領土出現戰火，在這一點上，仍非常值得我們學習與向往！

最大的“仁政”、“王道”，首先就是讓本國人民活在和平的天空下，然后走向國強之下的真正民富與幸福才行！

外部和平環境的獲得，當然需要自身的強大，但強大之后，我們也決不應成為第二個蘇聯或美國——像我們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才是真正應有的追求方向，而做到這一點，也決不能允許“稱霸”的思想理念，浸淫于我們的血脈與實踐中！

中國真正成為新型的國際巨人，首先就是安全和平的環境下，讓人民富裕和民族崛起，但這并不以其他國家的臣服為前提和代價。

而應是在我們變得國家強大、人民富裕之下，也同時互利于全球人民，并讓現代文明的正義、公平；自由、民主等等思想，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之理念，成為中外人民走向共識的基礎——這才是真正能讓中國引領文明社會的所謂“王道與霸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