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可以停止了！這張合照里的女士絕不是曾志！這里有一份鐵證

1939年5月18日清晨，延安王家坪的土坡上塵土飄揚，一位留著短發、肩挎電影機的蘇聯人快步追著毛主席的腳步。他名叫羅曼·拉扎列維奇·卡爾曼，是全蘇電影通訊社派來的戰地記者，任務是拍下一組“紅色中國”的影像資料。卡爾曼略懂中文，卻仍需依靠身邊那位年輕女翻譯維拉·瓦西里耶娃。也正是這位維拉，讓七十多年后網絡上一波“認錯人”鬧劇愈演愈烈。

合影風波究竟何時起？大概在2008年前后。某論壇里出現一張黑白照片：毛主席微笑站在中間，左臂邊一位女士雙手插兜，半倚在他身上。配文寫得斬釘截鐵——“罕見！毛主席與曾志同志合影”。圖片迅速被轉發，長輩群、收藏群、歷史群里不脛而走。很多人覺得蹊蹺，卻又拿不出證據，只能在評論區留下“這不像”“有點怪”之類的疑問。

要拆穿誤會，先從毛主席與曾志的交往脈絡看起。1928年初次在井岡山見面時，曾志27歲，毛主席已經35歲；1932年漳州分手后，兩人直到1939年底才重聚。中間這七年，曾志一直游走在皖浙贛湘，職務雖重要，但始終是地下工作線，級別與中革軍委核心相去甚遠。歷史照片里，無論長沙、漳州還是井岡山，曾志站位永遠保持半步距離，神情莊重，幾乎沒有插兜的隨意姿勢。

再看爭議照片中的細節。毛主席身高1米75，影中女士頭頂約齊他眉梢，推算應在1米68左右；而曾志身高只有1米62，從1930年代多張會議合照能準確比對。這一處差距，足夠令“曾志說”站不住腳。還有衣裝，該女士穿著淺色翻領中山裝，袖口滾一道細邊——典型蘇聯輕工樣式，延安女干部少見如此打扮，倒與卡爾曼隨行人員的制服吻合。

有人或許會說，身高衣服都能做假，真正的鐵證在哪？必須找原始出處。卡爾曼抵達延安后，共拍攝底片三百余張，交由莫斯科中央檔案館保存。1959年蘇中建交十周年展覽中選出二十張，其中就有這張“毛主席與外籍記者及翻譯”合影。底片背面俄文記錄清晰：人物從左至右——“В。 Васильева， т。 Мао Цзэдун， Р。 Карман”（維·瓦西里耶娃、毛澤東同志、羅·卡爾曼）。這張記錄在1982年蘇共中央檔案第一次對外開放時已被抄錄，編號K39-5-27。對照編號，中文譯本《在華一年——蘇聯電影記者筆記》第47頁也有相同說明：“5月25日，與毛同志交談后，作者與翻譯維拉合影留念。”

順便對比《曾志回憶錄》。翻開卷首插圖，共有六張與毛主席有關的照片。時間節點分別是1929年、1932年和1941年，唯獨缺少1939年影像。更關鍵的是，書中正文有一段明確記載：“1939年6月，我仍在鄂豫皖一帶組織婦運，未能成行延安。”直至12月2日，曾志才乘最后一班西安飛延安的蘇式運輸機抵達棗園，這一點與卡爾曼6月3日離開陜北的行程完全錯開。兩條時間線沒有交集，自然不可能同框。

有意思的是，卡爾曼還拍下一張動作近似的彩鉛手繪稿——自己挽著毛主席胳膊往東山觀禮臺走，右側半步之外依舊是那位維拉。背景中的土坡、柳條、窯洞門廊位置與爭議照片完全吻合，顯然同一日下午連拍。如此雙重影像印證，合影女性身份鐵板釘釘。

那維拉·瓦西里耶娃是誰？解密檔案顯示，她出生于1915年，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過中文，1938年被派到全蘇電影通訊社任翻譯。到延安時24歲，正值青春，對鏡頭并不陌生。她曾回憶那天的情形：“Мой командир сказал： ‘Смелее， Вера， поближе！’。 我就挨著毛同志站了過去。”譯成中文不過十來個字：“勇敢點，維拉，靠近些。”這句一句俄語鼓勵，恰好解釋了她看似隨意的站姿——那是面對鏡頭時略帶羞澀又刻意自然的姿態，并非沒有尊重。

講到這里，爭論基本可以落幕。網絡謠傳往往源自兩點：照片無出處、人物無注解。只要時間線、身高、衣著、文獻出處四項逐一核對，真相立刻浮出水面。以后若再有人把這張照片配上“毛主席與曾志”的標題，完全可以把編號K39-5-27的檔案背說明送給他，“女士叫維拉，不是曾志”，一句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