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穗生: 從特朗普1.0到2.0的美中大國競爭

美國丹佛大學著名教授、中美問題專家趙穗生近日發表了一篇重磅論文，題為 《一場“新冷戰”的興衰：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的美中大國競爭》（The Rise and Fall of a New Cold War: The US–China Great Power Rivalry from President Trump I to II）。這篇論文發表在 2026 年 1 月的《當代中國》（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

趙穗生教授在文中認為，所謂的“新冷戰”雖然定義了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但隨著美中兩國意識到直接軍事沖突或徹底經濟斷裂的代價無法承受，雙方正從“冷戰式對抗”轉向一種高度競爭但又帶有交易性質、受管控的“大國僵持”狀態。

文章回顧了過去幾年美中關系的劇烈演變。作者指出，美中關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急劇惡化，在拜登時期延續了競爭態勢，但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第二任期），這段被稱為“新冷戰”的對抗期經歷了一個從頂峰到重新調整的過程。

趙教授聚焦特朗普第一屆任期和拜登政府兩個時期，闡述了“新冷戰”的興起（Rise）。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華盛頓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發起了貿易戰，并在技術（華為/5G）、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臺灣、南海）上全面對抗。在拜登時期，盡管言辭有所不同，但拜登政府鞏固了“小院高墻”策略，通過盟友體系（AUKUS、芯片聯盟）進一步圍堵中國，使美中關系滑向冷戰邊緣。

文章提到，2009年金融危機后，中國領導層曾一度認為“東升西降”，美國處于衰落中。這種認知推動了更加積極（Assertive）的外交政策。然而，隨著美國展現出極強的韌性和遏制決心，中方也意識到硬碰撞帶來的巨大代價。

在特朗普第二屆任期，作者談及了“新冷戰”的破產或轉型（Fall/Shift）。作者分析認為，特朗普重返政壇后，其“交易型”外交風格與之前的“意識形態對抗”有所區別。特朗普更傾向于通過極限施壓獲取經濟利益，而非進行一場曠日持久、可能導致共同毀滅的全面冷戰。在這種情況下，雙邊都有妥協的動力。 華盛頓意識到完全“脫鉤”成本太高，且無法阻止中國的全面崛起；而北京也在尋求穩定外部環境以應對國內經濟挑戰。雙方開始尋找一種“大國共處”而非“全面對抗”的新模式。

以下是趙穗生教授論文《一場“新冷戰”的興衰：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的美中大國競爭》部分翻譯內容：

摘要 特朗普總統的第二任期優先考慮貿易交易，同時避免批評中國的政治體制或其地緣政治雄心，從而緩和了他在第一任期內參與點燃的“新冷戰”。本文認為，這種轉變并非結構性預設，而是反映了特朗普在鞏固了對共和黨的近乎絕對控制后，重新調整的政策優先級，以及他對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態度。盡管由此產生的戰略穩定性非常脆弱，且可能被證明是暫時的，但這場“新冷戰”的興衰說明，結構性緊張并不必然導致對抗。雖然給定的力量對比塑造了大環境，但領導人的作用至關重要。他們的政策優先級、個人感知和政治動機能夠改變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的軌跡。

脆弱的戰略穩定性

然而，戰略穩定性依然是脆弱的。盡管特朗普扭轉了鷹派的對華政策，但這一轉變并未反映出美中緊張局勢結構性根源的根本性變革。特朗普看到了達成貿易協議的機會；北京則看到了贏得喘息時間的機會。雙方都沒有看到通往徹底解決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沖突的路徑。

美國國內充斥著將中國視為最大長期對手的對華鷹派，其對華政策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依然分崩離析；而中國的國內政治軌跡依然維持威權主義，并深深根植于其歷史性的國家建設邏輯。在特朗普取消對英偉達（Nvidia）H20芯片的出口限制后，包括前特朗普政府官員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博明（Matt Pottinger）和戴維·費斯（David Feith）在內的一批對華鷹派簽署了一封信函，對這一“危及美國在人工智能（AI）領域經濟和軍事優勢的戰略失誤”表示憤慨——AI被越來越多地視為21世紀全球領導地位的決定性領域。黃仁勛（Jensen Huang）在公開批評對華鷹派后也遭到了“MAGA”硬核派的猛烈抨擊。史蒂夫·班農稱黃仁勛是“中共的影響力代理人”，并認為他“應該被逮捕”。來自競爭對手政黨的兩位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罕見同臺，批評特朗普幫助美國的敵人。蓬佩奧指責特朗普放棄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利益，并警告稱“中國共產黨想要砍掉我們的頭”。希拉里則譴責“勢力范圍法”將控制權讓給了東歐的俄羅斯和東亞的中國，使美國變得脆弱，尤其是面對中國共產黨時。

美中政策撕裂的另一個縮影是2025年10月13日發布的《蘭德報告》（RAND Report）引發的強烈抵制。該報告主張戰略克制，因為美中雙方都無法完全擊敗對方，繼續走“全面對抗”的道路只會將兩國拖入一場誰也無法承受的災難性戰爭。報告敦促美國放棄“推翻中國共產黨政權”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并以某種形式的“漸進式和平統一”或高度克制的新現狀管理，來推動臺灣海峽的長期穩定方向。由于該報告無異于給了對華鷹派一個響亮的耳光，發布不到三周便從蘭德官網上悄然撤下，這說明了美國戰略建制派內部的激烈分歧。

在眾多的對華鷹派中，特朗普的聲音之所以舉足輕重，是因為他對共和黨的掌控力給了他談判的自由空間。由于特朗普有動力追求達成協議且控制著共和黨，他約束了對華鷹派主張的挑釁措施。然而，民主黨在2025年11月補選中的壓倒性勝利削弱了他的影響力，促使國會中的一些共和黨人開始與特朗普保持距離。如果2026年中期選舉延續這一趨勢，國會可能會擺脫特朗普的溫和影響。如果特朗普不能顯著減少貿易逆差，并緩解中國商品過剩對美國工業沖擊的擔憂，他遏制鷹派的動力也將減少。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處理中國經濟的長期結構性問題，例如以犧牲私營企業為代價發展低效國企的政策，以及從投資和出口驅動型模式向國內消費驅動型經濟的轉型。

北京可能并不想僅僅為了滿足特朗普的要求而調整這些政策。通過貿易談判，北京對自己掌握的戰略工具變得更加自信。貿易戰更多關乎承受痛苦的政治意愿，而非痛苦本身。中國的政治體制賦予了其優勢。盡管中國經濟遭受了失業率上升和其他損害，但其政治后果比美國消費者面臨稀土短缺時的反應要溫和得多。中國的威權國家體制嚴密控制著社會，能夠更好地承受沖擊。貿易戰測試了中國的經濟韌性，并將中國民眾的注意力從內部問題轉移開，加強了黨作為國家利益守護者的權威。

與此同時，北京對特朗普的可靠性表示懷疑。他強烈的個人風格和霸道性格主導了他的政策。特朗普極其武斷、不可預測、反復無常、散漫且邏輯不連貫，帶有標志性的沙文主義和尖刻的漫罵，專注于具體的得失，強調交易和解決眼前問題。特朗普在某些課題（如移民和貿易）上有堅定的信念，但依靠直覺進行實驗和即興發揮。他不堅持大戰略，也不遵守長期計劃。美國對華政策未來的很大一部分動態完全取決于特朗普的突發奇想。美國政府很少如此被總統的情緒狀態所挾持。

盡管北京喜歡特朗普不講意識形態、將中國領導人視為平輩、搞砸貿易戰以及敢于直面華盛頓的對華鷹派，但中國對美國長期遏制企圖的怨恨依然存在。中國沒有動力去達成可能轉瞬即逝的長期協議。基于華盛頓將通過戰略脫鉤繼續阻礙中國經濟和技術發展的信念，北京認為中國未來的增長更多依賴于技術創新和自主研發，而非與美國的貿易和其他關系。因此，北京已為動蕩和持久戰做好了準備，包括應對美國重新恢復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對華敵意。一位中國學者揭示了北京的心態：由于戰略競爭已成為華盛頓對華政策的核心支柱，即使是最傾向于接觸的中國分析家也不再指望華盛頓會以任何實質性的方式改變其戰略姿態。北京認為，在國家發展戰略層面逐漸與美國脫鉤是可行且必要的。隨著美國在中國長期戰略規劃中的角色日益減弱，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從中國的“大戰略”中消失，一種“心理脫鉤”已經出現。決策者和公眾都越來越接受關系惡化的現實。

此外，北京不能指望特朗普的大國勾連（collusion），因為特朗普的大國勢力范圍之夢很可能是虛幻的。當今世界過于互聯、過于復雜、過于充滿爭議，無法像19世紀的歐洲那樣進行整齊的分裂。大國之間的力量平衡不斷變化，要求不斷重新劃定勢力范圍。中等甚至小國幾乎不承認大國有瓜分世界的特殊權利。特朗普可能并不在乎俄羅斯和中國如何管理各自的勢力范圍，但歐洲國家無法容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許多亞洲國家也無法接受中國在地區的霸權。此外，全球供應鏈、氣候變化和技術相互依賴無視邊界。要管理好大國勾連，需要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那樣的手腕，這位普魯士領導人找到了操縱“歐洲協調”的方法。盡管特朗普可能自我感覺良好，但他并不是俾斯麥。大國勾連很難達成，也更難維持。

結論

“新冷戰”的興衰表明，大國競爭的軌跡并非完全由結構性力量決定。美中大國競爭之所以陷入停滯，是因為兩國領導人都意識到：盡管他們承受不起輸掉這場斗爭的代價，但也無法贏得這場斗爭。因此，雙方重新調整了政策優先級以達成談判妥協，這反映出一個事實：在可預見的未來，美中競爭很難以任何一方的崩潰而告終。中國和美國都將長期存在。由于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雙方杠桿效應的局限性，以及在諸多重大跨國問題上合作的必要性，這兩個大國別無選擇，只能以某種形式和程度的互惠妥協與相互承認來和平共處。

盡管中國經濟有所放緩，但考慮到其規模和體量、深厚的基礎設施、創新生態系統以及擁有先進制造知識的龐大勞動力群體，它依然保持著韌性。長期以來，一些觀察家一直預言該政權的崩潰和經濟的內爆。然而，中國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大國，不太可能突然崩潰或接受國際體系中的從屬角色。無論中國領導層能否妥善結合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并解決中國面臨的一些最大的國內問題，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經常能在重重困難中涉險過關。

同樣，盡管中國宣傳部門長期將美國描繪成處于衰落之中，但美國擁有無可比擬的地理優勢、經濟實力和政治韌性，并展示了卓越的連續性以及克服無數戲劇性時刻與危機的強大能力。對美國經濟和民主的威脅主要源于內部而非外部。盡管威權民粹主義在特朗普治下已深扎根基，但美國的韌性或許仍能占據上風。

盡管存在脫鉤的嘗試，但美中兩國的經濟和供應鏈已經深度糾纏，使得任何一方都難以采取過于魯莽的行動，這在經濟上相當于一種“相互保證毀滅”的威懾。特朗普將美中關系從“沖突不可避免”的態勢重置為“通過談判達成貿易調解”，這比在民主與威權、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進行殊死搏斗更具務實性。2025年7月的芝加哥商會調查顯示了這種轉變的積極跡象：大多數美國人（53%）認為美國應與中國進行友好合作與接觸，這一比例高于2024年的40%。目前，美國人在美中貿易是削弱（48%）還是增強（47%）美國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存在分歧，而2024年大多數美國人還認為貿易削弱了國家安全。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已反彈至疫情前的水平。然而，這種進展并不一定意味著美國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崛起。雖然雙方的談判與讓步值得歡迎，但在美國意識到其困境、以及中國掌握其地位的優勢與局限之前，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轉自1月17日《中美印象》，歡迎關注“人大重陽”平臺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