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杜羅之子爆料：一次“綁架”暴露的國際秩序裂痕

文︱陸棄

1月3日凌晨的加拉加斯，爆炸聲打破了夜的靜謐。尼古拉斯·馬杜羅·格拉回憶那一刻時，語氣并不夸張，甚至帶著一種近乎冷靜的克制：第一聲導彈爆炸、第二聲爆炸，隨之而來的電話無法接通，甚至一度以為父親遇害。這樣的敘述本身就像一枚投向世界輿論場的信號彈：它并不只是對某一次軍事行動的控訴，更是在宣示一個更為根本的主張——國際法與主權的邊界，在這場沖突中被再次推到了懸崖邊緣。更重要的是，這一次的“被綁架”不僅是對委內瑞拉國家元首個體安全的指控，也是對當代國際秩序權力結構的一次公開質疑：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可以在他國領土上被“控制”，那么國家主權、國際條約以及國際法的權威到底還剩下多少？

從表面看，馬杜羅之子所述的情景屬于典型的“突襲式行動”敘事：在深夜發動攻擊、迅速奪取關鍵人物、在短時間內完成政治目標。這種敘事結構在冷戰后多次出現，尤其是在美國對外軍事行動的歷史中并不罕見。但如果把這段敘述放回委內瑞拉的長期政治與經濟危機，以及美國與委內瑞拉之間長期的對抗歷史中，它所指向的并不僅是一次軍事行動，而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合法性爭奪”。委內瑞拉的政治危機從來不是單純的內部問題：它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態中被不斷放大，也在美國的全球戰略版圖中被不斷再定義。美國以“反恐”“維護民主”“打擊腐敗”為名，介入他國內政的邏輯從未真正消失，只是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換包裝。此次事件的關鍵，不在于某個國家是否真的具備“正當性”，而在于“正當性”的定義權掌握在誰手中。

在國際政治中，合法性往往是一種被建構的敘事。委內瑞拉政府長期面臨國內外的雙重壓力：國內經濟崩潰、社會矛盾激化、政治分裂嚴重，而外部則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持續施壓。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任何一次針對國家高層的軍事行動，都不僅是一次軍事事件，更是一場關于“誰擁有解釋權”的爭奪。馬杜羅之子所提出的“國際條約被踐踏”“國際法遭到嚴重侵犯”，在邏輯上是成立的：如果一個國家元首及其夫人被強行控制，那么這無疑觸及了國家主權的底線。

然而，這樣的敘事同時也存在一個隱含的困境：在當代國際體系中，國家主權的絕對性早已被各種“人權”“民主”“反恐”等概念不斷侵蝕。即使國際法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它的實際效力卻往往取決于強國的意志與國際社會的共識。當強國的意志與“國際社會的共識”出現分歧時，國際法就容易成為一種被選擇性適用的工具。

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審視，當前的事件也暴露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國際秩序的權力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但變化并不意味著秩序變得更公平。相反，秩序的規則越來越傾向于強權的自我正當化。冷戰后，國際秩序曾一度呈現出一種“規則型秩序”的面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家間關系、以全球治理為理念的公共話語。近年來，這種秩序的脆弱性不斷顯現：一方面，全球治理的機制缺乏有效的執行力，另一方面，強國通過單邊行動不斷重塑規則邊界。所謂“國際法遭到嚴重侵犯”，并非只是對某一次軍事行動的控訴，更是在指出一種更深的現實：當規則無法制約強權時，規則本身就會被視為可被突破的障礙。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規則被突破”的行為并不只發生在某一個地區。它在全球范圍內呈現出一種循環式的模式：在某些情況下，強國會以“反恐”“維護地區穩定”為由進行軍事干預；在另一些情況下，強國又會以“維護國家安全”“打擊犯罪組織”為理由展開跨境行動。無論其具體名義如何變化，核心邏輯都是一致的：國家主權在強權面前具有相對性，而國際法的約束力取決于強國的意愿。如此一來，國際秩序的穩定性便面臨一種結構性風險：當“規則”不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一種可被強權選擇性使用的工具時，國際體系的信任基礎將被不斷侵蝕。

與此同時，這種循環式邏輯也會帶來更直接的地緣政治后果。對委內瑞拉而言，任何外部軍事干預都會加劇國內的政治極化，強化“外部威脅”敘事，從而為政權提供一種自我合法化的理由。對于美國而言，盡管短期內可能獲得某些政治收益，但長期來看，這種行為會進一步削弱其在國際社會中的道德聲譽與合法性基礎。對其他國家而言，這種事件則會成為一個警示：在國際關系中，國家主權并非絕對保障，強國的安全邏輯可能隨時突破邊界。這種不確定性會促使更多國家尋求更強的戰略自主，或者通過聯盟與對抗來構建新的安全屏障，從而進一步加劇國際體系的分裂。

從歷史經驗看，類似的“越界行動”往往會帶來長期的連鎖反應。它會強化受害國的反美情緒，推動其尋求更緊密的外部支持；它也會促使周邊國家重新審視自身的安全政策，可能導致地區軍備競賽或政治對立的升級。更關鍵的是，它會進一步削弱多邊機制的作用，使國際沖突更容易以零和方式呈現。國際秩序的穩定性并不依賴于某一國的善意，而依賴于規則的可預期性與可約束性。當規則被破壞，國家間關系就會回到“力量決定一切”的原始狀態，而這正是冷戰后國際體系試圖擺脫的舊秩序。

在這種背景下，理性的判斷并不意味著對任何一方的簡單站隊，而是要承認一個更為復雜的現實：當國際法被不斷挑戰，國家主權被不斷削弱，國際秩序的結構性矛盾就會暴露出來。委內瑞拉事件的真正意義不在于一次軍事行動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當代國際體系中“規則—強權—合法性”三者之間的緊張關系。若這種緊張關系無法得到有效緩解，國際政治將更難回到以規則為基礎的穩定狀態。

最終，馬杜羅之子所講述的那一夜，或許會成為一個象征：它提醒我們，國際秩序的裂痕并不只存在于某一個國家或地區，而存在于全球治理的結構之中。若要避免這種裂痕進一步擴大，國際社會需要重新思考：規則的意義是什么？規則如何被執行？當規則與強權發生沖突時，國際法應如何回應？這些問題的答案并不在某一次行動的正當性辯論中，而在對國際秩序根本機制的重新審視與重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