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9.1萬村干部被立案調查怎么看？孫玉良：搶占低保名額罪孽深重

文｜孫玉良

2025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的9.1萬名村支書、村委會主任被立案調查的數據，如同一記重錘，敲響了基層治理的警鐘。這一數字不僅揭示了農村基層腐敗的嚴峻形勢，更凸顯了“蠅貪蟻腐”對群眾利益的直接侵害。我是在農村基層干過的，當過一屆村黨支部委員，比較了解最底層的情況。我認為：這些“蟻蠅”最壞的地方，是無恥地搶占低保名額，對弱勢群體形成致命打擊，簡直是“罪孽深重”。

低保政策本是國家為貧困家庭提供的“生命線”，但在部分農村地區，卻淪為村干部謀私的工具，通過偽造貧困戶名單、虛報家庭收入等手段，將本應發放給真正困難群眾的低保金裝入自己口袋。除了個人中飽私囊，利用職務便利將親屬列為低保對象，使更貧困的村民被排除在外也是“腐敗”之一，因為這會導致后者生活陷入絕境。

基層干部針對弱勢群體的腐敗，不僅違背政策初衷，更會在心理層面撕裂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當群眾發現“救命錢”被截流，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感會急劇崩塌，滋生怨恨與疏離。搶占低保名額的“罪孽”在于其雙重傷害：一是物質層面，直接剝奪了弱勢群體的生存保障；二是精神層面，加劇了社會不公的感知，動搖基層治理根基。這種腐敗雖涉案金額可能不大，但因其針對最脆弱群體，危害遠超經濟層面，成為侵蝕黨群關系的“慢性毒藥”。

9.1萬村干部被立案的數據，暴露出農村基層權力運行的深層危機。村干部雖職級不高，但掌管著土地流轉、宅基地發放、貧困人員推薦等“微權力”，在監督薄弱的環境中極易異化。一方面，“熟人社會”的鄉土語境導致同級監督形同虛設，村民礙于情面不敢舉報，上級監督因信息不對稱而“鞭長莫及”；另一方面，部分村干部法治意識淡薄，將公職視為家族榮耀或斂財捷徑，甚至將“雁過拔毛”視為理所當然。而村民對這一本“糊涂賬”也多是敢怒不敢言，罵罵天下烏鴉一般黑了事。

我認為：面對基層腐敗的頑固性，治理需兼顧“治標”與“治本”。在“治標”層面，紀檢監察機關已打出“組合拳”，通過大數據比對低保名單與房產信息，揪出違規領取者；利用無人機勘查農田，揭露虛報補貼的“數字工程”；推廣“村務釘釘”平臺，實現資金流水實時公開，群眾可“一鍵舉報”。這些技術手段顯著提升了監督效能，形成了“不敢腐”的震懾。

治本層面呢？根治腐敗需更深層的制度重構。2025年修訂的《農村基層干部廉潔履行職責規定》已劃出權力“紅線”，明確禁止優親厚友、侵占集體資產等行為。未來需進一步強化“不能腐”的籠子：通過“小微權力”清單化，壓縮自由裁量空間；推動鄉鎮黨委壓實主體責任，扭轉“重使用、輕管理”的傾向；尤其是加強村民自治，放膽讓群眾成為監督的“主角”，讓群眾的監督之眼斬斷“微權”失控的鏈條，如此才能重建基層治理的信任基石。

9.1萬村干部被立案的數據，不僅是反腐成績單，更是治理警示錄。基層腐敗雖微，其害如虎。因為農村是“社會之根”，絕不能讓“根”爛了；唯有以“零容忍”態度“打虎拍蠅”，以制度與科技雙輪驅動監督，放手發動群眾，讓“微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守住“社會之根”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