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任命的紅軍干部，37年“人間蒸發”，蕭勁光：他是不辭而別

1942年盛夏，一位剛轉到河南郾城野戰醫院的中校把一本發黃的筆記本塞進護士懷里，只留下一句“替我燒了吧”，隨后便咽了氣。護士無意中翻開扉頁，署名寫著“何滌宙”三個字。院里沒人聽過這個名字，可就在延安檔案處，這個名字早被劃上了粗粗的問號——兩年前他還是紅軍大學教務部主任，再往前，他是毛主席親自批準入黨的“長征功臣”。

時鐘撥回到1936年5月20日，陜北瓦窯堡窯洞里燈火通明。中央常委開會決定創辦紅軍大學，林彪掛帥校長，毛主席兼任政委。名單念到“何滌宙”時，很多人愣了一下：這不是三年前被俘的國民黨少校嗎？毛主席點頭，“長征走下來的，都算自己人”。一句話把黃埔四期工兵營長推到教務主管的位置。

追溯更早，1933年2月第四次反“圍剿”，朱老總在樂安、黃陂一線設伏，國民黨第五十二師中了埋伏，全師覆沒。師里一個少校營長靠著工兵技能頑強活口，他就是何滌宙。俘虜剛押進根據地，他就嚷著要看《紅軍攻守戰術講義》，這股認真勁兒讓監管的老紅軍直撇嘴：“這小子像是來借書的。”

長征途中，烏江天險擺在面前。1935年元旦凌晨，軍委干部團工兵連忙成一團。水急船無，橋材皆空，沒人敢拍板。耿飚急了，瞪著穿舊軍服的“專家”低聲吼：“非得過去！”何滌宙摸著胡茬，半晌蹦出一句，“石籠竹簍，十字木樁，再拼一次。”竹簍填石沉底作錨，浮橋在炮火里成了。七天后中央縱隊全部渡江，遵義會議才有了安全的幕后條件。這一橋，后來被蕭勁光寫進回憶錄：“要不是何教員，我們都要游過去。”

到達陜北后，紅軍大學在保安縣窯洞里掛牌。何滌宙教蘇軍《工兵野戰條例》，上課愛把粉筆往桌上一丟，“上海虹口公園炸彈是誰放的？”學員回不過神他就一笑：“要活學活用，別背條文。”這些土到掉渣又透著俏皮的課堂，讓一群剛走完兩萬五千里的戰士第一次感到“上課也能這么有勁”。

同年夏天，《兩萬五千里》征稿。何滌宙遞交《遵義十日》，視角全是普通伙夫、衛生員的對話，沒有一句高調口號。文字清爽，情節接地氣，甚至描寫戰士“烤苕皮、煮糠殼”都細致入微。審稿的徐夢秋感嘆：“比一些政論稿耐看得多。”

然而1937年9月，他突然向中央申請“赴武漢治瘧疾”。批準電報簽發僅三天，他就從延安楊家嶺出發。誰也沒料到，這一走再無音訊。幾年后蕭勁光回憶：“到武漢后，他沒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不辭而別。”一句話讓本來模糊的身影更添離奇。

抗戰正酣，組織部專門派人查找；重慶、長沙、桂林都跑遍了，仍舊空手而回。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浙江臨海縣檔案館整理舊卷，忽然發現一份國民黨暫編第二師傷亡名冊：參謀長何滌宙，1942年5月因病歿于河南郾城。時間、姓名、軍銜全吻合，只是已換了立場。檔案封底有兩行鉛筆小字：“入伍1926，曾為中共軍官，來歷不詳。”至此，謎底露出一角，卻遠未完整。

為什么脫隊？坊間有三種推測：一說身體實在撐不住，回南方求醫順勢被舊識拉回國軍；二說黃埔同窗感情深，他想促成統戰，只是時局險惡，計劃半途擱淺；三說受不了延安清貧，另謀生路。哪種更接近真相，沒有硬核證據。能確認的，只有他沒有參與任何針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也未留下反共言論。

從工程兵技師到“特殊黨員”，再到國軍參謀長，十五年里他橫跨了三條政治軌道。1935年他架橋救急，1942年病逝荒郊，37年人生戛然而止，像被剪掉的膠片。若沒有那本發黃的筆記，也許歷史書里不會出現他的姓氏。就連他自己，大概也沒想過會以這種方式被后人反復提起。

戰爭年代故事多如星辰，何滌宙的去向只是其中最孤立的一顆。塵封的檔案會繼續解鎖，但有些人和事，可能永遠只剩一個剪影，提醒后來的讀者：硝煙之后，選擇與命運交織，留下的從不是簡單的黑白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