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傍晚,嘉陵江的霧氣還沒完全散去,九龍坡機場那條土跑道忽然傳來發動機的轟鳴。幾分鐘前,重慶城里飯館正忙著加柴生火,誰也沒想到,艙門一開,毛澤東踏出了機艙。警車馬達隨即響起,閃燈刺眼,空氣像是突然被擰緊。人群里有人低聲議論:“他真的敢來!”
時間倒退十八年。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清黨,毛澤東在武昌起義之后轉向農村。兩條線,從那刻起就再難分開。井岡山、贛南、閩西,紅旗一片接一片。蔣記在日記里狠狠寫下四個字——“必須剿滅”。他的賞格從五千銀元一路加到十萬銀元,只是紙上的墨香再濃,也沒抓到對方一根頭發。
1934年,長征開始。蔣介石調動幾十萬軍隊,機槍火炮堵截。毛澤東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甩開追兵。蔣在南昌發電報:“擒獲毛澤東,賞洋十萬。”電報沒傳出多遠,紅軍已到達陜北。那十萬銀元被后人稱作“永遠兌現不了的債”。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天下百姓盼和平,政治舞臺卻暗流涌動。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站在蔣公館花園里勸蔣介石:“您請毛澤東來重慶,若他不來,責任在他;如果來了,主場在您。”蔣介石頻頻點頭,算盤打得啪啪響。
延安棗園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持續三天。有人擔心安危,也有人說“得試一試”。最終毛澤東一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定了基調。劉少奇代理黨內日常事務,周恩來負責同行安全,王若飛作聯絡。赫爾利拍胸脯:“我以美國聲譽擔保諸位安全返程。”話音落地,專機起飛。
進入重慶第一天,毛澤東住在曾家巖桂園。周恩來沒合眼,守在走廊,反復囑托警衛:“每半小時巡一次。”第二晚蔣介石擺下林園宴席。觥籌交錯間對話短促又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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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潤之先生胃口不小。”
毛:“委員長老脾氣不改。”
只有短短兩句,卻把十幾年恩怨挑明。
談判桌上最棘手的是軍隊整編。國民黨堅持“一元化領導”,共產黨要求“民主協商”。僵局日復一日。城里的茶館卻熱鬧,市民口口相傳《沁園春·雪》。有人攤大手掌感慨:“這詞氣魄大,寫詞的人更大!”蔣介石在官邸里聽到匯報,一聲悶哼,把手里派克筆掰成兩截。
惱怒歸惱怒,蔣最終還是下令:“任何人不得對毛澤東動手。”原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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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外部壓力。美國不想在遠東再添戰火,赫爾利立下擔保;莫斯科也公開反對內戰。若毛在重慶出事,蔣的外交空間頃刻坍塌。
其二,國內民意。八年抗戰剛完,老百姓只求安穩。毛的飛機落地時,重慶碼頭自發貼出“歡迎和平使者”標語。蔣若扣人,等于當眾撕毀“和平領袖”面具,輿論大廈即刻崩裂。
其三,蔣的自信。日本投降的武器、部隊大部被他接收,自覺實力占優。他寫日記:“即放其歸延安,亦不妨我勝局。”這種心態,讓他相信不必通過暗殺取勝。
有意思的是,共產黨也做足了功課。接機的C—47由美軍機長親自駕駛,登機名單提前通報美、蘇駐華各機構;桂園房間多裝一部直通延安的電臺;警衛帶著細嗅火藥味的軍犬。多重防線,讓重慶在一個月里刀光不現。
10月10日,《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簽字,史稱《雙十協定》。表面上,國共握手言歡;暗地里,雙方都在調兵遣將。11日清晨,蔣介石陪毛澤東用早餐。窗外秋雨淅瀝,蔣舉杯,語氣平平:“一路順風。”毛回以微笑,未多言語。飛機升空,周恩來目送機尾燈消失在云層,才長出一口氣。
后來發生的事情眾人皆知。三年戰火,山河改色。蔣介石當年那句“穩操勝券”成了反諷。重慶談判留下的,不只是紙面協定,更是一段關于權衡與膽識的注腳。蔣不敢動手,是盤算;毛敢赴約,是格局。烽煙散盡,這一幕仍讓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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