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邵華將軍帶著兒子兒媳晉中行，靈石縣縣長耿彥波接待

1999年2月27日，晉中盆地的寒意尚未褪盡，陽光透過灰白云層灑在榆次站前的水泥地上。幾輛墨綠中巴緩緩?fù)Ｏ拢呦萝嚨纳廴A一身淺色便裝，肩頭相機閃著金屬光。同行的，是她二十九歲的兒子毛新宇以及新過門不久的兒媳郝明莉。

在共和國將星簇擁的名單里，女性原本寥寥無幾，邵華是其中少見的一顆。更特殊的是，她的身份還帶著“毛主席兒媳、毛主席惟一嫡孫母親”的標簽，可她最看重的，卻常常不是這些顯赫名銜，而是快門聲里那一瞬的永恒。

人還沒走出車站廣場，她已把鏡頭對準站前廣場做早操的老人，說聲“麻煩借一步”，咔嚓一按。毛新宇笑著抬腕看表：“媽，時間緊，我們得往祁縣趕。”邵華只是擺手：“你們先走，我待會兒追。”這種“落單”對她來說是常態(tài)。

祁縣的喬家大院是第一站。導(dǎo)游準備好一肚子解說詞，卻被她溫和擋回：“我自己找角度，你們別擔(dān)心。”同行干部只得陪著毛新宇夫婦先行。青磚灰瓦、斗拱飛檐，在她鏡頭里像一幅舊卷軸慢慢展開。午宴早已擺好，但她仍蹲在院角對著一扇雕花窗反復(fù)測光。

秘書催促無果，只聽她一句：“我后天還要趕政協(xié)開幕，可鏡頭里的光線轉(zhuǎn)瞬即逝，飯可以改期，畫面不等人。”這話聽來玩笑，其實是她幾十年心氣的寫照。1950年代，她和姐姐柳直荀將軍的女兒一起練習(xí)沖洗膠片時，就把中南海浴室改成暗房。毛主席看過那些照片，只叮囑：“別拿出門沖洗，也別見報。”規(guī)矩守住了，熱愛卻沒停。

進入八十年代，進口傻瓜機流行開來，她已能熟練使用光圈優(yōu)先模式；再后來，哈蘇中畫幅掛在肩上，她在軍隊攝影家協(xié)會里混成了行家。對光影的敏感，讓她眼里沒有“參觀”二字，只有“取景”。就這樣，一上午下來，十幾筒135膠卷已經(jīng)見底。

下午抵達平遙古城，她干脆坐上三輪車繞城墻外順光拍攝。青磚紅燈籠在夕陽下透著暖意，后座的車夫問她何方客。邵華調(diào)焦不止，隨口答：“北京學(xué)攝友。”車夫哪里認得面前這位女將軍，只覺這位阿姨精神得很。

夜宿明清一條街。客棧老板事先得到消息，在菜單里添了一道“家鄉(xiāng)紅燒肉”。毛新宇夾起一塊，頗為高興：“爺爺說這菜補腦，我得多吃。”燉得軟糯的肉香飄出，邵華只象征性嘗了兩口，又拿起相機，對著昏黃燈火下的石階連拍——她更在乎的是古街夜色。

第二天轉(zhuǎn)赴靈石王家大院。陪同的是時年四十二歲的縣長耿彥波，個子瘦高，說話干脆。院子窄巷縱橫，耿彥波熟門熟路帶隊穿過數(shù)重門洞，忽然停在一間獨立展室前。他推門，燈光亮起，墻壁與展柜里滿滿當(dāng)當(dāng)——七千枚主席像章，大小不一，題材各異。

“這些，全是咱縣一位退休老干部捐的。”耿彥波的語氣帶點驕傲。毛新宇先是一愣，隨即沉默走近，伸手輕觸一枚鑲著井岡山圖案的章。郝明莉壓低聲音：“新宇，我們照張相吧。”相機遞到一位隨行記者手里，“麻煩您”，她輕輕說。快門聲再次響起，銀色閃光把兩人面上的激動細細收入底片。

得到兒子的通知后，邵華風(fēng)風(fēng)火火趕來。她進門就站住，看了整整半分鐘才開口：“縣長，這可珍貴，我在北京都沒見過這么全。”話音未落，眼眶已微紅。她挑選了幾枚獨特圖案的像章，一一拍下細節(jié)，又招手叫來郝明莉，“把閃光補上，再拍一張。”

耿彥波見狀，悄聲對秘書說：“把展品名錄復(fù)印一份，送到將軍下榻的賓館。”這一細節(jié)后來才被人知曉。邵華離晉中前夜，在房間里翻著那份清單，回味良久才合上。

短短兩天，邵華共用完四十多卷膠卷，粗算一千五百張底片。行程緊湊，她依舊把每一處屋檐、每一張笑臉、每一抹春雪的光影帶回北京。三個月后，解放軍畫報刊出她的《晉中古韻》專輯，許多讀者第一次通過女將軍的鏡頭，細看山西大院的磚縫木紋。

有人問她，這趟走得這么急，值嗎？她笑道：“留下影像，總好過留下遺憾。”

那年秋天，王家大院的像章室里又多了一只木框。里面并排掛著三張照片：一張是邵華對著鏡頭微笑，身后是密密麻麻的主席像章；一張是毛新宇夫婦在同處的合影；另一張，則是邵華拍下縣長耿彥波在展室門口俯身擦拭玻璃的瞬間。游客們往往在此停步，竊竊私語：“這就是1999年那次來的見證。”

照片不會說話，卻比文字更固執(zhí)。它們把一個普通周末的所見所感凝住，也讓后來者得以窺見將軍鏡頭里的家國親情。晉中行的背影漸行漸遠，可定格在膠片上的光線依舊清晰，如今翻閱，依稀還能聽見老舊快門“咔嚓”落下的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