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孔東梅與遠新舅舅母子罕見合影，一笑起來，簡直太像外公

2003年初秋，南昌的八一廣場剛剛結束日常升旗，晨風拂過紀念塔的紅旗，這座城市和中國革命的淵源再次被提起。就在同一天，孔東梅抵達南昌火車站，行李簡單，目的地卻很明確——探望毛遠新和朱旦華。

抵達后，她沒有立刻前往宿舍，而是去了市郊的烈士紀念園。站在刻著“毛澤民”三字的紀念石前，她看了許久。有人低聲議論：“那是毛主席外孫女吧？”幾秒鐘后，議論聲散去，空氣里只有蟬鳴。

午后，孔東梅踏入遠新舅舅家，大門半掩，屋內的老式座鐘滴答作響。“外面熱吧？快進來。”毛遠新迎出來，聲音洪亮，仿佛還是當年那個在延安窯洞里跟隨大伯讀書的少年。朱旦華已經把菊花茶泡好，抬眼間，三人相視而笑。快門咔嚓定格的瞬間，孔東梅彎眉露齒，鼻梁輪廓和毛澤東年輕時的照片幾乎重疊，連朱旦華都忍不住感嘆：“像，真像。”

寒暄剛落，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毛澤民。毛遠新的記憶被牽引出來，他攤開手掌比劃：“父親最愛這只算盤，敲起來像下雨。”說到興奮處，他隨手拿起桌角的老算盤，“當當”兩聲敲響。孔東梅輕聲問：“外公當年真能一夜算完幾百筆賬？”遠新點頭，“不夸張，他連數字順口溜都能倒背。”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成立，毛澤民被選為國家銀行行長。那個年代，白區封鎖，鈔票稀缺，他領著幾名會計用油燈熬夜，印鈔、鑄幣、編預算，幾乎管了所有“錢袋子”。有意思的是，蘇區公民第一次見到帶有鐮刀錘子圖案的紙幣時，以為是糧票，拿去換大米差點鬧出誤會。毛澤民干脆把兌換標準寫進《財政通則》，才讓流通順暢起來。

遠新講到父親管理鎢礦公司的經歷。那是1933年初春，為突破經濟封鎖，毛澤民接下這攤子。他把鎢砂裝進木桶，護送到汀州，再通過地下運輸網絡運往香港。半年后，一批批銀元、藥品、無線電器材回到閩西根據地。有人統計過，單在汀州一線，毛澤民就籌到160擔金銀。這些金銀后來順著湘西走廊進了陜北，成了解放區最早的一筆“本金”。

話說到這里，屋里忽然靜了幾秒。遠新收住笑意，手指在桌面輕敲：“父親犧牲那年，我十三歲。”1943年9月，毛澤民在新疆被盛世才集團秘密殺害，終年46歲。消息遲至1946年夏天才被延安完全確認。毛主席得到電報后，在窯洞外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給遠新寫信，只一句：“我們一家人，要把他的那份路也走完。”

1950年夏，11歲的毛遠新被接到中南海。那段日子，他和李敏、李訥朝夕相處，一起在院子里打乒乓，“外面雖是開國初期百廢待興，我們仨卻只惦記著開飯鈴。”遠新說著笑起來，孔東梅也跟著彎腰。

時間推到1969年3月，毛主席從武漢轉道南昌途中，曾專門問身邊工作人員：“遠新在哪兒？”這一問，為遠新后來的軍旅生涯埋下伏筆。1970年，18歲的他進入空軍某部學習，后來隨部隊奔赴東北。此后風云變幻，他經歷的榮辱與成敗，現場沒有人去深挖，三人都默契地跳過。

“外公當年在延安，您見過吧？”孔東梅終究忍不住。朱旦華笑著回憶：“毛主席給你外婆改過鞋底，還把炭火往我這邊推。”簡單幾句家常，讓這位曾在井岡山行軍的老革命眼里閃過溫軟的光。

當天傍晚，合影沖洗出來。照片左側，毛遠新身著灰色襯衣，背脊挺直；中間的孔東梅微微前傾；右側的朱旦華雙手交疊于膝，笑容浸著慈祥。對比老照片里1918年的青年毛澤東，五官的相似度令人咂舌。

夜深了，燈光還亮。孔東梅把合影包進信封，說要寄給母親李敏。遠新擺擺手：“替我給你媽媽問好，還是那句話，有空常來。”短短一天的相聚，因為這張照片被延長——它跨越了幾代人的記憶，也讓毛澤民這條在史冊中略顯靜默的支流，再次閃出涌動的波紋。

第二天清晨，孔東梅出門前回頭看了看客廳，座鐘的指針停在七點整。窗外麻雀啁啾，陽光照進屋子的一角，恰好落在老算盤上。她想起遠新昨晚不經意的感慨：“算盤聲停了，但賬本還在。”這句話像是給這趟南昌行畫了句號，也像在提醒：那些為新中國打下基礎的名字，也許不常被提起，卻始終在歷史深處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