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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登”這個詞語,一定不是一個年齡概念,而是一種思維模式和行為范式。58歲的西貝創始人賈國龍,在這場“預制菜”風波中,以最沉痛的方式讀懂了“老登”二字的含義。
這位從內蒙古臨河起家、將西貝打造成中式正餐龍頭的創業老兵,帶著“官司一定要打”的硬氣硬剛輿情,卻在百日之后于2026年初官宣關閉102家門店,吞下了驕傲釀下的苦果。賈國龍的滑鐵盧絕非偶然,它折射出的是一種固守陳規、脫離實際、傲慢僵化的行為范式。
“老登”式行為的核心,是經驗主義的執念與對外部變化的遲鈍。賈國龍深耕餐飲近四十年,憑借扎實經營讓西貝連續11年穩居中式正餐營收榜首,卻在網絡輿情面前暴露了認知盲區。
當羅永浩指出預制菜爭議時,他無視消費者對“知情權”和“性價比”的核心訴求,執著于區分“中央廚房備菜”與“料理包”的法理差異,用“硬剛”代替溝通,甚至在行業群怒斥對方為“網絡黑社會”。這種“我的經驗比市場聲音更可靠”的偏執,給企業帶來致命打擊。
但市場并不會為企業家的委屈或者認知偏差買單,消費者也不會為過時的經營思維讓步。當下的商業邏輯早已不是“老板說什么就是什么”,而是“用戶感受到什么才是什么”。西貝客單價居高不下,卻讓消費者吃到疑似預制的菜品,即便有所謂官方定義撐腰,也抵不過大眾對“性價比”和“知情權”的樸素期待。
這種商業“老登”的做派,也與體制內一些“老登式”干部的范式如出一轍:有的開口閉口“按慣例來”,把十年前的“舊藥方”硬套當下的“新病癥”;有的熱衷發文章求虛名,對干部職工的訴求置若罔顧;有的沉迷“紙上談兵”,將層層轉發文件、精心填寫臺賬當作工作成效,卻從未走進基層解決實際問題。
無論是商業場還是體制內,“老登”式行為的特征,是脫離群眾、漠視訴求的官僚作風。賈國龍直到閉店前仍在辯解西貝品質“走到行業前列”,卻忽視了消費者“高價吃現制”的樸素期待。
這種“自說自話”的傲慢,在體制內表現為更頑固的官僚主義:有的干部“門好進、臉好看、事難辦”,把“不歸我管”“按程序走”掛在嘴邊,讓群眾為一件小事跑斷腿;有的調研“走馬觀花”,預設結論后才去基層“找證據”,把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變成了形式主義表演。
時代的浪潮從不為任何人停留,“老登”們的退場,是市場邏輯與治理邏輯雙重變革的必然結果。
商業領域,消費者主權早已崛起,網絡監督的無孔不入讓“漠視民意”的代價幾何級放大——賈國龍即便承諾全額發放離職員工工資、無條件退卡,也難挽門店生意同比下滑50%的頹勢,這正是對“顧客主權”時代的生動注解。
體制內,治理現代化的推進同樣容不下僵化思維:從“12345接訴即辦”的效能考核,到數字化治理對形式主義的擠壓;從破除“唯臺賬”導向的考核改革,到“群眾滿意度”成為核心標尺,都在倒逼干部走出“辦公室經驗”,俯下身子聽真話、察實情。那些固守“老子說了算”的商業大佬,那些沉迷“做官當老爺”的體制內干部,終究會被時代拋下。
年齡從來不是思想僵化的借口,資歷更不是傲慢懈怠的資本。賈國龍的閉店清單,體制內的作風整治,都在訴說同一個真理:無論是商業經營還是公共治理,核心邏輯永遠是“以人民為中心”。當“老登”式的經驗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被時代摒棄,取而代之的是謙卑傾聽、務實擔當、靈活創新的新范式,商業才能煥發活力,治理才能彰顯溫度。
“老登”們的時代必將一去不復返,這不是對老牌創業者或資深從業者的否定,而是對所有堅守僵化思維者的警示。唯有主動打破認知壁壘,始終敬畏群眾、敬畏實際、敬畏時代,才能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站穩腳跟,這是賈國龍事件留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
希望所有正在步入“老登”年齡的朋友,不要陷入老登式思維模式和行為范式,而是應當成為緊跟時代的“永遠在攀登”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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