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潤海丨金 懷

曲潤海與王金懷

金懷

曲潤海/文

金懷是我高中同班同學，四十八年形同手足的好朋友。

金懷姓王，乳名五忙，漢族，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副教授。他長我一歲，1935年11月9日出生于山西省崞縣（今原平市）同川地區王北窯村一個農民家庭。

同川西邊是崞縣平川，東邊是五臺、南邊是定襄，三縣交界，四面環山，中間一條同河，是一塊自成格局的風水寶地。春秋戰國時這里屯過兵，金懷曾在地里拾到過銹成綠色的銅劍和戰車軸飾件。抗日戰爭時期，崞縣以同蒲鐵路為界分為東崞縣和西崞縣，東崞縣的縣政府就設在同川，當然也是八路軍的駐地。

說同川是風水寶地，更因為它是山西有名的梨果鄉。每年春天，梨花、果花、桃花、杏花開放的時候，遠遠望去真是一個仙境！到秋天，紫紅的檳子果，金黃的油梨，把樹枝壓得彎到地上。要吃梨果不用手摘，躺在地上張口就吃。

我在崞縣范亭中學上學的時候，同學們都喜歡在課桌里放幾個成熟的檳子果，滿教室都是果香味。同川的油梨更有名。秋天剛摘下來時并不怎么好吃，但在土窯里放到春節，沁出一層油來，那才真好吃呢。油梨一直能在窯里保存到夏天，不變味，因此可以銷售好長時間。現在同川油梨已經遠近名揚，銷往國外了。

金懷就誕生在這樣一個風水寶地。

梨花

梨花

1957年 范亭中學高中畢業，

在太原參加高考后合影

金懷的母親識字，知道許多古代圣賢的故事。幼年的金懷就在母親的熏陶下，開始讀古文。但是他上學比較遲，1948年才正式入本村小學讀書，1950年上東社高小。東社是同川地區的一個鎮，是同川的經濟文化中心。1951年9月，金懷考入崞縣范亭中學初中十班，1954年9月考入范亭中學高中三班。這時我也從忻縣中學考到了范亭中學高中三班，從此我們就成了要好的同學、朋友。

1960年在天津合影

1961年在北京合影

金懷生性好動，熱愛文藝體育，他是學生會的文體委員。對體育活動他不是都喜歡，他不打籃球、排球，不踢足球，也不參加長跑，不跳高。他喜歡的是體操，雙杠、木馬是他的體操強項，他手腕子很有力。他也好郊游。1956年9月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兩人東過滹沱河，來回步行三十里，一路欣賞秋景。在一片楊樹林里，他忽然來了興趣，脫掉鞋，蹭蹭蹭幾下就上了一棵楊樹。那利灑勁，絕似雜技團爬竿演員的表演。由此我才悟出他為什么雙杠、木馬玩得那么好。

金懷對文藝活動也是有偏愛的，他喜歡吹笛子，喜歡彈三弦，至今他家還掛著他在中學時的那把三弦琴。他喜歡看傳統戲曲。我當山西省文化廳長以后，經常帶著劇團來京演出，每次都要請他去看，他總要帶幾個外國留學生，有時他竟把盛成老先生請去。看戲過程中，他都要向留學生們介紹山西戲曲如何好，引得他們叫好。有時候他還領著留學生上臺和演員見面。

1960年3月在天津合影 金懷在照片背面寫了一首詩：知己誠然脈搏同，甚喜老海來津門，匆匆握別拍此照，日后相憶應保存。

當然，中學時他的更大興趣還在文學上。他是班里語文學得最好的同學之一。班里如果有需要寫集體表態的文字東西，多由他起草。

范亭中學有一些酷愛文學的同學，在語文老師郄樹勛的輔導下組織起一個文藝通訊組，成員有：劉彥釗、陳懷義、李國正、張履生、申富川、楊茂林、趙青槐、齊志明、邢守正、王錞、張志憲等，我和金懷也參加了。領頭的先是劉彥釗，后是楊茂林。

文藝組經常在一起學習文藝知識，有時到風景優雅的北橋河畔聽郄樹勛老師輔導，有時跟著郄樹勛老師去郊游。有一個假日我和金懷、趙青槐、齊志明，竟步行二十里到楊茂林家住了一夜。

范亭中學學生自己組織的文藝通訊組，在風景優美的北橋河畔，聽郄樹勛老師講文藝知識。參加者有楊茂林、李國正、沈富川、王金懷、張志憲、張履生、任志華、齊志明等。

我那時有一個抄本，隨手記一些學習和觀察的感受，抄一些詩詞，有時他偶有興致，也隨手寫在上面。冬天下了雪，圍著火爐聊天，他隨口吟了一首詩：“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后來才知道，這是白居易的《問劉十九》。

他抄在我的抄本上的詠雪詩有三首，一首是：“一夜北風寒，/萬里彤云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斗。/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另一首是：“大雪紛飛萬里囚，/花槍挑著酒葫蘆。/怨仇血海終須報，/誰識英雄林教頭。”/還有一首：“大雪紛紛下，/柴米要漲價，/桌子當柴燒，/板凳腿也留不下！” /第一首詩后來才知道，是《三國演義》三顧茅廬中的二顧時，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所吟的。原詩共十句，他抄了前八句，一字不差。只沒有抄“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兩句。第二首是續范亭將軍的七絕《林沖雪夜沽酒》，后來看《續范亭詩文集》，他抄得也一字不差。第三首則是一首民謠，他對民謠民諺也是很感興趣的。但是他自己不寫詩，我沒有見過他寫的詩。

他最大的興趣是讀古文。《古文觀止》中他能背誦好多篇，我們都比不上他。他在我們班里古漢語基礎最扎實。他的數理化水平一般，但從來沒有補考過。他和我一樣，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讀文學書籍上了，對數理化只求及格就行。如果學期中覺得有不及格的危險了，就放下文學書籍，趕一趕數理化。這樣，期末考試過了關，就能安心度假了。

1957年暑期參加高考，我和金懷都報了文科。同班報考文科的還有張天衡、王萬紅、李建邦、趙計元等，我們都有幸考上了，金懷上的是天津河北大學中文系。

1961年10月，他畢業分配到天津師范學院，先在歷史系資料室工作。我從北京去看他，進了資料室，滿室是破銅爛鐵、磚頭瓦片，光線陰暗，氣味怪異。這樣的環境和金懷好動的性格，我覺得太不相合了，然而他卻相當滿意。他迫不及待地打開書柜，把最好的字畫和古書拿出來讓我看，擺下一桌子。他還把和他要好的學生叫來相見。那位學生畫了一幅“鷹”，讓我在畫上題寫“鷹”字，其實我的字不如他寫得好，但我還是從命了。從此，金懷又增加了閱讀歷史文獻、欣賞文物古玩的新興趣，并且養成了習慣。家里他的桌椅都是舊貨，書不甚多，最醒目的是線裝書。

1962年元旦在北京的幾位范亭中學同學合影。 第一排左王旺章、劉澍和、雎行嚴；第二排左張新德、王安越、齊文秀、張誠善；第三排左王金懷、孫吉甫、曲潤海、楊建業、李云。

金懷的字，在中學時就寫得好。在資料室有了練字的時間，更把書法當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后來他調到中文系，正式任教。

在上大學期間，我倆書信不斷，如果稍微隔的時間長了一些，我就心焦了，在日記中寫道：“金懷怎么還不來信？”暑期畢業后他回了老家等待分配，等得有些心焦，給我寫信說整天無所事事，就是割柴火，摘梨。我回信時寫了一首打油詩：“驛馬不來莫心焦，/心焦易使容顏老。/割柴摘梨看紅葉，/校園哪比田園好。”

那時在同學中我和金懷的書信往來是最多的。信中無所不談，甚至有一個范中女同學、一個天津女工追他，他都在信中告訴我，要我出主意，我當然拿不出主意，幫不了忙。

我的助學金低，吃飯盡量多吃糧少吃菜，他來看我時發現了，就給我寄錢。我母親從老家給我寄來紅棗，我也分給他一些，并且寫了一首詩：“寄我以金錢，報之以紅棗。非報也，永以為好也。”

1961年“五四”，他叫我到天津去玩，我給他拿的是從家鄉帶來的干咸菜。他領著我去看在天津大學的高三班同學，領著我轉了天津有特征的地方，看了海河上的解放橋，看了小火輪，并且渡了海河。4日晚我回到北京，從西直門步行回到北大，已經凌晨3點了，但心情特別愉快。

“文化大革命”初期，金懷的熱情很高，沒多久他就冷淡了。見了面常常大罵那些當了權的造反派。每個假期他都要回同川看望父母。母親去世后，父親隨他姐姐住到太谷縣城里，他就回姐姐家看父親。有幾回他邀我一起去。每次回老家都要在太原停一兩天，住在我哥哥家。“文革”后，我在城里有了房子，就和我住在一起。 1981年8月，他帶著二女兒王君住了五天。這是高中畢業后在一起時間最長的一次。特別是帶來個懂事的小人兒，全家人都很喜歡，更增加了熱鬧的氣氛。

金懷和他的兩個女兒

與老伴一起和金懷及其夫

人趙淑珍合影

與老伴一起和金懷及

其夫人趙淑珍合影

“文革”后期，我發現他懂得了中醫中藥，以及古典辯證法中的陰陽說，講得頭頭是道。1979年11月，我陪著我哥哥在北京同仁醫院看眼病，一個月見效不大。我們到北京語言學院看他，他說，這是心情不好引起的，單靠藥物治不好，更不能單靠西藥治療。在他建議下，我哥哥到中醫學院附屬醫院看了病，開了藥，他也給開了個方子。此后，我哥哥就照金懷的辦法，中西藥結合，邊治邊養，果然見效。

1986年冬我在中央黨校學習，去北京語言學院看他，得知我們范亭中學的程友三老校長不幸大腿骨折，他給開了一副中藥，我則寫了一首小詩，祝愿老校長早日康復。

1975年2月，金懷調到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給外國留學生講授古代漢語、醫學古文、書法藝術等。他是中國教育學會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會、漢字現代化研究會會員、中華孔子研究所成員。他把教學與研究、著述結合起來，參與了一些重要著作的編撰工作。《中國手冊》體育衛生分冊的醫藥衛生部分、《中國文學家辭典》古代第一、二分冊中的40余條、《中國科學家傳略辭典》1-5分冊中的40余條、《文言閱讀·下冊》中的華陀傳注解，都出于他手。他還撰寫了《老子譯解》《書法綱要》等專著。他的論文《書法與漢語教學》《有關民族前途的思考》都有獨到的見解，是頗有價值的。他的著述很值得出版一本書。

金懷對中國傳統的民族的文化藝術情有獨鐘。但他卻不古板，他的思想作風相當開放。他對外國學生的講課也是對中國文化的宣揚與傳播。他甚至斷言21世紀的世界文化是中國文化。

他初調來北京的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即使“文革”結束以后的頭幾年，人們頭腦中的“戒律”還很多。外國留學生并不理解中國的國情，他們常常直接到金懷家里來請教，學書法，他的書房竟成了課堂，弄得他的夫人很緊張。有時我來了北京，她就讓我勸勸金懷。我并沒有勸，因為金懷都把他的外國學生介紹到太原我家去了，而太原比北京“戒律”更嚴，我也接待了他們。

與金懷在一起

他總是誨人不倦，手把手地教他們寫字。教學相長，他的書法藝術自然也日臻成熟。他的學生都有他寫的字，特別是寫著“龍”和“鳳”的條幅，真是“龍飛鳳舞”遍天下啊！

回國的學生們都很思念他，紛紛邀請他去講學。1992年他參加拍攝美國公眾電視臺“治療與心靈”節目，在其中為主持人講述陰陽哲理，進行書法演示。1993年該片獲美國最高電視獎ＥＭＭＹ獎，并獲美國心理學會年獎。1996年3月又在美國公眾電視臺兒童節目“羅吉斯先生的鄰里”中介紹了中國書法。

金懷教書法

我和金懷同學三年，交往時日更長，卻沒有注意他在生活上有什么習慣。有一天他來看我，吃飯時才發現他不吃蔥，炒下的菜不能吃，只好吃了一碗淡而無味的醬油醋調面條。以后又知道他只喜歡稀粥、面條等家常飯，而且很少吃葷腥、糖果，更不習慣吃西餐。這樣的怪癖怎么能適應西方的生活？因此他每次到美國，他的夫人趙淑珍都得陪著他一起去。好在美國還有工作和學習的兩個女兒，也還方便。不料麻煩也就由此而產生。他在美國得了癌癥——食道癌。他過分相信中藥能調養控制，因此當醫生建議他做手術時，他沒有同意。待到他同意做手術的時候，醫生卻建議他回中國做，因為美國的食道癌、胃癌發病率只相當于中國的十八分之一，還是回中國做把握大。于是匆匆回到北京，住進北大醫院。我去看他，他很樂觀，他向我要了一些晉劇磁帶，自己欣賞。不料病魔已入膏肓，手術后癌細胞很快擴散轉移全身，不但不能吃飯，連話也說不成了，只能通過寫字來表達思想。終于醫治無效，于2002年10月14日逝世。我們高三班在京的幾位同學，去八寶山向他告別。當時正下著雨，刮著風，真是凄風苦雨，老天也為他的不幸早逝而悲傷啊！

王金懷

金懷襟懷坦誠，熱情執著，專心事業，處世超脫，辦事不圖報答，交友無論貴賤。他居家尊老愛幼，生活儉樸，不事張揚。在他的影響與熏陶下，三個女兒都是研究生和大學生。 金懷對國家、對事業、對家庭做出的貢獻，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金懷遠去了,一去不復返了。他給我們留下了深深的永遠抹不去的哀思：

依稀夢里濃墨重彩揮斥龍騰蛇舞；

凜冽風前凝咽無言寒徹流水高山。

潤海寫于2003年5月21日

編后感悟

父親是書生，也是文人，他無論是對母親、兄長、愛人、兒女，還是對長輩、領導、同事、同學，都是真情付出，真心相待。他用“形同手足”來形容他與金懷伯伯之間那份超越血緣關系的情義，源于他們在艱難歲月里的相互攙扶，在精神層面無需言語便能抵達的懂得。

他與金懷伯伯長達四十八年的情誼，在父親這篇《金懷》的文中已有詳盡描述。在時間的漫漫長河里，他們是并肩而立的兩道生命；而對全家而言，金懷伯伯早已是融入血脈的親人。

在我的記憶中，金懷伯伯家在北京，北京是我青少年時期夢想去的地方。那些年，他從北京來太原會到我家，他說的是山西原平腔調很濃郁的家鄉話，即便摻入些許普通話的腔調，一聽依舊是鮮明如初家鄉話。他總是笑容慈祥，讓我們每個孩子都感到親切溫暖。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每逢暑假，他會帶上一兩個女兒回老家探親。途經太原，便住在我們家中。母親總是盡心張羅飯菜，我還記得自己做的涼拌拌的芫荽小菜，王佳、王君姐妹都愛吃。因金懷伯伯不吃蔥、姜、蒜，母親做飯時便一概不用。

也是在那段時期，有一年，金懷伯伯帶著他任教北京語言學院時的一位外國留學生來太原旅游，到我家做客。那天中午，母親做了一大桌菜款待，父親、金懷伯伯、那位外國友人和我們幾個孩子圍坐大圓桌吃飯的熱鬧場面，我至今仍記得清楚。那時剛改革開放，見到外國人大家都覺得稀罕。院里曾有人提醒父親要注意影響，以免影響前途。父親只是淡然說道：“不過是位外國友人來訪。若因此就影響升遷，那這個官，不做也罷。”

金懷伯伯的大女兒王佳與我年紀相仿，我們很快成了好友。她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語速飛快，言語間總透著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氣，給了我許多鼓勵。有一年我去北京，就住在她北京語言學院的家里。一晚，她帶我去友誼賓館見她的外國朋友——一位女士，請我們吃了西餐。生菜沙拉、意面，那是我第一次體驗“生吃”所有的菜。餐后我倆步行返回，從友誼賓館到語言學院的路并不近。夜色寂靜，路上行人稀少，我倆一會兒跑一會兒走，邊說邊笑，放聲開懷，那一程格外歡暢。之后我們仍時常通信，彼此鼓勵，卻再未見面。她大學畢業后去了美國，曾寄來書信和一張在美國的生活照，后來漸漸斷了聯系。誰知再次相見，竟已是四十年之后。

我哪里想到，去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永安送別父親時，我站在親屬隊列中向前來悼唁的賓客致謝。一位瘦小、短發、身著黑衣的女士走到我身旁，輕輕擁抱了我，在我背上拍了拍，低聲說了一句話。恍惚中我把“金懷”誤聽是“清槐”二字，不明所以，怔了一下，又問一遍。她重復了一次，我仍未聽清，也沒能認出她是誰——那短短的幾秒，我來不及辨認。

過了不長時間，父親同學的孩子李春江建了一個三人小群，在群里我才知道：原來那是王佳，她現在已是一名專業律師。相隔四十多年重逢，我們早已不是舊時模樣。我心中留存的仍是她十八九歲青春飛揚的樣子，未能認出眼前這位年屆六十的故人。心中尤為感動的是，她和春江得知父親離世，特意一同從北京驅車趕回太原，送父親最后一程。這份情義，又何嘗不是父輩深厚情誼的延續。

王佳和李春江

父親與金懷伯伯見證并參與了彼此最為重要的青春、成長與中年。二人的情誼，早已超越尋常友誼，成為彼此生命年輪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之間如金石般堅貞的情義，不知不覺間已綿延到了下一代人身上。

金懷伯伯早逝。送別那天，父親用“凄風苦雨”來形容，那是天公的悲泣，又何嘗不是父親內心風雨的寫照。如今父親也離我們而去，在永安告別的那日，王佳與春江的突然到來，恰似一道無聲的橋，將父輩那份歷經歲月淬煉的情誼，悄然渡到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心里。

我忽然懂得，父親所說的“形同手足”，從來不是一段靜止的過去。它是一條流動的河，從他們的青春深處發源，流過時代的風雨，流過漫長的離別與重逢，最終漫進我們的生命里。我們這一代或許難再有那樣的朝夕相處、患難與共，但父輩用一生詮釋的情義，像一顆沉睡的種子，早已埋入我們的血脈。它靜默著，卻總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比如一個跨越四十年的擁抱，一次千里奔赴的送別——破土而出，告訴我們：在這人世間，確實有一種情感，能如手足般親密，如金石般堅固，并在歲月長河中，生生不息。

曉曲寫于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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