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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四個都來了,怎么沒把轎子抬來?”1940年,毛主席一句話讓四個干部冷汗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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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主席,我們是專門來接您的!”

      1940年的秋天,延安的一條滿是黃土的小道上,四個年輕干部氣喘吁吁地站定,滿臉堆笑地看著面前那個身材高大的人。

      誰也沒想到,這位穿著打補丁衣服的最高領導人,磕了磕煙斗里的灰,瞇著眼睛扔過來一句話:“接我?那怎么沒把八抬大轎抬來?”

      一句話,讓四個年輕人的笑容僵在了臉上,這哪是接人啊,這分明是“撞槍口”上了,但這背后的事兒,可比這尷尬場面有意思多了。

      02

      這事兒吧,還得從那個特殊的年份說起。

      一九四〇年,那是個什么光景?說白了就是苦,真苦。國民黨那邊搞封鎖,胡宗南幾十萬大軍把陜甘寧邊區圍得跟鐵桶似的,恨不得連只蒼蠅飛進去都得查查公母。那時候延安缺衣少食,老百姓常說“延安有三寶,小米、南瓜、窯洞好”,聽著挺順口,其實就是窮得只剩這幾樣了。

      就在這么個節骨眼上,馬列學院那邊接到了通知,說是毛主席要來給學員們作報告。

      這消息一出,整個學院都炸了鍋。要知道,那時候毛主席住在楊家嶺,馬列學院在藍家坪,中間隔著一條延河,還有差不多十里地的黃土路。這路不像現在全是柏油馬路,那時候就是那種“晴天一身土,雨天兩腳泥”的羊腸小道。

      學院的領導心里就開始犯嘀咕了。

      你想啊,主席每天工作那么忙,還要走這么遠的路來講課,咱們作為下級單位,要是一點表示都沒有,是不是太不懂事了?

      可問題來了,怎么表示?

      那時候延安別說小轎車了,連吉普車都是稀罕物,整個邊區統共也沒幾輛,那都是給朱老總這種上了年紀的老帥,或者接待重要外賓時才舍得用的。馬列學院窮得叮當響,別說車了,連匹像樣的馬都湊不齊。

      但這難不倒學院領導,沒車沒馬,咱們有人啊!

      于是,領導大手一揮,點了四員大將:校務處處長韓世福、教務處處長鄧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傳干事馬洪。

      這四個人哪怕放在現在,那也是妥妥的“精英天團”。特別是鄧力群和馬洪,后來那都是在經濟領域響當當的人物。但在當時,他們就是幾個二十多歲、血氣方剛的小伙子。

      領導把任務交代得很清楚:“你們四個,代表學院去接主席,一定要把心意帶到,讓主席感受到咱們的熱情。”

      四個人領了任務,心里既激動又忐忑。激動的是能近距離接觸主席,這是多大的榮耀啊;忐忑的是,咱們就這么空著兩只手去接?這也太寒酸了吧?

      03


      那天一大早,天剛蒙蒙亮,四個人就出發了。

      十里地的山路,這四個人走得那叫一個急。雖然嘴上沒說,但大家心里都有一桿秤:主席昨晚肯定又熬夜處理公文了,這會兒說不定剛起,咱們早點去,哪怕在門口站會兒,也別讓主席等著咱們。

      走在路上,大家還在有一搭沒一搭地商量著待會兒見了主席怎么說話。

      韓世福一邊走一邊整理風紀扣,問了句:“待會兒見了主席,咱們是先敬禮,還是先握手?”

      鄧力群想了想說:“先敬禮吧,正規點。”

      這幾個人正一邊走一邊在腦子里“彩排”呢,誰能想到,這劇本早就被主席給改了。

      剛走到半道上,大概離楊家嶺還有一半路程的時候,前面黃土坡上轉出來一個人。

      那人身材高大,背著手,走起路來虎虎生風。離得近了,能看清他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灰布軍裝,膝蓋那兒還能隱約看見補丁的針腳,腳上是一雙沾滿黃土的舊布鞋,手里還夾著支煙。

      四個人定睛一看,全都愣住了,腳下的步子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

      這不就是毛主席嗎?

      沒有警衛員前呼后擁,沒有騎馬,更沒有什么專車,就是一個人,兩條腿,在滿是塵土的路上大步流星地走著。

      這畫面,跟咱們印象里的“大官出行”太不一樣了。你想想國民黨那邊是啥陣仗?別說蔣介石了,就是一個縣長出門,那也是轎子抬著,馬騎著,前頭還得有幾個兵吆喝著凈街。可咱們這位掌管著幾十萬大軍的領袖呢?就像個下地干活的老農一樣,自在得很。

      04

      四個人回過神來,趕緊迎上去,氣喘吁吁地跑到主席面前,啪地立正敬禮。

      四人齊聲喊道:“主席好!”

      毛主席停下腳步,看了看這四個滿頭大汗的年輕人,臉上露出了那標志性的笑容。他先是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們,眼神里閃過一絲狡黠的光,并沒有急著說話,而是慢悠悠地吸了一口煙。

      毛主席笑著問道:“你們四個,這是要去哪呀?”

      鄧力群趕緊上前一步,身板挺得筆直。

      鄧力群匯報道:“主席,學院領導怕您太辛苦,也怕您忙忘了,特意派我們四個來接您去講課!”

      聽到這話,毛主席樂了。他磕了磕煙灰,指了指他們四個,又指了指這條空蕩蕩的山路,突然拋出了那個讓四個人終身難忘的“神回復”。

      毛主席眉毛一挑,說道:“接我?你們四個人來接我,那怎么沒把轎子抬來呀?”

      這一句話出來,就像是個炸雷,把四個人炸懵了。


      轎子?啥轎子?延安這窮鄉僻壤的,哪來的轎子?再說了,共產黨人也不興坐轎子啊!

      看著四個人面面相覷、一臉不知所措的樣子,毛主席接著說了下去,語氣里帶著幾分調侃,但更多的是一種讓人聽了臉紅的嚴肅。

      毛主席說道:“一個人作報告,要四個人來接,這要不得!既然來了四個人,那應該抬個轎子嘛!咱們也不要小轎子,要那種八抬大轎!下回你們回去跟領導說,再加四個人,湊夠八個,來個八抬大轎來接我,前面還得有鳴鑼開道的,后面還得有搖旗吶喊的,那樣多威風,多體面,你們說好不好啊?”

      05

      這下子,四個人算是徹底聽明白了。

      這哪里是想要坐轎子啊,這分明是在批評他們搞形式主義,在批評那種“官老爺”的做派!

      韓世福的臉刷地一下就紅到了脖子根,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本來想著是來表示尊敬的,結果這馬屁拍到了馬蹄子上,還被主席這么幽默地“損”了一頓。

      空氣瞬間安靜了幾秒,只剩下風吹過黃土坡的聲音。

      毛主席看著這幾個尷尬得手足無措的年輕人,收起了玩笑的語氣,變得語重心長起來。

      毛主席指著腳下的路說:“皇帝出朝,要乘龍車鳳輦;官僚出閣,要坐八抬大轎,前簇后擁,浩浩蕩蕩,擺威風。那是舊社會的做派!我們是共產黨人,是講革命的,是要革皇帝和官僚的命的!如果我們也學他們那一套,那我們還是共產黨嗎?”

      這番話,說得不重,但分量極重。

      在那個年代,國民黨的官員是什么樣?在西安,那些大員們出門要有車,吃飯要有局,辦事要收禮。抗戰打得那么艱苦,前方將士流血犧牲,后方的國民黨大員們卻在忙著“五子登科”——搶位子、摟票子、搞房子、玩女子、顧面子。

      有個著名的例子,愛國華僑陳嘉庚去重慶和延安考察。在重慶,國民黨花天酒地招待他,一頓飯要花掉幾百大洋,看得陳嘉庚直皺眉頭;到了延安,毛主席請他吃飯,就在窯洞外面的石桌上,吃的是自家種的豆角、白菜,最“硬”的一道菜,還是鄰居大娘送的一只雞。

      陳嘉庚吃完這兩頓飯,心里就有了底,回去就說了一句話:“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此刻,毛主席站在黃土坡上,看著遠方,說出了那個著名的論斷。

      毛主席說道:“從楊家嶺到馬列學院,不過十里八里路。咱們二萬五千里長征都走過來了,雪山草地都過來了,這幾步路算得了什么?我毛澤東雖然年紀大了點,但腿腳還利索,不需要接接送送!我們要養成一種新的風氣,這就叫延安作風。我們要用這種延安作風,去打敗國民黨的西安作風!”

      06

      這四個年輕人聽得心服口服,剛才那點尷尬早就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心里只剩下敬佩。

      這哪是去接人啊,這分明是上了一堂生動的現場課。這堂課沒有課本,沒有黑板,就在這塵土飛揚的黃土路上,卻比任何書本上的理論都要深刻。

      隨后,四個人就跟在毛主席身后,像是學生跟著老師一樣,向著馬列學院走去。

      路上,毛主席也沒閑著,問了問學院的情況,問了問學員們的學習狀態,就像是家里的長輩關心晚輩一樣,一點架子都沒有。

      到了馬列學院,毛主席沒有休息,直接就開始了演講。

      那天的報告,主要是講抗戰形勢的。毛主席站在簡陋的講臺上,連個麥克風都沒有,全靠嗓子喊,但他講得那是真精彩,把復雜的局勢分析得頭頭是道,臺下的學員們聽得如癡如醉,時不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這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等到報告結束,已經是中午了。

      學院領導早就安排食堂準備了午飯。雖然延安條件艱苦,但為了招待主席,大師傅還是想方設法湊了幾個好菜,甚至可能還殺了一只雞,這在當時絕對算是“國宴”級別的待遇了。

      報告一結束,學院領導就熱情地走了上去。

      領導說道:“主席,講了這么久,辛苦了,吃了飯再走吧,大師傅都準備好了。”

      你們猜主席怎么說?

      毛主席擺擺手,連連拒絕道:“不吃不吃。我今天是來講課的,不是來吃飯的。我有飯轍,回楊家嶺去吃!”

      領導還想挽留,說飯都做好了,不吃就浪費了。

      毛主席態度很堅決,他說道:“現在的糧食多金貴啊,留給學員們吃吧,他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還要學習打仗,比我更需要營養。我回去吃,家里那碗小米粥還給我留著呢。”

      說完,毛主席把帽子一戴,又是一個人,沿著來時的那條黃土路,大步流星地走了回去。

      看著主席遠去的背影,那個有些消瘦但在風中挺得筆直的身影,馬列學院的師生們心里五味雜陳。

      那四個去接主席的年輕人,此刻心里除了敬佩,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感。他們終于明白了,為什么共產黨能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下生存下來,為什么那么多熱血青年愿意放棄大城市的優越生活投奔延安。

      因為這里有一種力量,一種看不見但摸得著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靠八抬大轎抬出來的,不是靠前呼后擁捧出來的,而是靠腳踏實地走出來的,是靠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換來的。

      07

      這事兒過去這么多年了,再回頭看,真得感慨歷史的公正。

      當年的國民黨官員,坐著美式吉普車,坐著滑竿轎子,講究排場,講究面子,最后呢?被那群推著獨輪車的老百姓,給趕到了海島上,惶惶不可終日。

      而那個穿著打補丁衣服、走著路去講課的毛澤東,帶著他的隊伍,用那雙走過雪山草地的腳,一步一步走進了北京城,走上了天安門。

      這不僅僅是走路和坐車的區別,這是兩種信仰的較量,是兩種“作風”的決戰。

      你說,要是當年咱們的干部也講究個“八抬大轎”,也講究個迎來送往,那歷史的結局,還會是今天這樣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就寫在那條十里長的黃土道上了,寫在那個拒絕了午飯、獨自走回去的背影里了。

      “這八抬大轎啊,我看還是留給愿意坐的人坐去吧,咱們共產黨人,有腿!”

      1949年,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時候,那些曾經嘲笑延安“土包子”的人,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個角落里去了。


      這大概就是給那些講究排場的人,最響亮的一記耳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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