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病逝后，總理對48元生活津貼的看法

1974年的夏天來得似乎比往年都要悶熱一些，哪怕是住在305醫院里的周總理，也時常感到胸口發悶。

聲音雖然微弱，但那股子威嚴卻絲毫未減，原來讓他如此震怒的，是一份關于傅作義遺孀劉蕓生的撫恤金批復單，只見上面赫然寫著，每月生活費48元，其實按照當時的行政規定，辦事人員也是照章辦事，畢竟那時候普通工人的工資也就三十多塊，給個48元夠吃夠喝，甚至還能有點結余，按理說不算苛待。

但是，這事兒不能光算經濟賬，更得算政治賬，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49年的那個寒冬。

彼時的北平城，戰云密布，城外是林彪的幾十萬大軍，城里是傅作義的守軍和數百萬百姓，當然還有那幾百年的紫禁城。

打，還是和，這對于手握重兵的傅作義來說，是個兩難的抉擇。

打那是生靈涂炭，古都盡毀，和，那就要背負投降的罵名，甚至可能被曾經的同僚唾棄。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是周恩來通過秘密渠道傳遞了誠意，我們不是要你投降，是請你合作，是讓這座古城完整的回到人民手中。

可以說正是這份誠意，讓傅作義放下了顧慮，交出了城防圖。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開進北平，那紅墻黃瓦，那古老的胡同，連一塊磚都沒碎。

這份功勞，周恩來一直記在心里，一記就是二十多年，建國后，傅作義想為國家做點實事，提出想搞水利。

要知道，那時候很多人對這位降將還是心存芥蒂的，但周恩來力排眾議，讓他當了水利部部長。

而且這個部長不是掛名的，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傅作義也是個實誠人，脫了軍裝穿布衣，一年到頭在黃河邊上跑，吃沙子，睡工棚，硬是把新中國的水利攤子給支棱起來了。

在這期間，不論外面風雨多大，哪怕是在那個特殊的動蕩年代，只要有周恩來在，傅作義就始終安然無恙。

可是誰能料到，1974年4月這位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汗馬功勞的老人，還是先一步走了。

人走了，茶能涼嗎，總理的憤怒正源于此。

如果讓傅作義的夫人拿著這48塊錢過緊巴日子，那當年和平解放的承諾算什么，那共產黨的信譽又在哪里？

于是，在病房里虛弱的總理強撐著精神，對秘書下達了兩條死命令：第一，48元絕對不行，必須馬上漲到100元，第二，之前少給的月份，一分不少，全部補齊。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100元可是妥妥的巨款，相當于現在的企業高管收入了。

有了這筆錢，劉蕓生不僅能維持體面的生活，甚至還能幫襯一下家里的窮親戚。

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這是國家給傅家的體面，其實，除了，還有個房子的事兒，也讓人唏噓不已。

傅作義去世后，看著空蕩蕩的大房子，劉蕓生心里難受，再加上覺得自己一個人住這么大的部長樓，太浪費國家資源，于是主動提出想搬家，換個小點的地兒。

這想法多樸實啊，不給國家添麻煩，但這事兒傳到總理耳朵里，他又一次說了不。

不能搬，就住原來的地兒，誰也不能趕，為什么周總理要管這檔子閑事，這里面有著極深的政治考量。

在那個特殊的年月，住房不僅僅是睡覺的地方，更是一種政治風向標，如果劉蕓生剛喪夫就搬出了部長樓，外頭的人會怎么想，會不會覺得這是人走茶涼，會不會有人趁機欺負這對孤兒寡母。

讓劉蕓生住在原地，就是在向外界釋放一個強烈的信號：國家沒有忘記傅作義，對他的家屬依然優待，除此之外，總理還特意囑咐鄧穎超大姐，沒事多去把劉蕓生接到西花廳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可以說，這兩個老太太的每一次聚會，在當時那個環境下，簡直就是給劉蕓生貼了一張無形的護身符。

后來，劉蕓生一直安穩地住在那個院子里，每個月領著那100元的津貼，直到1991年病逝享年81歲。

或許她自己都不知道為了這100元和那套老房子，那個在病榻上連翻身都困難的總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耗費了多少心血，其實48元和100元之間差的真不是那52塊錢，差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義氣，是大國的信譽，更是周恩來總理對歷史對故人的一片赤誠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