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記不起了，似乎不像。”
1957年2月，當《東海》雜志的編輯們滿懷期待地展開那封來自北京的信件時，所有人都愣住了，這封信是毛主席親筆回復(fù)的，內(nèi)容卻像一盆冷水，直接澆滅了原本準備好的排版計劃。
這首在軍中口口相傳、被無數(shù)人視為紅軍精神象征的六言詩，怎么到了作者本人這里，反倒成了“黑戶”？
編輯們面面相覷，手里拿著那份已經(jīng)在排版房里轉(zhuǎn)了好幾圈的詩稿，發(fā)也不是，不發(fā)也不是，這中間到底出了什么岔子，讓主席連自己的“親兒子”都不認了？
01
這事兒吧，咱們得把日歷翻回到1957年的那個春天。
那會兒浙江有一本叫《東海》的文藝刊物，編輯部的同志們心血來潮，想著要把毛主席當年在長征路上寫給彭德懷將軍的那首六言詩給正式發(fā)表出來。
這首詩大家應(yīng)該都聽過，哪怕不是軍迷也能背上兩句：“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聽聽，這氣勢，這畫面感，簡直絕了。
編輯部那邊也是慎重，覺得既然要公開發(fā)表，那肯定得經(jīng)過作者本人同意啊，萬一有個字句出入什么的，也好請主席親自定奪。
于是，他們就以編輯部的名義，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里話說得挺客氣，大意就是說我們想刊登這首詩，但這首詩是您在臘子口戰(zhàn)役之后寫給彭老總的，能不能請您核實一下？
信寄出去沒多久，回信就來了。
但這回信的內(nèi)容，讓所有人都傻了眼。
毛主席在信里是這么寫的，大白話翻譯過來就是：臘子口那仗是林彪指揮打的，我當時人也跟在那邊，根本不可能用這種寫詩發(fā)電報的方式去跟彭德懷聯(lián)系，這事兒我記不得了，這詩也不像我寫的，那幾句不宜發(fā)表。
你看，這事兒尷尬不？
這就好比你拿著一張照片去問本人：“這是您在巴黎拍的吧？”結(jié)果本人看了一眼說：“我那時候明明在倫敦，這照片不是我拍的。”
因為主席這一句“不宜發(fā)表”，這首原本能早早跟全國人民見面的名作，直接就被鎖進了檔案柜。
再加上后來彭老總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出了那檔子事兒，這首詩更是成了誰都不敢提的“禁區(qū)”，這一沉寂，就是幾十年。
其實吧，這里面有個天大的誤會，主席不是不認這首詩，而是不認編輯部信里那個“臘子口戰(zhàn)役”的背景。
那個年代的編輯也是實誠，手頭資料有限，聽風就是雨，硬是把張冠李戴的事兒當成了鐵板釘釘?shù)臍v史，結(jié)果好心辦了壞事，差點讓這首詩成了歷史的棄兒。
02
既然主席說不是在臘子口寫的，那這首詩到底是從哪兒蹦出來的？
這還得把時間再往前推，推到1935年的10月。
那一年的秋天，陜北的風已經(jīng)開始刮臉了，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也就是咱們常說的紅一方面軍，經(jīng)過二萬五千里的長途跋涉，那是真的把鞋底都磨穿了，終于到了陜北的吳起鎮(zhèn)。
這地方也就是現(xiàn)在的延安市吳起縣，那會兒可是一片荒涼。
紅軍戰(zhàn)士們那是累得夠嗆，你想啊，剛爬過雪山草地，肚子里沒多少油水，身上衣服也單薄，好不容易看見個像樣的鎮(zhèn)子，都想著能歇歇腳，喝口熱湯。
但是，這蔣介石不答應(yīng)啊。
雖然紅軍到了陜北，但屁股后面還跟著一條長長的“尾巴”。
這“尾巴”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主，是國民黨軍閥馬鴻逵和馬鴻賓的騎兵部隊，人稱“二馬”。
這西北的騎兵，跟中原的步兵可不一樣，那是從小在馬背上長大的，那個機動性，那個沖擊力，在當時那就是冷兵器時代的“坦克”。
他們一直咬著紅軍不放，這架勢很明顯，就是不想讓紅軍在陜北站穩(wěn)腳跟，想趁著紅軍立足未穩(wěn)，來個一口吞。
當時的情況有多危急呢？
毛主席站在吳起鎮(zhèn)的窯洞前，看著遠處的黃土高坡，眉頭那是鎖得死死的。
他對身邊的彭德懷說了一句特別硬氣的話，大意就是咱們雖然到了家門口，但絕不能把敵人帶進屋里來，這個“尾巴”，必須得在這兒給它切了！
切尾巴，說得輕巧，那可是裝備精良的騎兵團啊。
紅軍這邊呢？那是缺衣少食，槍支彈藥都金貴得不行，很多戰(zhàn)士手里拿的還是大刀長矛。
這就相當于一群疲憊的徒步旅行者，要轉(zhuǎn)身去跟一群開著摩托車的暴徒硬剛。
但彭德懷是誰啊？
這位湖南伢子，脾氣那是出了名的硬，打仗從來不含糊。
他接了命令，二話沒說，直接就去勘察地形了。
03
咱們來看看吳起鎮(zhèn)這個地方，那地形簡直就是老天爺賞飯吃。
這里是典型的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qū)，到處都是“川”字形的山梁和深溝。
這種地形，對于咱們步兵來說，那是天然的掩體，往溝里一趴，或者往山梁上一蹲，那就是一個個火力點。
但對于騎兵來說，這就是噩夢。
馬跑得再快，它也得看路啊，這溝溝坎坎的，馬蹄子一旦陷進去，那就成了活靶子。
彭老總是個戰(zhàn)術(shù)大師，他一眼就看出了這其中的門道。
他沒有選擇跟敵人在開闊地上硬碰硬，那不是傻嘛，那是拿雞蛋碰石頭。
他玩了一招“口袋陣”。
他把部隊埋伏在吳起鎮(zhèn)周圍的幾條主要山梁上，就像是張開了一個大口袋，靜靜地等著那幫騎兵往里鉆。
1935年10月21日早上，太陽剛露頭，馬家軍的騎兵就氣勢洶洶地來了。
這幫人也是狂慣了，這一路上追著紅軍跑，覺得紅軍就是一群潰兵，根本沒把咱們放在眼里，大搖大擺地就進了伏擊圈。
就在他們走到溝底最狹窄的地方時，彭老總一聲令下。
那一瞬間，山梁上槍聲大作，手榴彈像下雨一樣往溝里砸。
這騎兵在溝底，那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戰(zhàn)馬受驚亂竄，互相踩踏，剛才還威風凜凜的騎兵團，瞬間就亂成了一鍋粥。
紅軍戰(zhàn)士們一看這架勢，那是士氣大振，一個個從山梁上沖下來，那場面，簡直就是“猛虎下山”。
這一仗打得那叫一個干脆利落。
短短幾個小時，紅軍就擊潰了敵軍一個騎兵團，擊傷擊斃了無數(shù)，還繳獲了大量的戰(zhàn)馬和裝備。
這也是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打的第一場大勝仗，直接把那個跟了一路的“尾巴”給徹底切掉了。
這不僅僅是一場戰(zhàn)斗的勝利，更是給陜北的老百姓，給整個紅軍部隊，吃了一顆定心丸：咱們到家了，沒人能趕咱們走了！
04
捷報傳到毛主席那里的時候，主席正在吳起鎮(zhèn)的一孔窯洞里。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畫面，主席手里拿著電報，臉上那種久違的笑容。
這一路長征走過來，太苦了，太壓抑了，這一仗，就像是悶熱夏天里的一場暴雨，讓人從頭爽到腳。
主席看著電報里彭德懷對戰(zhàn)場地形的描述，那句“山高路險溝深”，一下子就擊中了這位詩人的靈感。
主席這人，高興了就愛寫詩，那是他的表達方式。
他隨手拿起筆，在一張電報紙的背面，刷刷刷就寫下了那首著名的六言詩。
這里得說個細節(jié)，主席當時寫這首詩，不是為了發(fā)表，也不是為了宣傳，純粹就是一種情緒的宣泄，一種對戰(zhàn)友由衷的贊賞。
特別是最后那句“唯我彭大將軍”，這在主席的詩詞里是非常少見的。
要知道，主席寫詩一般都是寫景、寫史、寫情懷，很少這么直白地夸贊某一個具體的將領(lǐng)。
這說明什么？說明當時主席心里是真高興，對彭老總那是真服氣。
寫好之后，主席叫來通訊員，把這首詩通過電臺發(fā)給了前線的彭德懷。
這事兒要是換了別人，收到最高領(lǐng)導人這么高的評價，那不得高興得蹦起來？不得把它裱起來掛在墻上？
但彭德懷不是別人。
當通訊員把譯好的電文送到彭德懷手里時，這位剛打完勝仗、滿身硝煙的將軍，看著那四句詩，臉上的表情不是得意，而是不安。
他反復(fù)讀了幾遍，嘴里念叨著：“這評價太高了，太高了，我受不起啊。”
在彭老總看來，這仗能打贏，是戰(zhàn)士們拼命拼出來的，是紅軍集體的功勞，怎么能算在他一個人頭上呢？
于是，這老爺子做了一個讓現(xiàn)在很多人都難以理解的舉動。
他拿起筆，在電報紙上重重地劃了一下，把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將軍”給改了。
改成了什么呢？改成了“唯我英勇紅軍”。
然后，他把改好的稿子交還給通訊員，讓他帶回去給主席。
你看看，這就是老一輩革命家的胸懷。
在那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名利對他們來說，真的就是過眼云煙，他們心里裝的，只有這支隊伍，只有這場革命。
05
那這首詩后來是怎么傳出去的呢？
這里面又有一個小插曲。
雖然彭老總改了詩，但原稿還是在的，而且當時隨軍的一些指戰(zhàn)員也都知道了這事兒，大家私下里都傳開了。
畢竟這么提氣的詩，誰不喜歡念兩句？
到了1947年8月1日，那時候已經(jīng)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了，冀魯豫軍區(qū)的機關(guān)報《戰(zhàn)友報》為了慶祝建軍節(jié)，鼓舞士氣，決定把這首詩刊登出來。
但問題就出在這兒了。
那時候打仗呢，兵荒馬亂的，編輯部也沒地方去查證具體的歷史檔案。
他們可能只是聽一些從長征過來的老同志口述，隱約記得有這么首詩，也隱約記得好像是在打什么險要關(guān)隘的時候?qū)懙摹?/p>
這人的記憶啊，時間一長就容易串臺。
不知道是哪位老同志記岔了，就把吳起鎮(zhèn)的“切尾巴”戰(zhàn)斗，記成了攻打臘子口。
臘子口也是天險，也是硬仗，這兩個地方在記憶里重疊了。
于是，《戰(zhàn)友報》就在詩的下面加了個編者按，信誓旦旦地說這是毛主席在攻打臘子口時寫的。
這一下，就種下了誤會的種子。
這報紙發(fā)出去后，雖然當時沒引起什么大風波，但這個錯誤的說法就這么流傳下來了。
一直到了1957年，《東海》雜志的編輯們，就是拿著這個錯誤的版本去問的主席。
你想想主席那性格，那是實事求是的祖宗。
他一看你這信里連基本的時間地點都搞錯了，他肯定覺得這事兒不靠譜啊。
再加上那時候已經(jīng)是和平年代，主席可能覺得這首詩個人色彩太濃，不太符合當時強調(diào)集體領(lǐng)導的氛圍，索性就回了個“記不起了，似乎不像”。
這一封信，直接讓這首詩在冷宮里待了30年。
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風向變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又回來了。
這時候，有一位重量級的人物站了出來，他就是黃克誠大將。
黃克誠跟彭德懷那是幾十年的老戰(zhàn)友，兩人的脾氣都硬，關(guān)系也鐵。
他在1979年初，在《人民日報》上發(fā)了一篇長文，專門懷念彭老總。
在這篇文章里，黃克誠非常肯定地提到了這首詩，并且把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那是在吳起鎮(zhèn)打完勝仗后寫的，不是臘子口！而且彭老總當時還把“大將軍”改成了“紅軍”。
這一下，真相大白了。
大家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詩是假的，是之前的傳言傳錯了地方。
這首被誤解了半個輩子、被塵封了三十年的名作，終于得以正名。
到了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選》的時候，正式把這首詩收錄了進去，并且在注釋里把這段曲折的經(jīng)歷給補上了。
06
回顧這首詩的命運，簡直就像是一部微縮的歷史劇。
它誕生于戰(zhàn)火硝煙的最高潮，在作者和主角的互動中展現(xiàn)了那個時代特有的豪情與謙遜；
它因為一個小小的記憶偏差，在和平年代被誤讀、被否認、被雪藏；
最后，又在撥亂反正的春風里，重新回到了它應(yīng)有的位置。
這中間的起起伏伏，不僅僅是一首詩的遭遇，更是那一代人命運的寫照。
彭老總這一輩子，就像這首詩一樣，橫刀立馬，剛正不阿，雖然中間受了不少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歷史終究是公正的。
就像那句老話說的，金子埋在土里它也是金子，總有一天會發(fā)光。
現(xiàn)在，當我們再讀到“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時候，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那種氣吞山河的霸氣，更多了一份對歷史滄桑的感慨。
那個在吳起鎮(zhèn)揮斥方遒的詩人，那個在馬背上謙虛改詩的將軍，那個在報社里因為一個地名而糾結(jié)的編輯，還有那個在晚年依然堅持說真話的老戰(zhàn)友……
這些人，這些事，都隨著這首詩，定格成了永恒。
至于當年那個搞錯了地點的編輯，你也別怪他，要不是他那個“美麗的錯誤”，咱們今天哪能聽到這么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呢？
歷史嘛，有時候就是這么愛開玩笑，但它開完玩笑之后，總會把真相留給最耐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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