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三峽工程提上政協議題，王任重：只要能過，我死后也放心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的傍晚，夷陵區江風獵獵，73歲的王任重站在葛洲壩工地的腳手架上，抬頭望見渾黃江水撞擊圍堰，浪頭高過人的肩。他把安全帽往后推了推，對身旁的技術員低聲說了一句：“這股勁兒，要是早些攢到三峽去就好了。”那一年，他剛剛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第一趟外出便直奔長江。

彼時的王任重，離一九五四年那場刻骨銘心的洪水已過去二十五年。那年六月，武漢關水位幾乎天天刷新紀錄，最高沖到二十九點七三米，比一九三一年的決口線還高出兩米多。三十三個不見太陽的日夜，把武漢逼到生死線上。王任重以省委一把手身份坐鎮江堤，日夜不離。電話里，他只丟下一句：“堤在，人就在。”隨后奔赴漢口江灘。

這場洪水吞噬了三萬多條生命，也把“治長江”四個字深深刻進了他的心。退水后，江灘一片淤泥，王任重踩著爛泥回望城里，被洪水打皺的街巷像一道無聲的問號：如果再來一次，湖北靠什么擋？

追根溯源，他翻到孫中山一九一九年的《建國方略》，又把四十年代潘綏、薩凡奇的勘察報告從檔案里撈出來。報告粗糙，卻亮出一句關鍵判斷——三峽是長江天然“閘門”。從那時起，“必須修大壩”的念頭在他心頭扎根。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來總理逆流考察三峽，夜里仍召集百余位專家連軸討論。會后，周總理向毛澤東提請“積極準備，充分可靠”，并點名讓王任重跟進前期工作。王任重回漢口的船上，寫下簡單兩行：“若三峽成，百年憂可解。”然而，國家經濟形勢多次起伏，項目被迫擱置。

進入七十年代末，電力緊缺、洪水警報、航運瓶頸輪番出現。贊成與反對的聲音同樣高亢：有人擔心移民安置，有人質疑沉積物淤積。王任重的態度卻始終如一，他在中央會議上攤開手掌：“問題點得再尖銳也好，只要在圖紙上解決就成，別把爭論拖成新的風險。”

一九八五年，167位政協委員聯名“再慎重”，工程被再次按下暫停鍵。翌年成立的協調小組里，他幾乎場場到，會后還拉著年輕技術員在賓館樓道繼續推演流量曲線。技術員勸他休息，他擺擺手：“再熬一會兒，數據對不上，睡了也不踏實。”

一九九一年春節，廣州的專家座談會上，王震突然抬頭問：“到底拖還是干？”王任重回答極簡：“論證結論寫得清楚——早上一班車，晚上班車也能到，但耽誤的是乘客。”會場短暫沉默后，幾位年長學者點了點頭。

一九九二年春，三峽議案正式列入全國“兩會”日程，社會各界輿論沸騰。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王任重突發急性心梗住進北京醫院。病房里，他拉住到訪秘書長的手，只說了兩句話：“討論一定要徹底；能過，我死亦安。”言語平靜，卻透著多年重負后的決意。

四月三日，人民大會堂紅燈高照。表決按鈕按下，贊成一千七百余票，決議通過。遺憾的是，王任重未能親耳聽見。他在三月十六日凌晨悄然離世，享年七十六歲。安頓遺體時，家屬照他生前囑托，替他向中央報了平生最后一句話——“工程若成，可告慰英靈。”

一九九二年深秋，他的骨灰被家人帶到三斗坪。江面風平浪靜，紙船小心承載骨灰和幾束山花。有人低聲念道：“任重，長江記得你。”船身打了個旋，隨波而去。

大壩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正式開工，二〇〇九年主體竣工。防洪、發電、通航、補水——四張成績單接連上報。每逢汛期，當年讓武漢人夜不能寐的洪峰，被三峽庫區削去棱角后穩穩通過下游水文站。有人把實時水位截圖貼到王任重舊照旁，照片里的老人微微頷首，仿佛對這數字心知肚明。

必須說明，三峽并非萬能鑰匙，生態補償、移民后續、泥沙調度仍在持續修訂。但不能忽視的是，千年水患被牢牢納入工程管理體系，這一根本性轉變背后，凝結著數代人幾十年的堅持與爭論，其中最深的烙印，屬于那個在江堤上熬紅雙眼的湖北第一書記。

有人回溯那段往事時，總愛用“歷史選擇”來形容三峽立項，其實更貼切的說法或許是：選擇來自一次次逼到眼前的漲水線，也來自一群心里放不下長江的人。王任重正是其中最執拗的一位，他曾說，“江水不睡我不睡”。如今大壩已矗立，長江依舊晝夜奔騰，只是浪頭到壩前再無往日狂躁，像是記得那位老人臨別的囑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