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下死手，威脅強登釣魚島！解放軍火速下場，中國海警帶炮守疆

日本這次把話說得很硬，甚至放出要“強登釣魚島”的口風。起頭是沖繩縣石垣市的市長中山義隆提出來的，說要派人上島做調查，還給了個聽起來比較“技術”的理由，稱島上有“環境危機”。

但不管包裝成什么名目，動作落到“登島”兩個字上，就等于把釣魚島主權問題直接擺到臺面上來。再加上日方同時強調“從哪個角度看都是日本領土”，這類表述把空間留得很小，事情也就很難再按低調方式處理。

這類做法之所以會被反復拿出來，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的政治收益來得快。地方官員出面，表面上像是地方自治層面的“調查計劃”，但敏感動作一旦發生，外界看到的是日本人在島上出現、在島上活動。即便時間很短，也容易被拿來塑造成“正在行使管轄”的姿態。對外可以制造聲勢，對內也能給強硬派一個交代。

更重要的是，這類操作往往還帶著一個算盤：把矛盾推高，讓外部力量更難置身事外，進而逼美國在表態和行動上更進一步。換句話說，登島既是姿態，也是杠桿，試圖用一個高敏感動作去撬動更大的戰略效果。

可問題是，杠桿要起作用，得有支點。釣魚島周邊的現實狀況并不支持日本把動作做成既成事實。中方的反應也很快。商務部對所謂登島調查的說法明確表態，態度就是“堅決反對、不予接受”。這種表態不是禮貌性的回絕，而是直接把性質定下來：不承認、不接受，也不可能通過溝通把“登島”變成可以協商的議題。

緊接著在海上，釣魚島附近出現了更強的存在感。不到12小時，中國海警在相關海域巡航，派出的4艘海警船都搭載機關炮，并且把炮衣摘掉，等于是把態度擺明。隨后與日方巡邏船對峙的時間也不短，這種對峙本身就在傳遞信息：海上空間不是靠口頭宣示，而是靠持續控制和即時響應來確認。

在這種場景下，日本如果真要把人送上去，首先要面對的不是“說法”，而是具體的海上攔阻與執法壓力。更何況，中方并不只有海警這一條線。早在對日反制措施出臺后，解放軍在東海方向的戰備巡航力度就被提高，同時外交層面也有明確警告，強調擴軍備戰已經觸碰紅線，不希望軍國主義傾向重新抬頭。現在東部戰區的常態化聯合巡航又把活動范圍擴展到釣魚島附近海域，在這種態勢下，日本如果把動作做實，就等于把風險往上推了一階。

也正因為如此，日本提出的“登島調查”更像是一種試探：看能不能在不付出代價的情況下，換到一個象征性的突破口。但現實約束非常直接。中方一直強調釣魚島是固有領土，同時依靠長期、穩定的巡航把周邊海域的存在感做成常態。在常態化力量覆蓋的前提下，日本很難找到窗口期，更難把一次行動轉化為長期效果。就算短時間內制造了畫面，隨后面對的也是更密集的巡航、更強的攔阻，成本會迅速抬高，而收益卻未必能夠兌現。

這種急于在主權議題上做動作的沖動，還與近來的經貿摩擦背景交織在一起。中方對日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禁止對日本兩用物項出口，并啟動對日反傾銷調查。日本國內對此反對聲不斷，多次要求中方撤回相關措施。之所以反應強烈，是因為兩用物項牽涉面廣，真正落到產業端時，影響的不只是某一個行業，而是一些關鍵環節的供應與替代安排。

對日本來說，這類限制會讓部分產業鏈出現緊張，尤其是軍工相關體系更難承受長期不確定性。于是日本一邊在經貿層面承壓，一邊又想在安全與主權議題上找回姿態，形成了現在這種調門不斷抬高、動作不斷試探的局面。

但現實問題在于，姿態并不能解決供應依賴。日本離不開中國稀土，這是繞不開的現實約束。即便把目光投向深海開采，比如到6000米以下的海域去尋找替代來源，也不是短期就能形成穩定供給的事情。如果失去來自中國的供應支撐，日本所承受的經濟損失規模也很難回避，一年可能達到2.6萬億日元。

在經濟本就承壓的情況下，日本還提出要提高軍事預算，甚至把數字推到史無前例的9萬億日元。軍費擴張需要財政和產業托底，經濟越吃緊，越難長期支撐高強度對抗姿態。

更麻煩的是，這一輪摩擦并不是孤立出現的。此前在水產品進口受限、旅游項目暫停等背景下，日本經濟已經受到沖擊。現在再疊加兩用物項出口限制，壓力會更集中地落在“能不能持續運轉”上。也正因為如此，日本一方面在經貿層面希望中方撤回反制，另一方面又在釣魚島上把調門抬高，試圖用更強硬的政治姿態去換取談判空間。可這種做法的風險在于，一旦把敏感動作做成事實，回旋余地就會被迅速壓縮，反而可能觸發更強的應對。

在這種局面下，如果日本繼續把挑釁動作往前推，結果很可能不是迫使中方讓步，而是把自己推向更加被動的位置。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愿讓步的態度，已經通過持續巡航、海上對峙以及更高層級的常態化聯合巡航體現出來。日本若選擇硬碰硬，只會給對方提供升級行動的理由，同時讓自身在經貿與安全兩端承受疊加壓力。

到最后，所謂的“登島調查”很難真正落地，即便反復炒作，也更像是在把矛盾推高，卻拿不到預期收益。對于日本而言，繼續在這個方向上加碼，最終承擔的成本，很可能遠遠超過它想要換取的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