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8年10月的北平，冷風已經開始往骨頭縫里鉆了。
杜聿明躺在病床上，臉色蠟黃。
左腎切除手術剛做完沒幾天，身上插的管子還沒拔利索，去美國治病的護照都已經揣在兜里了。
可就在這時候，蔣介石的一紙手令突然砸了下來：“徐州告急，即刻上任。”
杜聿明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哪是去救火，分明是去跳火坑。
那個爛攤子，誰去誰死。
可放眼整個黃埔一期，除了這個連站都站不穩的病秧子，老蔣竟然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能鎮住徐州那幫驕兵悍將。
奇怪吧？
號稱“天子門生”滿天下的黃埔系，怎么就落到無人可用的地步了？
這事兒，還得從當年那個解不開的人事死結說起。
抗戰一結束，國軍的攤子鋪得挺大。
當時能指揮方面軍級別的大將，數來數去也就薛岳、衛立煌、李宗仁這幾個老面孔。
可老蔣那點小心思大家都懂，關鍵時刻，他只想用自己人——黃埔一期生。
結果名單一拉出來，全是窟窿。
孫元良？
別逗了，讓他當兵團司令都懸。
要不是他叔叔孫震主動退居二線搞利益交換，這個除了逃跑啥也不會的“飛將軍”早被踢出局了。
黃維呢？
那就是個標準的書呆子。
打仗死板不說，人緣還差到了極點，根本沒法協調各路諸侯。
還有個陳明仁，這倒是個狠人，可他對老蔣和陳誠一肚子怨氣，正鬧著要退役呢，讓他去指揮，保不齊槍口直接調轉過來指著南京。
其實，此時蔣介石手里原本還捏著一張王牌——宋希濂。
論資歷，宋希濂那是抗戰大浪淘沙淘出來的真金。
從淞滬會戰一路打到滇西反擊，人家是實打實干出來的第11集團軍總司令。
論能力，他比杜聿明還要全面，戰術素養極高。
遼沈戰役杜聿明累趴下后，接替徐州指揮權的頭號人選，本來就是他。
可宋希濂頭搖得像撥浪鼓，死活不去。
蔣介石問為啥，宋希濂就回了一句大實話：“孫元良在那，我怕被坑死。”
宋希濂太了解孫元良了。
南京保衛戰那會兒，孫元良扔下部隊跑路的嘴臉，惡心了他整整十年。
他心里清楚，不是自己不能打，而是只要有孫元良這種隊友在，關鍵時刻絕對會為了自己活命，把友軍賣得底褲都不剩。
事實證明，宋希濂看人真毒。
后來徐州突圍，孫元良果然切斷通訊先溜了，甚至命令部下炸毀火炮，動靜大得生怕解放軍不知道：“我要跑啦！”
氣得李彌當場破口大罵。
但怕孫元良只是個借口。
宋希濂真正去不了徐州的死穴，在于他身上缺了杜聿明有的四樣東西。
而在蔣軍那個大染缸里，光會打仗是沒用的，杜聿明能成“救火隊長”，靠的全是這四道保命符。
這第一道符，就是聽話且圓滑。
老蔣用人有個鐵律：才華往后排，聽話才是第一位的。
這方面杜聿明做到了極致，他不光對老蔣言聽計從，跟陳誠的土木系、何應欽系，甚至令人聞風喪膽的軍統特務都能稱兄道弟。
你再看宋希濂，少年得志，二十六歲就當中將師長，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當年遠征軍參謀長蕭毅肅索賄，宋希濂直接給人懟回去。
結果呢？
被人抓個部下冒功的小辮子，直接擼下來送去陸大進修。
一個太剛，一個太柔，在徐州那種亂成一鍋粥的局面下，太剛的宋希濂根本玩不轉。
第二道符更關鍵，手里得有“私兵”。
在國軍體系里，沒嫡系部隊的司令就是個擺設。
杜聿明手里攥著第五軍系這張王牌，這是中國第一支機械化部隊，從軍長邱清泉到團級干部，基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
甚至連第70軍軍長高吉人，當年進黃埔還是杜聿明給勸進去的。
在東北，廖耀湘和鄭洞國都是杜聿明的老部下，指揮起來如臂使指。
而在徐州，主力第2兵團就是第五軍的底子。
那個連蔣介石都頭疼的“瘋子”邱清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杜聿明一個人。
這里面有一段過命的交情。
當年昆侖關血戰，杜聿明命令邱清泉堵六塘，邱清泉為了貪功多殺鬼子，擅自把戰場放到了八塘。
結果鬼子援軍抄小路增援，差點害死負責主攻的榮譽1師。
按軍法這得槍斃，杜聿明問他知罪嗎，邱清泉低頭認栽。
可杜聿明嘆了口氣，硬是讓他戴罪立功。
這一饒，換來了邱清泉一輩子的死心塌地。
換了宋希濂去徐州？
他的老底子第71軍早在遼沈戰場被全殲了，去徐州就是個光桿司令，別說指揮邱清泉，恐怕連孫元良那個滑頭都不正眼瞧他。
第三道符，是寬厚服眾。
杜聿明早年混得慘，甚至還要靠黃埔同學會的救濟金過日子，這種苦難經歷磨掉了他的傲氣。
他不像關麟征那樣盛氣凌人，也不搞內斗，這種寬厚性格能把即將崩盤的各路部隊粘合在一起。
宋希濂雖然正直，但威望出不了自己的圈子。
徐州戰場上那些驕兵悍將，表面客氣，背后聽不聽你的，那可真不好說。
最后一道符，是技術壁壘：懂機械化大兵團。
杜聿明在昆侖關雖然步坦協同打得一般——坦克沖上去了，步兵還在山腳下看戲——但他畢竟是練過的。
從印緬回來后，他專門研究了三年美械裝備和機械化戰術。
怎么指揮幾十萬人、怎么運用坦克重炮，他是當時國軍里的行家。
宋希濂呢？
他在滇西雖然摸過美械，但隨后就被冷藏了四年。
這四年正是軍事技術飛速革新的時期，讓他去指揮徐州那幾個美械軍，不夸張地說，就像讓趕馬車的去開坦克。
杜聿明的戰術水平或許不是頂尖的，論微操，邱清泉、廖耀湘可能都比他強。
但在那個大廈將傾的時刻，老蔣需要的不是什么絕世名將，而是一個能掌控這個龐大、腐朽機器的黏合劑。
宋希濂拒絕是對的，他要是去了，既指揮不動邱清泉，也防不住孫元良，最后只會死得更難看。
1948年的冬天，風像刀子一樣割臉。
杜聿明拖著還在隱隱作痛的身體，登上了飛往徐州的飛機。
看著窗外厚重的云層，他或許想起了昆侖關的炮火，想起了野人山的暴雨。
他心里比誰都清楚，自己這一去，不是去迎接勝利，而是去給一個舊時代殉葬。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軍事集團的死局：當忠誠大于能力，當派系利益高于國家存亡，到了最后關頭，能用的竟然只剩下一個必須“鞠躬盡瘁”的重病號。
徐州的雪，下得更緊了，似乎要把這一切都埋個干干凈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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