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袁殊回京探親，見到闊別多年的家人，其子：不愧為老牌特務

1975年12月的一天，湖北大軍山簡陋的宿舍被北風吹得門窗作響。64歲的袁殊披著洗得發白的棉衣，坐在油燈下給遠在北京的兒子曾龍寫信——這是他第一次被允許通信。信里，他只報平安，卻在末尾提到“明年或許能請假返京”。紙面皺巴，墨跡抖動，沒人能看出這位沉默老人經歷了怎樣的跌宕。兩年后，北京火車站的站臺上，他與子女重逢，才讓塵封多年的情報往事再度浮現。

列車抵達的那天是1977年5月10日，32歲的曾龍在人潮里踮腳張望。父親卻提前下車，從另一節車廂慢慢走來?；夷卮笠聦挻?，領口卻空蕩，再加上步履蹣跚，曾龍愣是沒敢相認。直到老人用沙啞的嗓子喊出他的名字，兒子才意識到：當年的“上海文藝青年”已被歲月雕刻成滿臉溝壑的晚年諜報老兵。

短暫寒暄后，袁殊從公文包里抽出一疊早已翻舊的判決書。這是他刻意帶回北京的“見面禮”。薄薄幾頁上羅列著“國民黨CC系成員、軍統少將、日本外務省情報員、汪偽政府高級顧問”等身份。孩子們對視一眼，誰也開不了口。沉默被袁殊自己打破，他用極平靜的語氣說了句：“先看材料，再判斷我。”簡短十四字，卻像一把鑰匙，開啟了家人對這位父親陌生又曲折的過去的探尋。

時間撥回1931年。20歲的袁殊結束東京大學新聞專業的學習返回上海，創辦《文藝新聞》。報紙剛發行數期，他便因報道“左聯五烈士”事件與馮雪峰、夏衍產生交集。彼時上海灘紙醉金迷，袁殊卻一道切入“紅色文化圈”，一步步被引向更隱秘的地下戰線。10月，上海靜安寺一家咖啡館成為他人生的分水嶺——中共地下黨正式吸收他入黨，聯絡人化名王子春。此后，“記者”只是袁殊的第一層外衣。

中統、軍統、日本外務省、汪偽政權……復雜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多重身份在袁殊身上一再疊加。1933年，他受吳醒亞賞識，進入秘密情報小組“干社”。同年，又借同學關系與日本駐滬副領事巖井英一頻繁接觸，每月得到200元“交際費”。看似左右逢源，實際上暗流洶涌。中共方面一度對他起疑，甚至在1934年底悄悄把他的名字從黨員名單中除去。

爭取組織信任的過程充滿險象。1935年，袁殊被軍統逮捕，原因是第三國際一名成員落網后供出了他的名字。戴笠審問未得實證，便將他打發至湖北反省院。一天早晨，國民黨特務頭子親自探監，卻只問了一句：“你愿不愿意繼續替中央做事？”這種審訊方式在戴笠那里并不多見，足見袁殊的利用價值。

抗戰爆發后，多線潛伏成為常態。戴笠要求他留守上海搜集日方情報，潘漢年則趁勢將他推向軍統高層，把更深的棋子埋進日偽腹地。上海淪陷后，袁殊一度被汪偽特務李士群扣押。關鍵時刻，巖井英一出面保人，“袁殊是外務省的人”成為擋箭牌。走出牢房，袁殊再次轉身，與日方合作組建“巖井公館”，公開鼓吹“興亞建國論”，暗地里卻用合法據點輸送情報。從此，潘漢年能夠出入76號汪偽特工總部，如同進入自家客廳。

1940年訪問日本期間，袁殊捕捉到“南進東南亞、暫緩北進蘇聯”的關鍵信息。該情報轉至延安，再到莫斯科，促成蘇軍東線40萬兵力向西線調動。斯大林日后在小范圍談話中稱這份預測“非常及時”。然而，在隱蔽戰線上，被利用與被懷疑永遠并存。抗戰勝利后，軍統授予袁殊中將軍銜，命他主持上海第三站。中共卻已指令其撤往解放區。1945年10月清晨，他化名“曾達齋”秘密北上，至此與舊日上峰分道揚鑣。

新中國成立，袁殊進入中央情報系統，專攻日美問題。然而1955年，“潘漢年案”突然爆發。老友在獄中，他也免不了牽連。那年春天，李克農以“開會”為由將他叫上車，汽車徑直駛向看守所大門。庭上，他沉默如常，只有法庭記錄官忙于把“多重間諜”條目一項項敲進卷宗。宣判12年，外加審查期，至此，身經百戰的隱秘英雄成了“反革命分子”。

一晃二十二載。社會變遷，人情冷暖，袁殊最牽掛的仍是子女。1976年，他重拾筆墨報家信，“人已平安，但歸期未定”寫得寒酸，卻讓北方的孩子整夜難眠。次年春末，他終于獲準探親。一張老式硬座車票、一個帆布包、兩件換洗衣物，便是全部行囊。抵京后，住在阜成門外親戚家。幾頓家常飯，一杯劣質糖水酒，是他與兒女短暫相聚的全部儀式感。

“共產黨最嚴，按規矩辦事；日本人細節苛刻，擅長記錄；國民黨講究哥們義氣，反而漏洞最多?！痹埾肼牳赣H總結敵我特工工作的差別，袁殊放下筷子，慢慢道出這三條經驗。話音很輕，卻透出多年刀光劍影的冷與熱。聽到這里，兒子下意識感嘆：“不愧是老牌特務?！痹庑Χ徽Z，像是默認。

探親假期只有十來天。子女發現，父親對每個人的生活習慣竟掌握得八九不離十：誰嗜酸、誰怕辣、誰起夜頻繁，他都說得一清二楚。后來才知道，袁殊長期依靠子女在信中的寥寥數語、親友偶然寄來的照片，甚至是舊年同事的只言片語，推理出他們的性格與處事方式。長期從事情報分析的訓練，從未在他身上生銹。

1982年9月，北京傳來消息：袁殊被宣告無罪，分配到西苑一套小房子。那份紙面的“翻案”比任何褒獎都遲，卻仍給晚景帶來一絲慰藉。遺憾的是，身體被歲月拖垮。胃病、哮喘、創傷后失眠輪番襲來，情緒時常失控。1987年11月26日夜，老人在北京醫院病房停止呼吸，終年76歲。骨灰盒安放于八寶山烈士墻，檔案里注明“曾達齋，又名袁殊，原中央社會部工作人員”。

若說諜報生涯留下怎樣的烙印，1977年那趟探親列車該算最直觀的注腳：袁殊選擇不按約定舉《紅旗》雜志接站，而是悄聲觀察兒子能否認出自己。最終主動示意，既是提醒，又是測試。在家人看來，這不過是老人一時的小心機，但在情報員的世界里，每一次會面、每一句對白、每一個手勢都是習慣性的風險評估。習慣成自然，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家人整理遺物時，在一只陳年皮箱底部發現折疊整齊的舊報紙，《文藝新聞》創刊號赫然在列。那是他二十歲在上海投身文壇時親手排版的第一份報紙，紙張已泛黃，鉛字依稀。和那張創刊號一起被珍藏的，還有當年巖井英一送的日文詞典、軍統少將臂章、延安時期的工作證。數十年風雨，無論風評如何翻轉，這些物件像無聲的坐標，標示著袁殊在多重身份、不同陣營之間的曲折軌跡。

1977年北京站的重逢畫面漸漸淡出家人的記憶，只留下當日短促卻意味深長的回眸。對多年未曾相見的子女而言，那個身體孱弱、卻目光犀利的老人仍舊神秘；對熟悉隱秘戰線的人來說，他又是那批“多面間諜”中極少活到晚年的幸存者。袁殊的一生被歷史分割成數段，每一段都寫滿風險與抉擇，而那聲“老牌特務”的自嘲，恰好給這條非典型人生做了最妥帖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