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我跟姑娘表白，將兩斤豬肉塞她手里，她紅臉：你個傻子

1980年的春天總透著股猶豫，梧桐枝椏剛冒出頭的嫩芽，被一場猝不及防的倒春寒打得蔫頭耷腦。我抱著個用油紙層層裹緊的包裹，在紡織廠家屬院三號樓的老槐樹下站了近十分鐘，手心的汗把外層油紙浸得發潮，連心跳都跟著亂了節拍。

包裹里是兩斤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間得恰到好處，是早上五點就去副食品店排了倆小時隊才搶到的寶貝。肉票攢了整整三個月——廠里每月發半斤，我跟同宿舍的單身漢老張換了一斤，又偷偷拿兩條“大前門”，從食堂王師傅那兒換來了剩下的半斤。在那個物資緊缺的年代，兩斤五花肉，足以讓鄰里街坊羨慕好幾天。

“李建國，你杵在這兒當電線桿子呢？擋著路了。”

清脆的聲音在身后響起，我渾身一激靈，猛地回頭，就見劉映雪推著自行車站在那兒。淺藍色的紡織廠工作服襯得她膚色白凈，兩條烏黑的麻花辮垂在胸前，臉頰被微涼的春風吹得泛著紅暈，一雙眼睛亮得像剛被雨水洗過的星星，比枝頭的嫩芽更添幾分生機。

“映、映雪同志……”我舌頭瞬間打了結，下意識把油紙包往前遞了遞，“這個，給你。”

她愣了愣，雙手還扶著自行車把手，沒接：“啥東西？裹得這么嚴實。”

“豬、豬肉。”我恨自己嘴笨，之前在宿舍演練了無數遍的話全忘在了腦后，只憋出三個字，“兩斤。”

劉映雪的眼睛倏地睜大，隨即“撲哧”一聲笑了出來，眉眼彎彎：“李建國，你沒事兒吧？好端端的，給我送豬肉干啥？”

“我、我就是想給你。”我硬著頭皮往下說，聲音都有些發顫，“你上次不是說想吃紅燒肉嗎？這五花三層的，燉出來最香了。”

這話是半個月前在她表妹張秀英家說的。秀英是我機械廠的同事，那天做了土豆燒肉，肉少土豆多，劉映雪夾了塊土豆，輕聲嘆了句：“等啥時候肉票夠了，真想好好做頓紅燒肉，要燉得爛爛的，入口即化那種。”我當時扒著飯，沒敢搭話，卻把這句話牢牢刻在了心里。

劉映雪的臉更紅了，這次不是被風吹的，而是從臉頰蔓延到耳根，像染上了胭脂。她咬著下唇，左右飛快掃了一眼，見沒人注意，才壓低聲音：“你瘋啦？兩斤肉票多難攢你不知道嗎？快拿回去自己吃。”

“我不！”不知哪來的勇氣，我一把將油紙包塞進她的車筐，按住車把不讓她動，“給你就是給你了，我一個單身漢，吃不吃都行。”

她瞪著我，好看的眼睛里情緒復雜，有驚訝，有羞澀，還有幾分無奈。伸手就要去拿車筐里的肉，我死死按住車把，心跳如鼓，終于說出了那句藏了許久的話：“映雪，我喜歡你。”聲音小得像蚊子叫，卻清晰地落在了兩人耳中。

劉映雪的手停在半空，整個人像被按了暫停鍵，連呼吸都慢了幾分。幾秒鐘后，她臉漲得通紅，從牙縫里擠出三個字：“你個傻子！”說完，猛地推開我，推著自行車就往樓道里跑，車筐里的油紙包隨著車身顛簸，晃得我心也跟著懸了起來。

我站在槐樹下，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門洞，心里空落落的。完了，肯定是被拒絕了。垂頭喪氣地往回走，機械廠的單身宿舍在三站地外，那天卻覺得這條路長得沒有盡頭。經過國營飯店時，櫥窗里擺著的紅燒肉樣板油亮誘人，香氣飄得老遠，反倒像在故意提醒我，剛才的表白有多莽撞。

“建國！等我一下！”

我回頭，就見張秀英騎著自行車追了上來，氣喘吁吁地停在我身邊：“你跟我表姐說啥了？她臉通紅地跑回家，抱著個油紙包發呆，問她啥也不說。”

“我……給她送了兩斤豬肉。”我撓了撓頭，有些不好意思。

“兩斤？”張秀英眼睛瞪得溜圓，“你哪兒弄來這么多肉票？這可是稀罕物！”

“攢了三個月，跟老張換了點，又找王師傅換了點。”我低聲說，“然后我跟她說，我喜歡她。”

張秀英沉默了三秒，突然爆發出驚天動地的笑聲，引得路人紛紛側目。她扶著車把笑得直不起腰：“李建國啊李建國，你可真是個人才！哪有人表白送豬肉的？也太實在了！”

我有些委屈：“她不是想吃紅燒肉嗎？我想著，送她喜歡的東西總沒錯。”

“那也不是這么個送法啊！”張秀英抹掉笑出來的眼淚，語氣卻軟了下來，“不過算你有心。我表姐那人，表面看著潑辣，其實臉皮薄得很。廠里追她的人不少，技術科的小王、宣傳科的老趙，條件都比你好，她從來沒動心過。”

我心里一動：“那她……”

“她要是真討厭你，早把豬肉扔你臉上了。”張秀英神秘兮兮地壓低聲音，“她收下了，還抱回家捂得嚴實，這說明啥？你自己琢磨去。不過我可提醒你，我表姐命苦，你要是真心對她，就好好疼她；要是敢耍花樣，我第一個不饒你。”

張秀英騎車走后，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心里的失落漸漸被一絲期待取代。或許，事情真的沒那么糟。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在廠區里繞來繞去，卻總也遇不到劉映雪。去張秀英家吃飯，她也總說表姐有事不來。我心里七上八下，那兩斤豬肉像石沉大海，連點回響都沒有。

直到周五下班，車間主任叫住我：“建國，下周一你去紡織廠送批零件，這是介紹信。”我眼睛瞬間亮了——紡織廠，那不正是劉映雪工作的地方？

周一一大早，我換上最挺括的中山裝，頭發抹了點水梳得整整齊齊，騎著廠里的三輪車，小心翼翼地載著零件往紡織廠趕。交完零件正要走，身后突然傳來熟悉的聲音：“李建國？”

我回頭，就見劉映雪站在車間門口，穿著白色的工作圍裙，帽子把頭發全裹了進去，露出光潔的額頭。陽光落在她身上，柔和得不像話。“映雪同志。”我趕緊下車，心跳又開始不爭氣地加速，“真巧。”

“巧什么，秀英說你今天要來。”她走過來，手里提著個鋁飯盒，遞到我面前，“給你。”

我接過飯盒，沉甸甸的，還帶著溫熱的觸感：“這是？”

“紅燒肉。”她聲音輕輕的，臉頰微紅，“用你送的豬肉做的。我不能白收你的東西。”

我迫不及待地打開飯盒，濃郁的醬香味瞬間撲鼻而來，深紅色的肉塊整齊地碼在里面，油光锃亮。我顧不上找筷子，直接用手拈了一塊放進嘴里，肉質酥爛，肥而不膩，咸甜適中，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紅燒肉。

“好吃嗎？”她睜著眼睛，期待地看著我。

我使勁點頭，喉嚨發緊，說不出話來——長這么大，除了母親，從來沒人專門為我做過紅燒肉。這份心意，比肉本身更讓人動容。

劉映雪笑了，像春天里綻放的第一朵花：“傻子，好吃也不用這樣啊。”

“真的好吃。”我終于憋出一句話，“特別好吃。”

“那……”她頓了頓，聲音更輕了，“下周日我休息，你要是沒事，來家里吃飯吧。肉票我不能白要你的，我媽也想謝謝你。”

我狂喜過望，連連點頭：“我有空！我一定來！”

她臉一紅，轉身跑回了車間。我捧著飯盒站在原地，直到看門大爺催我，才戀戀不舍地騎車離開。那天剩下的時間，我像踩在云彩上，回到廠里，把剩下的紅燒肉分給工友，每個人都贊不絕口。老張咂著嘴問：“哪兒買的？我也去排排隊。”我挺著胸脯，驕傲地說：“買不到，是別人專門給我做的。”

周日一大早，我拎著水果罐頭和麥乳精，站在劉映雪家門口，緊張得手心冒汗。開門的是位五十多歲的婦人，眉眼和劉映雪十分相似，只是身形消瘦，氣色不太好。“阿姨好，我是李建國，映雪的朋友。”

“哦，建國啊，快進來。”劉阿姨熱情地側身讓我進屋，“映雪念叨好幾天了，說今天有客人來，一早就去廚房忙活了。”

屋子不大，只有一間正房一間里屋，卻收拾得一塵不染，桌椅擦得發亮。劉映雪從廚房探出頭，手里還沾著面粉：“你來了，先坐，還有兩個菜就好。”我想去幫忙，卻被她推了出來：“你是客人，坐著等就行。”

劉阿姨給我倒了杯熱茶，拉著我聊天，問得很細致——廠里的工作、工資多少、家里有什么人。我一一如實回答，心里清楚，她是在替女兒把關。從談話中我得知，劉映雪的父親早逝，劉阿姨身體不好提前病退，十八歲的映雪頂職進了紡織廠，一個人撐起了整個家。

“這丫頭倔，這些年不少人給她介紹對象，有干部子弟，也有吃商品糧的，她都婉拒了。”劉阿姨嘆了口氣，眼神里滿是心疼，“我知道，她是怕嫁了人，沒人照顧我這個病秧子。”

我心里一緊，終于明白張秀英說的“命苦”是什么意思。這個看似開朗的姑娘，背后藏著這么多不易。

開飯時，桌上擺了四菜一湯：紅燒肉、西紅柿炒雞蛋、清炒菠菜、涼拌黃瓜，還有一碗紫菜蛋花湯。在那個年代，這算得上相當豐盛的招待了。劉映雪一個勁地給我夾菜，尤其是紅燒肉，把最大的幾塊都放進了我碗里。

劉阿姨吃得很慢，沒吃幾口就放下了筷子，說去里屋休息。映雪等她關上門，才輕聲說：“我媽胃不好，吃不了多少東西。”

“你照顧她，肯定很辛苦吧。”我看著她，心里滿是憐惜。

“自己的媽，說什么辛苦。”她笑了笑，可笑容里藏著掩不住的疲憊。

那天我們聊了很多，從廠里的瑣事聊到各自的愛好。她說喜歡讀散文，我就說我訂了《人民文學》，以后可以給她帶；她說想學裁剪做衣服，我就說能托老家的親戚找本裁剪書。都是些普通的話題，卻因為對面是她，每一句話都透著甜。

飯后我搶著洗碗，笨手笨腳地打碎了一個勺子，劉映雪站在門口，笑得前仰后合。“李建國，你在廠里擺弄機器也這么毛手毛腳嗎？”

“廠里的機器我熟得很！”我不服氣地辯解，“這碗太滑了，不怪我。”

她走過來接過碗，指尖不經意間碰到我的手，兩人都愣了一下。“還是我來吧，不過算你有心。”

午后的陽光透過窗戶灑進來，落在兩人身上，暖洋洋的。安靜了片刻，劉映雪突然說：“那豬肉，謝謝你。我知道肉票多難攢，你肯定攢了很久。”

“沒事，我一個人花不了多少。”我撓了撓頭。

“為什么是我？”她轉頭看我，眼睛清澈明亮，“廠里年輕姑娘不少，秀英說想給你介紹對象的人也多。”

我認真想了想，如實說：“第一次在秀英家見到你，你在幫她補襪子，手指翻飛，特別靈巧。陽光照在你頭發上，有一圈淡淡的光暈。我當時就想，這姑娘真好，要是能娶回家就好了。”

劉映雪低下頭，耳根通紅。許久，她輕聲說：“我家里情況你也看到了，我媽身體不好，我得一直照顧她。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可能會拖累你。”

“我知道。”我握住她的手，語氣堅定，“兩個人一起照顧，總比一個人強。以后我就是你們家的頂梁柱，重活累活我來干，你不用一個人扛著。”

她抬頭看我，眼睛里閃著淚光，輕輕點了點頭。那一刻，陽光正好，歲月安然，我覺得全世界的溫柔都聚在了這間小小的屋子里。

從那以后，我成了劉家的常客。周末休息，我就去修漏水的龍頭、換壞掉的燈泡、買米買面，把所有重活都包了。劉阿姨的病需要中藥調理，我托老家的親戚在山里采了新鮮藥材寄來，看著她氣色漸漸好轉，心里比什么都高興。

夏天來時，劉映雪帶我去城郊的河邊乘涼，還特意做了紅燒肉和白面饅頭。我們坐在樹蔭下，聽河水潺潺，看夕陽染紅天際，她靠在我肩上，輕聲規劃著未來。我說要考六級工，多掙錢養家；她說想攢錢買臺縫紉機，給我和媽媽做新衣服。

后來劉阿姨舊病復發住院，手術費要兩百塊，這在當時是天文數字。我拿出所有積蓄，又跟工友們湊了些，終于湊夠了費用。劉阿姨出院那天，拉著我的手，哽咽著說：“建國，以后你就是我的親兒子。”

秋天，兩家人見了面，我們沒辦盛大的婚禮，就領了結婚證，在廠里申請了一間十二平米的宿舍當新房。搬家那天，映雪只帶了一個箱子，里面是她的衣服、幾本書，還有父親的遺照。我在舊貨市場淘了個書架，把她的書和遺照擺得整整齊齊。

晚上，映雪做了紅燒肉，我們以茶代酒，舉杯相碰。“李建國同志，往后請多指教。”“劉映雪同志，我一定好好待你。”

第二年冬天，女兒出生了，我給她取名李念雪，念著那個春天的相遇，念著這份因兩斤豬肉結緣的情誼。如今幾十年過去，女兒早已長大，我和映雪也添了白發，但家里的餐桌上，總少不了一碗紅燒肉。

我總說，1980年的那兩斤豬肉，是我這輩子買過最值的東西。它換來了一個溫柔的妻子、一個美滿的家，還有一輩子細水長流的幸福。這份幸福，就像慢火燉著的紅燒肉，歷經歲月沉淀，愈發醇厚綿長，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