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特務黃茂才被判死刑，臨刑前大喊：我為江姐做了很多事

1953年刑場驚魂：死囚喊了一句“我給江姐送過信”，子彈偏了三寸，揭開渣滓洞最深隱秘

1953年初夏，四川榮縣刑場，那氣氛壓抑得能把人逼瘋。

幾個五花大綁的死刑犯跪成一排，眼看就要吃槍子兒了。

就在扳機扣動的前一秒，有個被定性為“極惡特務”的家伙，突然扯著嗓子吼了一句：“我不是特務！

我給江姐送過信！

我是幫共產黨的！”

這一嗓子，直接把鬼門關的大門給吼關上了。

監斬官當時心跳都漏了一拍，趕緊讓人把槍口抬高三寸。

為啥？

因為“江姐”這倆字，在剛成立的新中國，那就是一塊免死金牌，分量重得嚇人。

喊話這人叫黃茂才，檔案里寫得清清楚楚：渣滓洞監獄管理員，國民黨鷹犬。

可誰也沒想到，這個穿著特務皮的家伙，居然藏著個隱瞞了近30年的秘密。

說白了，這就好像是一出黑色幽默劇，最危險的地方站著的，竟然是《紅巖》烈士們最鐵的“快遞小哥”。

這事兒要說清楚，還得把時間往回倒，看看黃茂才這人是咋混進國民黨大染缸的。

其實吧，他就是個被命運狠狠捉弄的老實人。

家里窮得叮當響，但是讀過書，字寫得漂亮。

當年為了混口飯吃，被老東家塞進了國民黨川康綏靖公署。

他以為自個兒就是去當個抄抄寫寫的文書，結果到了那一看不對勁，這幫人要么忙著貪污，要么忙著拍馬屁。

黃茂才這種木訥性格，在那種烏煙瘴氣的環境里根本活不下去，一路被排擠，最后被打發到了人人談之色變的渣滓洞看監獄。

換了別的獄警，到了渣滓洞這種“肥缺”，早就忙著敲詐勒索犯人、踩著別人的血往上爬了。

可黃茂才這人就是個“異類”。

他發現上司嘴里那些“青面獠牙”的共產黨，跟自己想的完全是兩碼事。

特別是監獄里關進來幾個女“犯人”后，黃茂才的三觀算是徹底碎了一地。

這其中，就有后來名震天下的江竹筠——江姐。

這世界有時候真挺小的，江姐居然是黃茂才的四川自貢老鄉。

在那個陰森森、透著血腥味的魔窟里，這聲“老鄉”簡直就是一道光。

起初江姐對他那是相當警惕，畢竟穿著那身皮呢。

可沒過多久，革命者那種敏銳的直覺就告訴江姐：這小獄警眼神里沒殺氣，只有一臉的懵圈和同情。

在那個大染缸里，你不跟著一起黑，那你就是最大的異類。

這應該算是一場史上最特殊的“策反”。

沒啥談判桌，就在那一畝三分地的牢房門口。

江姐她們開始有意無意地跟黃茂才嘮嗑，不講大道理，就像鄰家大姐一樣關心他，給他講講外面的局勢，講講國民黨為啥要完蛋。

最讓黃茂才破防的是，入秋天涼的時候，這幫自身難保的女革命者，竟然拆了線頭，親手給他織了一件毛衣。

這一針一線里的溫度，狠狠給了國民黨官場一記響亮的耳光。

就這么著，黃茂才心里的天平徹底歪了。

他決定干一件掉腦袋的事：當個雙面人。

表面上他是查房的獄卒，背地里卻成了連接監獄內外的“地下交通線”。

那些寫滿情報的紙條，甚至包括江姐那封著名的“托孤遺書”，都是他夾在衣服里、藏在鞋墊下，冒死送出去的。

可以說，要是沒黃茂才，咱們現在看到的《紅巖》歷史，哪怕是有一半細節都得失傳。

可是吧，老天爺這編劇當得太狠了。

1949年黎明前最黑的那會兒，黃茂才最后一次幫江姐送完信，滿心歡喜以為解放軍進城就能跟這些“良師益友”團聚了。

結果回到監獄一看，傻眼了。

牢房空了，地上一灘灘的全是血。

大屠殺開始了，江姐犧牲了。

他甚至連句再見都沒來得及說。

后來國民黨潰逃，黃茂才這種小嘍啰被遣散回家，他也不敢提這茬，就在老家當了個鄉村教師，想安安穩穩過下半輩子。

但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哪怕你是被冤枉的。

1953年鎮反運動，黃茂才因為那身特務皮被揪了出來。

在那個非黑即白的年代，你說你是渣滓洞看守還是好人？

鬼才信。

直到刑場上那一嗓子喊停了子彈，雖然命保住了，但因為拿不出證據，還是被判了刑。

這一關，就是20多年。

做好事不難，難的是做了好事還得背著黑鍋把牢底坐穿。

這真的是個巨大的悲劇悖論：當年幫共產黨，被國民黨排擠；后來因為是國民黨，被新中國關押。

他在監獄里從青絲熬成了白發，直到1981年，事情才有了轉機。

重慶烈士陵園的工作人員在整理幸存者回憶錄時，在一堆泛黃的檔案里，終于找到了一份證詞：“我們要感謝一個叫黃茂才的看守…

1982年，那份遲到了30年的清處證明終于送到了。

當已經步履蹣跚的黃茂才走出監獄大門，看著外面那個翻天覆地的新世界，他沒抱怨，也沒在那哭天搶地，只是默默流淚。

這輩子大半截都扔在監獄里了——先是當看守，后是當囚犯。

但他覺的值，因為歷史最后還是說了真話。

他不是特務，他是那個在黎明前夜，替江姐送出最后一封家書的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