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夏天來得似乎比往年都要悶熱一些,哪怕是住在305醫院里的周總理,也時常感到胸口發悶。
聲音雖然微弱,但那股子威嚴卻絲毫未減,原來讓他如此震怒的,是一份關于傅作義遺孀劉蕓生的撫恤金批復單,只見上面赫然寫著,每月生活費48元,其實按照當時的行政規定,辦事人員也是照章辦事,畢竟那時候普通工人的工資也就三十多塊,給個48元夠吃夠喝,甚至還能有點結余,按理說不算苛待。
但是,這事兒不能光算經濟賬,更得算政治賬,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49年的那個寒冬。
彼時的北平城,戰云密布,城外是林彪的幾十萬大軍,城里是傅作義的守軍和數百萬百姓,當然還有那幾百年的紫禁城。
打,還是和,這對于手握重兵的傅作義來說,是個兩難的抉擇。
打那是生靈涂炭,古都盡毀,和,那就要背負投降的罵名,甚至可能被曾經的同僚唾棄。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是周恩來通過秘密渠道傳遞了誠意,我們不是要你投降,是請你合作,是讓這座古城完整的回到人民手中。
可以說正是這份誠意,讓傅作義放下了顧慮,交出了城防圖。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開進北平,那紅墻黃瓦,那古老的胡同,連一塊磚都沒碎。
這份功勞,周恩來一直記在心里,一記就是二十多年,建國后,傅作義想為國家做點實事,提出想搞水利。
要知道,那時候很多人對這位降將還是心存芥蒂的,但周恩來力排眾議,讓他當了水利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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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個部長不是掛名的,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傅作義也是個實誠人,脫了軍裝穿布衣,一年到頭在黃河邊上跑,吃沙子,睡工棚,硬是把新中國的水利攤子給支棱起來了。
在這期間,不論外面風雨多大,哪怕是在那個特殊的動蕩年代,只要有周恩來在,傅作義就始終安然無恙。
可是誰能料到,1974年4月這位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汗馬功勞的老人,還是先一步走了。
人走了,茶能涼嗎,總理的憤怒正源于此。
如果讓傅作義的夫人拿著這48塊錢過緊巴日子,那當年和平解放的承諾算什么,那共產黨的信譽又在哪里?
于是,在病房里虛弱的總理強撐著精神,對秘書下達了兩條死命令:第一,48元絕對不行,必須馬上漲到100元,第二,之前少給的月份,一分不少,全部補齊。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100元可是妥妥的巨款,相當于現在的企業高管收入了。
有了這筆錢,劉蕓生不僅能維持體面的生活,甚至還能幫襯一下家里的窮親戚。
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這是國家給傅家的體面,其實,除了,還有個房子的事兒,也讓人唏噓不已。
傅作義去世后,看著空蕩蕩的大房子,劉蕓生心里難受,再加上覺得自己一個人住這么大的部長樓,太浪費國家資源,于是主動提出想搬家,換個小點的地兒。
這想法多樸實啊,不給國家添麻煩,但這事兒傳到總理耳朵里,他又一次說了不。
不能搬,就住原來的地兒,誰也不能趕,為什么周總理要管這檔子閑事,這里面有著極深的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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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特殊的年月,住房不僅僅是睡覺的地方,更是一種政治風向標,如果劉蕓生剛喪夫就搬出了部長樓,外頭的人會怎么想,會不會覺得這是人走茶涼,會不會有人趁機欺負這對孤兒寡母。
讓劉蕓生住在原地,就是在向外界釋放一個強烈的信號:國家沒有忘記傅作義,對他的家屬依然優待,除此之外,總理還特意囑咐鄧穎超大姐,沒事多去把劉蕓生接到西花廳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可以說,這兩個老太太的每一次聚會,在當時那個環境下,簡直就是給劉蕓生貼了一張無形的護身符。
后來,劉蕓生一直安穩地住在那個院子里,每個月領著那100元的津貼,直到1991年病逝享年81歲。
或許她自己都不知道為了這100元和那套老房子,那個在病榻上連翻身都困難的總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耗費了多少心血,其實48元和100元之間差的真不是那52塊錢,差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義氣,是大國的信譽,更是周恩來總理對歷史對故人的一片赤誠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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