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精英層達成統一：要想成為世界大國，必須先除掉身旁一個障礙

印度精英階層內部已經形成了一個高度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如果印度想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就必須克服一個“無法回避的外部障礙”，那就是中國。

這并不是一種情緒化的表達方式，而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戰略思考之后得出的結論。

在很多印度決策者看來，只要中國仍然在亞洲擁有壓倒性的影響力，印度的大國地位就會受到限制，認知已經變成印度外交、安全以及地區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抹底色。

回顧印度獨立之后的戰略選擇，這樣的想法并不是突然產生的，尼赫魯時期，印度就把自己看作是南亞次大陸的自然主宰，并把自己定位為英國遺留下來的“地區繼承人”。

在1962年之后，自我定位遇到了現實的沖擊，但是并沒有被完全否定掉，只是被暫時壓低了。

時間到了21世紀之后，中印之間的實力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中國經濟規模、制造能力和軍工體系的壯大以及國際話語權的提升，讓印度越來越難忽略這種對比，長時間積累下來的不平衡的感覺，變成了一種固定的戰略焦慮。

在這樣的情況下，“凡事與中國對標”就成為了印度精英階層的潛意識邏輯，中國能做到的事情，印度認為自己也要做到；中國開拓的空間，印度認為自己要爭奪，對標不局限于經濟方面，還包括了外交布局以及地區影響力。

因此，印度把中國看作是阻止自己崛起的重要因素，印度很多對外判斷開始圍繞著怎樣削弱、抵消甚至避開中國的影響力來展開，而不僅僅局限于自身能力的建設。

戰略轉向在印度外交的表達中也可以看出來，近幾年來，印度官方經常用到“多向結盟”一詞，表示與多個力量中心同時保持聯系，不是傳統的不結盟，而是帶有一定的現實考慮的靈活站位。

但是在地區層面上，這種算計經常會與中國產生交集，印度安全界一直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中國在印度洋上的港口布局，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99年的租約，印度一直把它看作是現實的壓力，而不是理論上的假設。

緬甸皎漂港的建設與運營方式也不斷地被印度納入戰略討論之中，中方主導、緬方參與的股權結構，使得該港口在中緬通道以及印度洋方向上具有一定的穩定性，該類項目在印度境內被一致理解為“壓縮印度的活動范圍”。

這些現實案例不斷地加強了印度精英階層的一種看法，即中國不僅綜合國力更強，而且正用具體而持久的方法來提升自身的地區影響力，影響力被視作長期存在的東西，而不是短期波動。

能源方面，印度的戰略彈性也受到現實的限制，近幾年由于外部制裁以及金融合規環境的影響，印度在俄油問題上的操作空間已經明顯變小，用來平衡西方壓力的重要抓手，也變得不穩定了。

這樣改變之后，印度的精英階層更加明白，單靠左右逢源是無法解決長久的競爭問題的，當外部環境變差時，真正決定一個國家地位的還是其內部的實力結構。

但是就是這一點出了問題，印度在判斷外界壓力的時候，常常把重點放在中國上面，而對自己的內部約束則不予提及，種姓制度、社會分層、產業鏈斷裂、人才流失等問題并沒有因為外交靈活而消失。

用數據來看差距會更明顯一些，中國制造業占全球的比例已經超過了30%，而印度一直徘徊在3%左右，這不是一個單一的政策選擇所導致的，而是由于長期的工業體系、基礎設施以及治理能力的不同而造成的。

印度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自主的、穩定的工業和技術閉環，軟件產業、工程人才很突出，但是大量高端人才長期為歐美體系服務，本國沒有形成持續反哺效應。

因此把發展受限歸咎于中國本身就是一種戰略誤讀，中國的發展壯大，是自身發展道路的選擇，不是為了針對印度而做的，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零和關系。

但是在印度精英階層主流的認知里，“先跨越中國，然后談論大國”依然是被反復強調的方向，該判斷正在影響印度政策節奏、資源分配和區域行為模式。

問題就是，內部結構上的矛盾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外部目標設置得越來越高，只會加大戰略落差，中國不是印度不能崛起的原因，但是正在被塑造為最顯眼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