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驥：乾隆帝生母問題再談

自從清代檔案雍正元年諭旨記述冊封“錢氏”為熹妃（即乾隆帝生母），與雍正實錄記其為“鈕祜祿氏”不同，引發了學界關于乾隆帝生母真實姓氏、乾隆帝出身等問題的討論。拙文曾論述，乾隆帝生母確為鈕祜祿氏，所謂錢氏之說，有諸多解釋不通、不合事理之處。而且雍正時的起居注明確說辦理冊封之事的允祹曾因“誤寫妃姓”而被懲罰，證明“錢氏”有誤，后來改正，因而《清世宗實錄》等典籍才記述熹妃為鈕祜祿氏。后有王學深《乾隆帝生母姓氏 問題再探討——從一則新近檔案說起》（下簡作王文），以新見到的一份應宣讀的“詔書”，是寫作冊封“格格錢氏為熹妃”，結合其他情況（詳見后述），論述乾隆帝生母仍為“錢氏”。此后，又有李剛《乾隆帝生母姓氏考》（下簡作李文），以多件檔案有“錢氏格格封為妃”的記載為據，也論述乾隆帝生母為“錢氏”。這些檔案的發現，將問題的討論又引向深入。不過經筆者考察，這些檔案仍屬誤作“錢”氏之件，并不能否定封熹妃者即乾隆帝生母為鈕祜祿氏的結論。在考察論述過程中，需要分析這些有錯誤之公文之形成，在流程中如何得以延續存在，這對于深入認識清代行政程序及其公文的形成、運行環節情況，以及檔案中某些具體文件之史料價值，或許有提示意義，其有不確之處而討論，可認識得更細致深入。爰作此“再談”之文。

一、允祹辦理冊封的兩個錯誤及相關檔案的分析

此問題涉及內容方面較多，本人盡量根據現有資料，對疑問之處、相關之事作出自己認為合理的解釋，以符合史實的前因后果。

負責辦理熹妃等妃嬪冊封之事的允祹，因失誤被治罪。較早的《雍正朝起居注冊》記為：

（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丙子卯時，上御乾清門聽政……宗人府所議：因誤寫妃姓（引文下劃線系引者所加。下同），將允祹革去貝子，降為護國公，照例留三佐領，其余佐領俱行入官。此后，《清世宗實錄》也作記載，是將允祹其他錯誤一并記敘，述為：

（雍正二年六月）宗人府疏奏：貝子允祹，將圣祖仁皇帝配享儀注及封妃金冊遺漏、舛錯，應將允祹革去固山貝子，降一等，授為鎮國公。從之。

這里所說的“誤寫妃姓”，就應是將封為熹妃（乾隆帝生母）的鈕祜祿氏誤為“錢氏”。

以上《雍正朝起居注冊》《清世宗實錄》兩種較正規的資料記述允祹是因弄錯冊封的“妃姓”而獲罪降爵，不會有錯，而封妃的另一人李氏為齊妃無誤，所錯的也只有熹妃，也即將鈕祜祿氏錯為錢氏，進一步說，所謂封熹妃者之“錢氏”是錯誤的，正確的應是鈕祜祿氏。因而改正后，在冊封典禮上布告于眾所宣讀的被封為熹妃者，是鈕祜祿氏。官方所修皇家家譜《玉牒》《清世宗實錄》等諸多典籍（并見后述），所記熹妃（乾隆帝生母）都是鈕祜祿氏，從沒有記為“錢氏”的。

前述王文卻認為，允祹之被治罪，并非因錯寫熹妃為“錢氏”，“而是將宋氏和耿氏的封號張冠李戴地弄混了”，即將應封宋氏為懋嬪、耿氏為裕嬪，錯作宋氏為裕嬪、耿氏為懋嬪，顛倒了。以此否定并沒有錢氏妃姓的誤寫之事，進而認為錢氏存在。

這種論述是有問題的，因為：

1. 宋氏、耿氏封的是“嬪”，而不是“妃”。治允祹之罪的罪名是“誤寫妃姓”、將“封妃金冊”舛錯，都明確說是“妃”，而不是“嬪”。治罪的罪名應準確，若按王文所說，罪名就應是“將封嬪之號顛倒”，這才是準確的罪名。

2.“嬪”的身份地位低于“妃”。不僅標示其等級的服飾、儀仗有別，就是此次冊封有關之事，也有等級上的區別對待。如封妃有冊、印，封嬪有冊無印。雍正帝將冊封事告祭列祖列宗，只提所封后、妃，不提封嬪。因而，妃與嬪有等級身份差別，官方不可能將事關“嬪”之誤，當作事關“妃”之誤而定罪名。

3. “誤寫妃姓”與封號“嬪號”顛倒是兩碼事，前者是將受封者姓氏錯寫，錯誤比后者嚴重。若是“嬪”的封“號”之誤，也不會被重罰。

比如，光緒二十年載漪之進封郡王，王號本應是“瑞”，為“瑞郡王”。因“述旨誤”，誤“瑞”為“端”，乃“遂因之”而封為“端郡王”，此后載漪就稱“端郡王”。也未見將“述旨誤”者處罰。但并不表明這不是錯，殆因并非原則性的大錯，因“端”也是褒義而非貶義。同樣，將應封為“懋”嬪者誤為封“裕”嬪、應封為“裕”嬪者誤為封“懋”嬪，與此性質類似。因而給允祹帶來處罰的錯誤，是“誤寫妃姓”，而非顛倒嬪號。正因為“誤寫妃姓”比顛倒嬪號問題嚴重，所以記述允祹罪行有時只稱其“誤寫妃姓”，而將顛倒嬪號之誤略去。

以下對李文所舉檔案的有關內容，作具體分析。

檔案 1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總理事務王大臣所奉《冊封妃嬪朱諭》（滿文），其滿文漢義為：

奉太后額娘懿旨：年氏側福晉封為貴妃。李氏側福晉、錢氏格格封為妃，宋氏格格、耿氏格格封為嬪。

李文認為：《清世宗實錄》記有雍正帝諭令“啟奏諸事，除朕藩邸事件外，余俱交。凡有諭旨，必經由四大臣傳出，并令記檔”，因而雍正元年冊封妃嬪的諭旨，應經由當時的總理事務四位王大臣傳出，不會由雍正帝直接交付管理禮部事務的允祹。另外，所降朱諭為皇帝朱筆書寫或審定。總理事務四位王大臣所奉朱諭還“恭呈御覽”，雍正帝再次加以核定。諭旨又為滿文書寫，不存在將“鈕”誤寫為“錢”的問題，因此根據文書性質、文字種類以及諭旨匯奏制度，不存在雍正帝不完全知曉諭旨內容以及誤傳諭旨內容的情況。因而封“錢氏”為妃是正確的。

以下據本人所見資料表達不同看法。

1.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之前的 6 天內，已先有承接雍正帝冊封妃嬪諭旨的程序，負責擬寫此諭旨的，應是允祹。二月十四日總理事務王大臣所奉朱諭，就是這一諭旨，內容都只是定封妃、嬪者是誰。

《永憲錄》之雍正元年二月戊午（初八日）下記為：

傳皇太后懿旨：封側福晉年氏為貴妃，李氏為妃，格格鈕氏為妃，宋氏、耿氏為嬪。

這說明，前述檔案1 ，總理事務王大臣在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所奉封妃嬪的朱諭，是后來之事。

在此前的雍正元年二月戊午（初八日），先已有雍正帝傳皇太后懿旨命辦理冊封妃嬪的程序。因為封妃嬪非軍國大事，又正屬于雍正帝所說的“藩邸事件”——藩邸側福晉、藩邸格格的冊封，所以，此初八日之冊封家屬之事，雍正帝也不交總理事務王大臣，而是交給辦理冊封事務之禮部，而當時管禮部事務的是雍正帝任命的皇弟允祹，而初八日雍正帝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之事，是查辦錢糧虧空，也沒有關于冊封藩邸之事。所以這一冊封事，雍正帝首先是交允祹辦理，上引冊封諭旨，所記是封“格格鈕氏為妃”而不是后來的所謂“錢”氏，雍正帝口諭的，應是鈕祜祿氏，這“鈕氏”，應是面承諭旨的允祹默記而速寫的簡略稱謂。前舉《永憲錄》，據檔案資料傳抄的邸報、朝報、詔諭、奏折等編纂，這有“格格鈕氏為妃”的諭旨，當是允祹所記的原件，傳出后被《永憲錄》作者蕭奭抄錄。此諭旨，也與此后十四日總理事務王大臣所奉滿文朱諭的漢譯文的內容一致，只是“鈕”氏變成了“錢”氏。筆者認為，這是允祹草記的“鈕氏”之“鈕”似“錢”字，允祹交付官員擬成正式的諭旨時，錯為“錢氏”的朱諭。所擬的時間，應是初八日以后至十四日之前。允祹面承諭旨而交所屬官員撰擬，也是當時的一般做法（詳見后述）。但若有誤，則應歸咎承旨者允祹，這正如此后的雍正五年“議政處誤寫諭旨”，議政王錫保將其錯誤歸咎于面承諭旨的怡親王一樣。所以錯為“錢氏”的諭旨雖是允祹交付官員擬成，但允祹是面承口諭而負責擬寫諭旨的責任者。允祹對代筆者所擬諭旨也未再寓目（想不到會有寫“錢氏”之誤），難辭其咎，這也正是后來宗人府將“誤寫妃姓”歸咎于允祹的原因。也說明，此次總理事務王大臣奉行的“朱諭”，其“鈕氏”已錯為“錢氏”。

所以，二月十四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行的“朱諭”，是最初允祹負責所擬漢文諭旨，并非雍正帝手筆，因雍正帝不會誤寫。允祹交付官員擬成的諭旨，雍正帝也未寓目，否則，妃姓之誤寫也就被他看出而改正，而不會延續到以后的辦理程序的公文中了。對此，前舉拙文已作過論述，不妨再作簡述。

清代皇帝勤政，需辦理的重要事務甚多，指示性文字，也是官員代筆，如皇帝對官員請示政務的題本批示文字，皇帝并不親自寫，而是由批本處、內閣官員代筆“批紅”。皇帝上諭也是如此，如雍正四年九月“召入議政王大臣等奉上諭……爾等可繕寫諭旨，飭行策零、博貝、丁壽等”。此后軍機處擬上諭也是如此，由皇帝口授軍機要務，軍機大臣默記，回署后草擬，或交下屬官軍機章京草擬。上諭若屬軍國要務，官員草擬后呈皇帝過目，或有作修改者。而此次事務的諭旨，因是辦理皇帝藩邸家事，非軍國要務，而且只是幾個人誰封妃、誰封嬪的簡單內容，雍正帝也不會意識到有錯，也沒有要求允祹再將所擬諭旨交給他再審閱。尤其是雍正元年二月繼位不久且諒陰的雍正帝，又是需親自處理軍政大事、對付政敵等事太多之時。

冊封首先之環節，只是決定誰封妃、誰封嬪，允祹交付官員所擬的這一諭旨，正是此內容。下一步提供封妃、嬪的封號之字，需內閣擬出，因內閣是形式上的最高政府機構，就需要總理事務王大臣向內閣“傳出”皇帝諭旨，需先報皇帝，這是奉了您的朱諭誰封妃、誰封嬪，將所奉朱諭內容重復報告“恭呈御覽”，這也是辦事明確責任的需用語。這當是檔案 1 之由來。而此諭旨，是雍正口述的內容，又只是簡單的誰封妃、誰封嬪，雍正帝不會想到所擬封誰有誤，而花時間再“御覽”。總之，若御覽，雍正帝就不會將“錢氏格格封為妃”的錯字“錢”放過。而總理事務王大臣所奉的是皇帝諭旨，不會懷疑諭旨有誤，尤其是此時雍正帝剛繼位 3 個月，總理事務王大臣對此前的雍王府中的侍女格格誰人之姓氏并不了解，即使看到這幾個格格的姓氏之字錢、宋、耿，也決不以為皇帝所說自己的藩邸格格中的某個姓氏有錯。此后辦理程序中的官員也同樣是上述意識（后文對此從略）。否則也就及時改正，而不致以后有“妃姓之誤”了。

所以，檔案中出現的“錢氏”封妃，是文字之誤。正確的應是鈕祜祿氏，皇家宗譜《玉牒》所記此人也正是“鈕祜祿氏”，而非錢氏。冊封典禮上宣讀于公眾的冊文、所發給的受封人，也是鈕祜祿氏（見后文所引冊封典禮上的冊文）。而且自從公文中寫錯的“錢氏”被改正為鈕祜祿氏以后，官私史籍記的也都是鈕祜祿氏。當然，若仍認為“錢氏”是正確的、鈕祜祿氏是錯的，于此暫不作分析，容當后文再從其他方面辨析。

2. 所舉檔案 1 總理事務王大臣奉行的滿文“朱諭”，是根據漢文諭旨也即已錯為錢氏的諭旨翻譯的。

清朝以滿語為“國語”，公文中的漢文有的須譯為滿文，如通本之貼黃的漢文。再如皇帝上諭之翻譯，有專門機構翻書房，又稱內翻書房，設于康熙朝，以后延續設置。《大清會典》述：內翻書房“掌翻清、譯漢之事，率其屬以供令。凡諭旨，清字則譯漢，漢字則翻清。各衙門抄出于內閣者，皆錄送以翻譯”。為允祹擬寫封妃嬪姓氏名誰者的諭旨，既然已經將漢文“鈕氏”錯為“錢氏”，而且是最初辦理者，則此后之翻譯諭旨，也是將此漢文之“錢字”譯為滿文ciyan，而不會是滿文 niohuru （鈕祜祿）致誤為字形完全不同的 ciyan（錢）。進言之，檔案 1所記滿文 ciyan（錢）氏，是漢文諭旨已錯擬的“錢氏”而又譯的滿文，是錯誤的“錢氏”。

檔案 2，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內閣大學士馬齊奏請皇帝選定冊封妃嬪字號折》：“內閣大學士臣馬齊等謹奏，為欽奉上諭事。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朱諭：奉太后額娘懿旨：年氏側福晉封為貴妃。李氏側福晉、錢氏格格封為妃，宋氏格格、耿氏格格封為嬪。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年氏側福晉封為貴妃，不必另選字號進呈。李氏側福晉、錢氏格格封為妃，宋氏格格、耿氏格格封為嬪，臣等敬擬冊封妃、嬪字號十個，另行繕折進呈，交禮部照例辦理。為此謹奏請旨。”

這里內閣所奉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朱諭，正是此日總理事務王大臣所奉的朱諭，內容一致。也可以說，是允祹代雍正所擬而將“鈕”錯為“錢”之諭旨的又一次重復。

又有滿漢合璧的檔案 3《朱筆選定妃嬪字號折》，在應封妃、嬪之前加上選定的封號：李氏側福晉之前，為“齊”字；錢氏格格之前，為“熹”字；宋氏格格之前，為“裕”字；耿氏格格之前，為“懋”字。（引號中的封號之字為朱筆）李文認為：朱筆所書漢字封妃、嬪之號齊、熹、裕、懋，盡管從字跡上看與朱批奏折、朱諭檔案內雍正皇帝的朱筆字跡有所差異，但因使用朱筆，即使是大學士等代筆，也是經過皇帝欽定的。

實際上，上舉檔案 3 中所選的這兩個嬪號，宋氏嬪號為“裕”、耿氏嬪號為“懋”，是顛倒而錯誤的。正確的是：宋氏被冊封的是“懋”號嬪，耿氏被冊封的是“裕”號嬪。后來改正的當眾宣讀的冊文，就是宋氏封“懋嬪”、耿氏封“裕嬪”（詳見下文所引冊封典禮上宣讀的冊文）。皇家家譜《玉牒》所記也是如此：“裕妃耿氏，管領耿得金之女”；“懋嬪宋氏，主事金柱之女”，耿氏后來由嬪晉妃，封號之“裕”仍舊，而位在懋嬪宋氏之前。《愛新覺羅宗譜》所記也是如此：“鈕祜祿氏……雍正元年十二月冊封熹妃。”“耿氏……雍正元年十二月冊封裕嬪。”“宋氏……雍正元年十二月冊封懋嬪。”

檔案 8 證明，嬪號顛倒之誤是允祹所為。檔案 8 是后來的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宗人府奏將允祹治罪的題本。允祹罪名，除將“圣祖仁皇帝”神位配享儀注錯漏外，是將“封內廷妃主等金冊之姓氏皆鐫刻錯舛、顛倒”等，請將允祹革貝子爵，降為鎮國公。雍正帝批準。既然宣讀、頒發的金冊之宋氏封“懋嬪”、耿氏封“裕嬪”是正確的，則檔案 3 中所選的宋氏嬪號“裕”、耿氏嬪號“懋”是錯誤顛倒的。顛倒這一錯誤的是允祹。

檔案 3 所表示的嬪號：宋氏為“裕嬪”、耿氏為“懋嬪”，已然是顛倒之誤，若判斷為是大學士代筆、經過皇帝欽定，而是正確的，就有誤了。只有判斷顛倒之誤是允祹所為，與大學士、雍正帝無關，才符合事實。

辦理選定妃嬪封號的程序應是：雍正帝先接到大學士奏請定封妃嬪之號的奏折，因為此折前敘語誰封妃、誰封嬪，是以前自己諭旨內容的重復，不會關注，或者根本就沒看，所關注的是內閣所擬的十個字號。內閣擬出“冊封妃、嬪字號十個，另行繕折進呈，交禮部照例辦理”。雍正帝只是將奏折所擬之字號選后，口授管禮部的允祹：妃李氏封號為“齊”、鈕祜祿氏封號為“熹”，嬪宋氏封號為“懋”、耿氏封號為“裕”。允祹是按四人的順序，將所記憶的幾個字分別寫在四人之前，但將后兩個嬪號之字前后顛倒了。嬪號顛倒之錯，是允祹代筆之誤，不是大學士代筆之誤，否則宗人府也不會將嬪號顛倒之誤歸罪于允祹，允祹也承認。從字跡上看，選定妃嬪封號之字也不是雍正帝親自所寫，說明造成嬪號顛倒之錯的不是雍正帝，否則，同樣不會歸咎允祹。總之，錯在允祹，因既然封妃嬪之人依舊，允祹不會意識到會有“錢氏”之誤，不會特別地再看，只是按順序將齊、熹二字寫在二妃之前。否則，這錢氏之誤在這一環節就被他糾正了，不會延誤以后。

檔案 5 ，為檔案1 、檔案 3 內容的合并（并見后述），從略。檔案 4 、6 ，不涉及封妃之姓、嬪號問題，與論點關系不大，也從略。

檔案 7，是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允祹等題議冊封妃嬪典禮儀注本》，內容為議定舉行冊封典禮的時間、儀節，其中有“宣制曰：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冊立嫡妃那拉氏為皇后、冊封側妃年氏為貴妃，李氏為齊妃，格格錢氏為熹妃，宋氏為裕嬪，耿氏為懋嬪”。十六日皇帝批示。（見后述）

此件仍有“錢氏”字樣及二嬪封號顛倒之誤，由此可判斷，此文件仍是此前錯誤之件的沿襲。

現在需要分析的關鍵問題是，這件以允祹名義簽署所上的題本，另外還有雍正帝的批示，允祹、雍正帝是否看到了題本中的錯誤？為說明這點，有必要對題本之形成、應用情況，多費些文字作說明，以利于理解。

1. 辦事機構向皇帝請示政務的題本，并非辦事機構之堂官即長官擬寫，而是指示下屬的司官（郎中、員外郎、主事）撰寫，甚至是司官再委任非官之書吏辦理。最后交堂官過目、簽署后上報。

時人對此有介紹：

各部司官，不習吏事，堂官無論已，一切案牘皆書吏主之。故每辦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書吏，書吏檢閱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潤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駁斥，則此案定矣。然堂官久于其部者，能有幾人？即久于其部，而能于此部成案條舉歷歷者，更有幾人？下及司官，罔不如是。

所以此件題本并非有堂官之責的允祹所擬。

堂官不認真審閱司員或書吏所擬公文，便簽署上報、轉發者，也并不鮮見。據禮親王昭梿介紹之工部“私造假印案”：

嘉慶己巳冬，工部有書吏王書常者，私鐫假印，冒支國帑。其于欽派歲修工程，皆假捏大員名姓，重復向戶曹支領，每歲耗銀至數十余萬兩。久之為工頭某告發，始置書常于法，大吏降黜有差。夫水曹（工部）支領銀兩，必須諸司空（工部堂官尚書或侍郎）簽押畢，關知戶曹（戶部），度支大員復加查核，然后發帑，定例本為詳慎。乃諸部曹夤緣為奸，伺大員談笑會飲時，將稿文雁行斜進，諸大員不復寓目，仰視屋梁，手畫大諾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畫者。其習已久，故使奸蠹胥吏得以肆其奸志。

即使事關工程撥款的重要事務，部院堂官大員尚且有不過目、仰視畫諾簽署者，這典禮儀注的“成例”儀式，又當是司員或委書吏查找例行則例后擬為題本，禮部堂官之不寓目而畫諾簽署，也就不稀奇了，更何況允祹當時還身兼管理正白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三個固山）事務。此題本的主旨內容是典禮儀式，允祹若曾過目，也可能只是看這“儀注”部分的內容，因屬例行之事，甚至可能連這部分都沒看，就簽署了，更沒見到題本中的“錢”字。否則，他就會指出改正，不會有以后的錯誤及因此被治罪了。

2. 官員向皇帝請示政務的題本，因題本所述事務內容煩瑣且多重復之處，因而需作內容摘要——貼黃，皇帝只看貼黃而批示。此題本的主旨內容是典禮儀注，貼黃當主要敘述冊封儀式內容，所以雍正帝也只是針對儀注，批示：“次日上朕賀表行禮及皇后前行禮之處，仍照朕前旨補行，余依議。”而未看題本正文，不會見到其中的“錢”字，以及顛倒之嬪號之誤。雍正若見到，兩種錯誤也就止步于此，而不會延及此后，即下面王文所舉的“詔書”了。

以下，對王文所舉的檔案文件作具體分析。此件為下圖。

圖1 內閣大庫檔案第 163537 號折件

漢文文字為：

制曰：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冊立嫡妃那拉氏為皇后。冊封側妃年氏為貴妃，李氏為齊妃，格格錢氏為熹妃，宋氏為裕嬪，耿氏為懋嬪。命卿等持節行禮。

王文又引《雍正朝起居注冊》所載：雍正元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丁卯午時，上御太和殿，升坐，冊立皇后，冊封貴妃、齊妃、熹妃、裕嬪、懋嬪，命正副使各官持節行禮畢 ”。

王文認為：這是“詔書內容已經從‘該部知道’變成了讓朝臣‘持節行禮’”，是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冊封典禮場合應宣讀的“詔書”，并認為雍正帝在典禮上要閱覽冊寶，宣讀上述內容的“ 格格錢氏為熹妃”，應該得到了雍正帝和朝臣的認可，“宣讀詔書完畢后，各大臣才會行禮如儀”。

對此檔件及王文的觀點分析如下。

1. 此件并非“詔書”。詔告天下的“詔書”，開頭語應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不應只是簡單的“制曰”，而且連權威性的詔告者皇帝都不提。

2. 封妃嬪之事也不詔告天下，頒詔天下的，是冊立為“母儀天下”的皇后，而且應是在冊立典禮的“禮成”之后的次日舉行。

3. 典禮上宣讀的所封后妃們的金冊冊文，應是每人一份封冊，每人的冊文都要宣讀，并非這則檔案所記，是列舉被封人的幾人合述。另外，封妃金冊制作精美，飾有龍紋等，也非這樣簡單的白紙頁。

這則檔案，從內容看，應是在欽天監擇定冊封典禮的吉日、冊封正副使又確定之后，內閣奉命擬寫的關于安排冊封典禮的文稿，所以文稿是封冊的“制曰”，而不是“詔書”的“詔曰”。此件是通知有關部門官員：冊封典禮定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因而此件所注日期的“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擬文時提前寫上的，此后制作正式頒發的金冊冊文的日期，也是如此，不可能在舉行典禮日才寫上“二十二日”，更不可能在頒給金冊之日的“二十二日”，在金冊上臨時鐫刻這個日期。也正因為這件內閣檔案的撰擬是在二十二日之前，撰擬是按照原存相關文件抄錄被冊封之人，妃姓、嬪號顛倒之誤都尚未發覺，所以熹妃仍錯作“錢氏”，二嬪之封號也仍是顛倒的。此后實際典禮上宣讀的被冊封者，則是發現錯誤而改正的正確妃姓鈕祜祿氏、二嬪正確的嬪號。《清世宗實錄》記載，二十二日舉行冊封典禮，雍正帝御太和殿。官員宣讀的金冊冊文，冊封熹妃的是“鈕祜魯氏”，封嬪冊文，也是改正的嬪號：

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二十二日），上御太和殿…………命禮部左侍郎登德為正使、內閣學士塞楞額為副使，持節，冊封熹妃。冊文曰：朕惟……咨爾格格鈕祜魯氏，毓質名門……曾仰承皇太后慈諭，以冊、印，封爾為熹妃 ……咨爾格格宋氏……冊封爾為懋嬪……咨爾格格耿氏……冊封爾為裕嬪。

以上冊文所記才是正確內容，因為典禮上宣布的冊封人姓氏、封號，以及宣布后冊封使持節把冊印頒給鈕祜祿氏、二嬪，都是為公布而向公眾示知的。而王文所舉的此件內閣檔案，所記仍是封“格格錢氏為熹妃”“宋氏為裕嬪，耿氏為懋嬪”的嬪號顛倒之件，顯然仍是以前文件錯誤的延續。《永憲錄》的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日所記典禮內容，錯誤文字與此相同，應是抄錄這一錯誤檔案后編入的。另外，也不會如王文所說《雍正朝起居注冊》記二十二日的典禮上宣讀此件，因《雍正朝起居注冊》所記嬪號仍是顛倒的，否則就無法解釋在場的雍正帝對這嬪號顛倒之誤的錯誤宣讀，為何“充耳不聞”，而且“認可”。因而，稱這則檔案記有封“格格錢氏為熹妃”，并經過雍正閱覽而認可，并在典禮上宣讀，進而證明“錢氏”有其人且封熹妃，同樣是不成立的。

再者，王文如果認為治允祹“誤寫妃姓”之罪，是因顛倒嬪號之誤，為何又以顛倒嬪號的檔件當作典禮上宣讀的內閣“詔書”，是得雍正之“認可”的無誤正確之件，來證明錢氏無誤而有其人？這在論述上就自相矛盾了。

比王文所舉上述檔案撰擬時間稍早，是擬寫冊封妃嬪的冊文，由翰林院翰林負責，所以也是沿襲著前述錯誤，封熹妃的冊文由黃之雋撰擬，沿襲著封“錢氏”為熹妃的錯誤，以前拙文對此已作闡述，從略。李文所舉錢陳群所擬的“耿氏”封“懋嬪”的冊文，同樣是沿襲的錯誤，因實際封的是“裕嬪”。

本人認為，允祹的妃姓之誤、嬪號顛倒之誤被發覺，當是在制作金冊之時，即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報有錯誤之題本的時間）之后，或十六日（題本批紅日）之后。改做金冊，應是這兩日的某日之后至二十二日以前。因而，二十二日舉行冊封儀式，宣讀的熹妃的冊文已是正確的“咨爾格格鈕祜魯氏……以冊、印封爾為熹妃”。二嬪的冊文，嬪號也改正為“咨爾格格宋氏……冊封爾為懋嬪”“咨爾格格耿氏……冊封爾為裕嬪”。

如前所述，允祹的妃姓之誤、嬪號顛倒之誤，在刻金冊以前就存在。

李文認為，允祹只是在刻金冊的環節時始有錯誤，以證明此前的檔案所記“錢氏”正確，那么，是否下文順理成章地就應解釋，允祹在刻金冊的環節上究竟是怎么個錯法，是將所謂正確的“錢氏”錯為了何姓？還有，如果檔案中所記宋氏嬪號“裕”、耿氏嬪號“懋”是正確的，那么，此后刻金冊時允祹顛倒之誤的嬪號是什么號？后來改為正確的又為何號？

如果認為是將正確的“錢”字誤為“鈕”，則需解釋：為何冊封典禮上宣讀的冊文，封熹妃的是“鈕祜祿氏”，還有，典禮上宣讀的冊文及發給二嬪之冊文所記封號：宋氏封懋嬪、耿氏封裕嬪，與所舉檔案中的嬪號不同，難道這三人冊文上寫的、公示于眾的反倒是錯的？若認為此后的《清世宗實錄》及其他典籍也如此記述是錯誤的，則應說明如此錯記或者說是“造假”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可行。

前舉拙文還曾根據乾隆《寶坻縣志》《鑲黃旗鈕祜祿氏弘毅公家譜》等資料，用較大篇幅證明并論述乾隆生母為鈕祜祿氏，不知王、李二文對此是否有不同看法。

二、對前述分析的歸納

從現有資料包括王文、李文所舉的檔案資料來看，只有判斷為封熹妃者即乾隆帝生母為鈕祜祿氏、宋氏封的是懋嬪、耿氏封裕嬪，才與整個事情發展的環節、始末結果等相符，聯系到相關之事也說得通。辦理冊封過程，首先應是允祹面承諭旨將“鈕祜祿氏”簡寫為草字“鈕”，而致代擬朱諭者誤寫為“錢氏”，責任者允祹因“誤寫妃姓”等被治罪，允祹還有將宋氏、耿氏封嬪之號顛倒為裕、懋之誤，皆延至后來的公文存在錯誤，《永憲錄》所錄檔件之先有“鈕氏”、后錯為“錢氏”，及二嬪之號顛倒之誤，也可佐證。失誤緣于允祹最初辦理的諭旨（朱諭），其他經手的官員想不到皇帝諭旨會有失誤處。更無雍正帝看到了“錢氏”、顛倒之嬪號并都認可的可能。否則，錢字之誤、嬪號顛倒之誤，也就及時發現而不致延誤到以后了。如此，才與后來事情發展的情況相符，如《玉牒》《愛新覺羅宗譜》《清世宗實錄》等所記的：封熹妃（乾隆帝生母）者為鈕祜祿氏、宋氏封懋嬪、耿氏封裕嬪，正因為是正確的，因而《皇朝文獻通考》《清皇室四譜·后妃》《清史稿 ·后妃傳》《清列朝后妃傳稿》等等史籍也如此記述。無論官方還是私家記述，從沒有記為“錢氏”的，社會上也從未再見有所謂“錢氏”的說法乃至傳聞，甚至懷疑為“錢氏”的蛛絲馬跡的文字、傳言也沒有，說明當時乃至以后，所記鈕祜祿氏，無由懷疑，冊封妃嬪時寫為的“錢氏”，只是一時失誤，也沒人相信，其流傳范圍很小、時間很短，以致被淡忘。允祹對其將妃姓致誤為“錢氏”被治罪也始終認服，其壽至乾隆二十八年，對其家譜《玉牒》改其曾致誤的錢氏為鈕祜祿氏，以及其他典籍的如此記述，也從未提出異議。

再者，如果乾隆帝弘歷的生母為所謂的“錢氏”，雍正帝出于某種政治目的如立弘歷為皇儲而提高其身份，改其生母為鈕祜祿氏，從背景、制度及文件操作上，都根本不可能（詳見后文）。

所以，所謂“錢氏”，是辦理冊封妃嬪的過程中的錯字，乾隆帝的生母就是鈕祜祿氏。這是本人據所見資料，再結合事理、制度的分析而得出的看法。

如果仍以檔案中的“錢氏”正確、《清世宗實錄》等所記乾隆帝生母鈕祜祿氏是錯的，還有一個大的方面——在諸多相關史事上也是說不通的，詳見后文之“三、建言”所述。

附帶談一點與本文議題多少有關的對檔案的點滴看法。

今天我們所查閱利用的清代“檔案”，應有相當一部分并非最初行政時使用的原件，而是后來為了存檔而再抄錄或幾件內容歸并而成之件，定期保存，成為今天我們所稱的“檔案”。比如今天所見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封妃嬪諭旨，記為此日“尊太后圣母諭旨：側福金年氏封為貴妃、側福金李氏封為齊妃、格格錢氏封為熹妃，格格宋氏封為裕嬪、格格耿氏封為懋嬪，該 部知道”，（并見前舉檔案 5 ）就不是行政原件，而是將十四、二十一日后檔件的內容合并一起寫作的，因為十四日只是降諭何人封妃、何人封嬪，而定封妃、嬪的封號，是二十一日以后之事。這一點，李文也已指出。另外，今日所見檔案，還有的是將已有損壞之件抄錄而再存的檔件，甚至還有乾隆年間將雍正時期的檔案再抄錄存檔的情況，還以上舉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這一諭旨為例，此件與同年同月之初十日的“諭旨”，字跡相同，似為同一人所抄，而初十日之 諭旨，有避諱乾隆帝名諱之文字，為“著裕親王、十六阿哥、世子弘昇 ……”，其弘昇的“弘”字缺最末一筆的點，且避諱“弘”字者還有一處，據此推測，這兩條諭旨，以及前述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將十四日、二十一日后之事合寫的“諭旨”，有可能都是乾隆帝繼位以后復抄的存件。再有，還有相當一部分行政原件未能保存下來，或保存了也未能存留至今，允祹最初將雍正帝口述諭旨草記之件，以及此后據此所擬諭旨，當屬于此。

還有，抄檔者，很多情況是擔任低級雜務之職的筆帖式、非官之書吏，或所雇的額外抄寫手，這些人只負責抄寫，沒有將內容之錯誤訂正的責任，他們是為完成計件、所抄字數之任務，不考慮其中原本的錯字，也意識不到其中的錯誤，尤其是多少年后的檔件內容，以致這些檔案中的錯誤“錢”字、封嬪之號顛倒的錯誤，仍原樣保留。至于錯字“錢”氏在檔案中的存留，而在《清世宗實錄》中改記為鈕祜祿氏，又證明這一改動是改錯為正，并不存在不光明的政治性造假，否則早就將前述幾次程序中檔案的“錢氏”銷毀而不留痕跡了。（并見后述）

基于此，在利用檔案時應當注意：何者為行政原件，何者為復抄存檔件。某件檔案是否為后來將某些原件合寫在一起而存檔，如前舉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諭旨，所記此日已定妃嬪的封號，就是錯的。還有，檔案是行政過程中擬寫的公文，公文形成過程復雜，成于眾人之手，難免在字、詞上出錯，相對于史籍，作為素材的公文畢竟是屬于“草本”。而史籍，則編寫時需校勘，經核實，會訂正草本檔案中的錯字訛詞。因而利用時，應根據具體內容作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以檔案為準而否定其他典籍的價值。如前舉檔案所記的熹妃“錢氏”、宋氏封裕嬪、耿氏封懋嬪就是錯的，改正后，《清世宗實錄》所記典禮上公布于眾并發給“鈕祜祿氏”及宋、耿二人的冊文所記，才是正確的，《玉牒》及其他很多文獻所記也是如此。

三、建言

個人淺見，以檔案說明乾隆生母熹妃是“錢氏”，其論證并不完整，只能說是論述了一半，另一半，還應闡述雍正帝、《清世宗實錄》等改“錢氏”為“鈕祜祿氏”的原因是什么。另外，還須將諸多相關之事作合情合理的解釋，再結合這些解釋進一步論述，再表達觀點。如以前論述此事的郭成康、馮劍輝之文，在舉出所發現的資料后，都接著論述將熹妃改姓的原因，以相互說明。這也是關系到“錢氏”是否存在的關鍵問題，是論述時無法回避的。否則，所論證檔件之事，可能并不符合真實史事。

以下事實就須解釋：

乾隆若是“錢氏”所生，非鈕祜祿氏所生，身為皇帝的他能在祭告天地、祖宗時撒謊，說自己是鈕祜祿氏所生的嗎？還有，在向全國公布為生母上尊號的詔書中，稱是鈕祜祿氏生的他，公然向全國臣民撒謊？

鈕祜祿氏，在向臣民發布的“遺誥”中，曾提及是她“誕育帝躬”，也即乾隆是她所生。如果她并未誕生乾隆，假冒“錢氏”為皇太后已然享盡人間榮華富貴，在死前還有必要對臣民再撒這一彌天大謊嗎？若真是她假冒“錢氏”，也就不提此事了，才符合事理。

還有，鈕祜祿氏族譜記載，乾隆帝弘歷的外祖母是漢人彭氏。若以鈕祜祿氏假冒錢氏，是為改弘歷的出身為滿人，該家族家譜還有必要說乾隆帝生母及弘歷有漢人彭氏血統嗎？

以上乾隆帝、鈕祜祿氏及其家族所說的，都是當事人的直接性資料，如果論述乾隆帝生母姓氏為“錢氏”，對鈕祜祿氏有疑問，對此都應作解釋，不當回避。

如果認為弘歷生母為錢氏，雍正帝暗中將“錢氏”改換為滿人鈕祜祿氏，還要聯系到相關情況、制度，考慮到這樣做是否行得通。這同樣是關系到“錢氏”是否存在的關鍵問題，是論述時無法回避的。

比如以下情況。

（ 一 ）雍正帝如何面對弘歷真實生母的知情者

1. 弘歷康熙五十年八月出生后，雍王府闔府之人，都知道他的生母是誰。皇族人、雍親王的屬下旗人，也會有知道弘歷生母者。

2. 弘歷十二歲時（按當時的虛歲，下同），康熙帝在圓明園見到他，命養在皇宮中。宮中不少人會注意到這位受皇帝喜愛的小皇子，聯想到他的生母。不久弘歷隨康熙帝住避暑山莊，康熙帝召見弘歷的生母鈕祜祿氏。此事更擴大了弘歷生母是誰的知情者，皇室后妃、宮女、太監等不少人都已知道。

另外，康熙末年，弘歷曾隨康熙帝與八旗官兵圍獵、射箭，書房學習，還有認識他的老師。這些人中，也可能有知其生母者。

以上眾人中，弘歷之生母，知情者非個別人。如果弘歷的本來生母是錢氏，后來封熹妃時的典禮上又改為鈕祜祿氏，布告于臣民，以上諸人必然產生疑問，并當作新聞傳播。雍正帝的這種有政治動機的將皇子生母妃嬪改姓的不光明行為，就不考慮知情者私下流傳？如果禁止流傳，雍正又如何封住這些人之口？面對人們的懷疑與傳聞，雍正帝又該如何解釋這一并不光明之事？不解釋而任其流傳，則“至尊”的皇帝之臉面何在？另外，其政敵兄弟們中也可能有知情者，這種造假謊言出口，被政敵詆毀，雍正帝豈不弄巧成拙，自造丑聞？

還有，這種謊言，又如何面對所謂的“錢氏”及“錢氏”家族人？而且，清代皇帝對奶母及其家人都授封，已成皇帝的弘歷，若生母是錢氏，對生母及生母的家人就不聞不問，而背負有悖人倫的泯滅生母、對生母不養的“不孝”的罪名？如果有所照顧，為何從未有關于乾隆厚待所謂“錢氏”及其家族的絲毫跡象及傳聞？

另外，若有所封熹妃改姓之事，雍正帝還須向弘歷解釋改其生母的原因，不可能始終對其隱瞞。若告訴弘歷將其生母改為他人，弘歷會同意嗎？退一步說，若解釋是為了立其為皇儲，弘歷也理解了。那么雍正十三年弘歷繼位后，面對那么多已知其真實生母者，還有必要再撒謊，稱其是“鈕祜祿氏”所生嗎？再者，雍正帝如果在宣布封熹妃前對弘歷解釋改其生母原因，這“秘密”建儲也失去意義，因而也說明不會有雍正帝將弘歷生母改姓之事。

再說鈕祜祿氏家族一方，如果誕生皇帝的并不是他家之女，而是“錢氏”，如今天降洪福，雞犬升天，該家族對此能世代隱瞞、守口如瓶？替代之事傳不出去？

那么，是否可能鈕祜祿氏家有個籍沒之女是錢氏，或是抱養錢姓之女，入雍王府，與胤禛結合生了弘歷，雍正為提高弘歷身份，而改其生母錢氏為鈕祜祿氏？這一點也不成立。錢氏若是籍沒之女，那么她就是雍王府的女奴，按清代皇家制度，宗室王公與府內女奴結合，此女奴即使生子而算作妾，也是位于妻妾四個等次中身份最低等的“妾婢”，全部四等由高到低的排序是：嫡妻、側室、別室所居妾媵、妾婢。滿洲皇家規定，王公妾婢及其所生子，皆不冊封。若胤禛繼位為皇帝，會突破這一限制，而封曾為罪奴的妾婢及所生子，但漢人罪奴之女的錢氏，其封為“妃”，卻高于胤禛所屬旗人而且是非罪奴的宋氏、耿氏之封“嬪”，是否說得通？還有，將漢人罪奴錢氏所生子封為“寶親王”都值得懷疑。

再者，如果錢氏是鈕祜祿氏家抱養的外姓錢姓之女，則早就應該改姓鈕祜祿氏了。因社會習俗，一般對所抱養之子女是隱瞞其原姓氏的，以使其不生二心，抱養也有意義。不可能長期不改為養父家之姓而總姓“錢”，偶遇雍正帝繼位又有政治需要而立其所生子為皇儲，才改其生母之姓，否則就一直姓“錢”了。再有，若是抱養，還有以下疑問應解釋：1. 抱養多是在夫妻生育無望的情況下抱養別姓血緣子女，而此女是行大，凌住（鈕祜祿氏的父親）夫妻是在此女（鈕祜祿氏）之后，又生了幾個兒子，抱養時其夫妻正值生育旺盛期，為何急急抱異姓之嬰？2. 所抱養多為男嬰，以備將來為本家生子孫延續香火，旗人或還有將其養大而挑甲得兵餉的考慮，為什么卻在生育旺盛期抱養個女嬰？ 3. 難道凌住夫妻是為了再生之女孩免得其將來選秀女？實際上家有二女，也都須選秀，而不能以姊代妹，這點也說不通。

（二）將錢氏暗中改為鈕祜祿氏，制度上也不可行

有政治動機的改姓，而且是不光明正大的行為，是不能僅將公布的冊文上的姓氏改掉就可以了事的，為了不給后人留下口實，需要把所有可能被人看到的有“錢氏”記錄的文字全部改掉，或將該文件銷毀，為存檔則需重做。但這種做法難度甚大，或者說根本不可行。且篡改，須告訴操作者，不僅會透露風聲，而且嚴重損害雍正帝及當皇帝后的乾隆帝的名聲與形象，弄巧成拙。因而是不可行的。見以下兩點分析。

1. 記錄皇家人口情況的《玉牒》，其纂修制度嚴格，造假、篡改不可行。

清朝皇家出生人口上報，宗人府審核后的人口造冊、存檔，都會有乾隆真正生母的資料，特別是還有其他內容作證，如附記收生婆、連帶責任的保結人。如此嚴格，是為保證皇家血統的純正性、尊貴性，因而嚴禁謊報、造假。

雍正《大清會典》記載，皇族出生人口上報、宗人府造冊之制是：

親王以下所生子女，詳開某王、某貝勒某妃夫人某氏所生子，名某，并生子之年月日時，送府（宗人府）記籍……載入黃冊。其收生婦某、保結某，亦一并開送存案。

生于康熙五十年的弘歷，應在康熙五十三年修《玉牒》時，根據雍王府上報宗人府的資料載入。此次纂修遇到特殊情況，到康熙去世前也未見修成。此后，雍正二年四月續修《玉牒》，雍正三年十月完成。如果篡改錢氏為鈕祜祿氏，應是在雍正二年修《玉牒》做手腳。但不可行，原因是：1. 早在康熙五十年后，有關弘歷、生母何人的記錄，就已在宗人府存檔。2. 康熙五十三年至雍正二年修《玉牒》歷時長，參與的人較多，很多人應看過人口資料，雍正帝若造假，如何向《玉牒》監修官、纂修官等等解釋？怎會以造假之事囑托這些人？再者，若造假，原真實資料都要涂改或銷毀重做，需要與此次造假的《玉牒》所記一致，如此繁雜的造假“工程”，能否保密？操作是否可行？

可以說，皇家這一嚴格的人口造入宗籍冊簿、纂修《玉牒》制度，篡改而造假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對政敵甚多、曾被造出多種傳言的雍正帝而言，更不可行。雍正若造假，其政敵包括與乾隆帝有矛盾者，也就早已揭發、傳播了。

2.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確有“錢氏”，出于政治目的而改姓為鈕祜祿氏，而且是暗中操作，唯恐被人發現，那為何這有“錢氏”文字的“諭旨”、有“錢氏”封號為“熹”的檔件，始終不改掉或銷毀，卻遺存下來留給了人們懷疑？合乎事理的情況反而應是：因為是一般的手民之誤，而不是與造假有關，所以才沒有必要一定要翻查原檔，將錯字再改回來，或將原檔銷毀。

不解釋上述諸多情況就肯定檔案中的“錢氏”確有其人，是否站得住腳？

正因為存在前述諸多不可能，根本就不存在“錢氏”，乾隆帝生母就是鈕祜祿氏，因而自從將寫錯的“錢氏”改正為鈕祜祿氏以后，除了檔案（包括抄錄檔案的內容）外，無論官、私史籍，都再無乾隆帝生母為“錢氏”的記述或傳聞。

總之，上述史事是在論述的同時就應考慮到的，進而想到“錢氏”是否有可能存在。尤其是今天我們能見到的資料已并不系統完整，而且資料（包括檔案）又都可能有錯誤之處，據此判斷的史事，就不一定全面、準確，因而更有必要多作相關聯系了。另外，在論證上，還應著眼于大的相關史事之分析，而不宜在無關宏旨的末節上，下意義不大的功夫。否則，局部之末節看似頭頭是道，而放在所應證明的根本大事中，可能并不符合實際，或根本不可能存在。

來源：《清史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