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地下戰線的傳奇夫妻，建國后一個是北京市長，一個是法院院長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門城樓上禮炮轟鳴，張友漁站在人群之間。舉目望去，旗幟與歡呼把長安街淹沒，他卻下意識去摸胸前那只舊鋼筆——十七年前，在香港避難時，他用這支筆記下“若有歸期，必于京華再見”八字送給妻子韓幽桐。彼時兩人一南一北，誰也想不到，會在新中國成立這天各自奔忙于首都的不同崗位：他籌備市政接管，她起草教育行政方案。

時間撥回1927年暮冬，北京陰風凜冽。張友漁作為被捕的市委秘書長，第一次在國民黨北平特別法庭遠遠看見韓幽桐。法警推搡之間，她緊抿嘴唇，眼中卻透出冷靜。張友漁那句“名冊已焚，欲供無據”擲地有聲，震得審訊室一陣寂靜，也讓站在角落里的韓幽桐心口發燙。此時她才21歲，讀大二，原本只是請示馬駿工作，意外被捕。敵人沒料到，兩位素昧平生的青年就此在牢墻內埋下信念的種子。

出獄后，他們分赴天津與北平。張友漁潛入閻錫山控制的天津市政府新聞科，白天翻譯公文、夜晚抄寫傳單；韓幽桐回校園，白天聽羅隆基的國際法，夜里和同學油印《人言周刊》。彼此通信靠暗號：一行宋體詩后若加一撇，表示安全，若加一捺，則立即轉移。短短幾行字，比任何情話都沉甸甸。

1930年11月形勢突變，張學良接管天津。張友漁身份暴露在即，黨組織讓他連夜登船去橫濱。他沒來得及送別，在船舷寫下“春風未渡東海”寄往北平。韓幽桐收到時，信封已經被檢查過，她只好把詩抄進課堂筆記掩人耳目。

1931年“九一八”后，國人抗日情緒高漲。張友漁以《世界日報》主筆身份回到北平；韓幽桐任學生抗日聯合會負責人，策動南下請愿。前門東站三晝夜臥軌，她站在鐵軌上嘶喊，張友漁卻不能現身相助——身份一旦暴露，整條交通線都會葬送。兩人隔城相望，各守紀律。韓幽桐被捕那天，他在社論里用“北地寒星”四字影射她的堅韌，報紙通版刪改，唯獨這四字留存。

1932年夏，一場短暫的安寧到來。韓幽桐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成為法學部首位華人女研究生；張友漁奉命赴日調查軍國主義動態。黃昏時分，神田舊書攤前常見一身呢大衣的他和著淺色風衣的她，比對版本、討價還價。東京人笑稱“那對中國學究天天搬書像打仗”。一年后，小教堂里簡單儀式，兩只戒指、一張合影，又匆匆分道揚鑣。

抗戰全面爆發，他們頻頻置身險境。鄭州轟炸那次，屋頂飛扇砸下，韓幽桐拽起棉被頂在丈夫頭上，兩人踉蹌沖出廢墟；不久，張友漁打著“左派教授”旗號進入石友三部，槍口與猜忌相伴，她卻被西北聯大解聘，理由是“過激宣傳”。世事一再拆散，但兩人心有默契——“能并肩最好，不能，同向而行”，這句話在通信里出現過三次。

1941年1月皖南事變，重慶報館烏云壓頂。一紙命令要求各報痛斥新四軍，張友漁攥著稿紙對總經理張萬里輕聲說：“這篇，我寫不了。”張萬里嘆氣：“最好早做安排。”夜色里，他推門回家，韓幽桐沒有問，只遞過一只打包好的小皮箱。兩小時后，他們已在通往香港的秘密交通線上。

珍珠港事件爆發，香港變成火海。一次深夜，幾名偽軍闖進他們的藏身處，刺刀頂在胸口。張友漁用流利日語喝退對方，那幾人以為遇到日本特高課官員，慌亂逃離。余震未平，兩人移至九龍海邊，通過東江縱隊護送，攀繩索越過絕壁。舷燈微弱，海面起浪，張友漁不會游泳，只能死死抓住粗麻繩，掌心被磨出血痕。

日本投降，夫妻檔卻再度分手。張友漁進入周恩來代表團，專攻憲政談判；韓幽桐奉命北上，參與東北教育改造。她從重慶悄然離開，帶走的僅一本《民法總則》和高崇民——后者化名“韓先生”上了美國運輸船。高崇民日后常笑：“世上最安全的偽裝，莫過于這位女同志的丈夫。”

1949年初夏，北平和平解放。張友漁奉調參與接管城市，對外是北平市副秘書長；韓幽桐在天津組織教育局，兼顧法院籌備。兩人往返津京，靠軍車與郵袋傳遞文件。10月的禮炮聲中，他們終于同在一城。

新中國成立后，張友漁歷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市副市長，主要負責法制與文化；韓幽桐先后擔任中央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華北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長。夫妻倆白天各在會議桌前審議法規，夜里常在書房討論判例與條文，有時觀點激烈到拍案，第二天卻又并肩出門。張友漁笑言：“家里有兩套法理，爭到天明也無妨。”

1985年8月13日17時許，韓幽桐在北京醫院安靜閉眼，終年七十七歲。臨終前幾天，她同意把自己的研究手稿全部捐給中國政法大學，只留下一枚咖啡色信封給張友漁。信封里是當年東京街頭的合影以及一句筆記：“能并肩最好，不能，同向而行。”

1992年2月26日清晨，九十四歲的張友漁在病榻上合上了那本法學筆記，隨后離世。熟悉兩位老人的人常說，他們的感情寫在檔案之外：在秘密文件里是代號，在法案里是批注，在城市霓虹初上的那天夜晚，則化作兩行燈火——一條照亮政務大廳，一條投向法院長廊。艱險歲月里，他們用執著與才智守護信仰；和平年代里，又用法律與教育擘畫新國家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