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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社交媒體禁言,西貝宣布關閉102家門店,賈國龍與羅永浩的“預制菜之爭”,最終淪為一場無人喝彩的“決斗”。
這場“決斗”,賈國龍或許不是為了贏,而是為了退。
他以顢頇決絕的姿態發起“終極之戰”,非為固執于預制菜定義,而是以一種最戲劇化的方式,將退場包裝成抗爭,為自己的商業謝幕鍍上悲壯的光暈。
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賈國龍可能真的不想干了。
否則,此前他種種違背商業常規、加劇輿論危機的異常之舉,很難簡單地用西北人的“倔”和“軸”,以及“不懂公關”去詮釋。
面對羅永浩“碰瓷”,他完全可以像俞敏洪那樣,決不沖到前臺,按正常流程應對就是了。他只需關掉麥克風,事態也決計不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
他是個極其要面子的實業家,且一貫不屑于“公關”,焉能不在意一點:但凡搭理那個靠耍嘴皮子為業的家伙一句,首先掉的是自己身價?
當我們將視角拉回行業全景,便不難發現這并非老賈簡單的意氣用事,而可能是基于行業困境倒逼的“非常規發聲”。
2025年數據顯示,中國餐飲閉店率急劇上升,全國達48.9%,一線城市超35%。高端餐飲客單價回落至2015年水平,80%的城市人均消費低于50元。
以西貝為例,客單價90元以上,但租金與人力成本分別占營收35%和42%,成本結構已嚴重失衡。
賈國龍行為中一個可能被忽視的動機是,?他或許并非單純想“贏”這場爭論,而是在行業寒冬中,借這場“決斗”完成一次徹底的“甩鍋”和自我切割。 然而,這種切割背后潛藏著更微妙的身份再定位。
賈國龍將“實業家”身份符號,升華為一座靠信徒供奉的神龕——當市場寒潮席卷,他不再把顧客放在首位,只需要對他仰視的信徒;他不再賣西北菜,而是賣信仰,儼然站在商業廢墟上布道的“餐飲教父”。
他將預制菜問題歸咎于包括羅永浩在內的“外部攻擊”,將消費者質疑等同于“黑嘴”,從而將品牌危機?個人化?、?道德化?,為后續可能的業務收縮鋪路。
他在長文中,將輿論危機歸因于“不會詭辯的普通人被欺辱”,并強調“做產品天然高于聽反饋”,這恰恰是一種?拒絕商業妥協?的姿態。
若是預制菜業務難以為繼,他便可以宣稱“是市場和輿論不公,而非我的產品或戰略有問題”,從而將失敗歸咎于外部環境。
通過不斷強調“實業家”的悲情形象,將公眾注意力從“預制菜是否安全好吃”轉移到“精英是否被普通人欺負”的道德敘事上。
他將羅永浩稱為“網絡黑社會”,并貼上“污蔑政府”“污蔑司法”的標簽,將商業爭論升級為?身份政治對抗?,徹底切斷與質疑者對話的最后一線可能。
在輿論日益失控的漩渦中,他分明已意識到:與其在行業寒冬中苦苦支撐,不如借機砸鍋,將責任推給外部“黑手”,為自己鋪設一條體面的退場之路。
他坦言名下僅有一套北京房產,在呼和浩特則是租房居住。這一資產透明化的舉動,旨在將爭議從“預制菜”等具體問題轉向對其個人擔當的討論,試圖掌握敘事主動權,并強調就算退場,也要站著退,讓“悲情”二字刻進商界的記憶里。
他眼下已不是在經營餐飲,而在守護一個封閉的信仰體系。門店關閉102家,這不是止損,是清場;承諾員工工資一分不少,儲值卡隨時可退,這不是仁義,是儀式。
他要用最為體面的方式,把1.7萬人的飯碗、數百萬顧客的期待,變成一場悲壯的謝幕劇。
在行業寒冬中,當定義權、個人形象與品牌尊嚴淪為隔絕時代的護城河,而顧客訴求、員工權益和輿論對話被漠視時,這場自我構筑的悲劇便注定上演。
他用38年壘起一座神壇,然后親手砸碎它,只余下“我沒錯,是世界錯了”的獨白。 他以為自己在捍衛中國餐飲的尊嚴,其實是在拒絕被時代重新定義。
“你們不配評判我”,這是他拼死固守的最后精神堡壘,并執意發起一場能夠預知結果的“決斗”,以此宣告自己道德上的完勝?,來結束這場爭議。
上述分析,僅為筆者基于現狀的合理推測。賈國龍最終將選擇堅守還是轉身,仍需以他未來的決策為證,時間自會揭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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