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終于開始了！一個要求，震動東京：中國要求日本限期內歸還

2026年初春，中國正式向日本發出外交照會，限期180天歸還被掠118年的唐鴻臚井碑，附帶的18件文物追索清單，更是精準鎖定每一件文物的劫掠細節。

這不是溫和呼吁，而是一場遲到百年的歷史清算。

很多人可能會問，一塊石碑而已，為何能引發如此大的震動？

清算終于開始了！

2026年初春，日本外務省大樓里收到了一份文件。

沒有記者會、沒有放話較勁，只是一紙外交照會，被安安靜靜地遞到日本官員的桌上。

和過去許多措辭含蓄的聲明不同，這份照會里沒有“希望”“敦促”之類的軟話，而是擺出一個非常直白的數字：180天。

意思很清楚，半年之內，把包括唐鴻臚井碑在內的18件中國流失文物，原物奉還。

這不是普通的文博合作，也不是例行的“呼吁歸還”，而是帶時間表的“最后通牒”。

更關鍵的是，這次中國不是只提一個籠統概念，而是附了一整份清清楚楚的“追索清單”：名稱、出處、流失經過、現存地點一一對應。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那塊重約9.5噸、已經在日本皇居“吹上御苑”窩了一個多世紀的唐鴻臚井碑。

對日本來說，這份照會等于一張遲到一百多年的“欠款單”，不僅針對物件本身，更是沖著背后的戰爭掠奪史去的。

之所以選在現在出手，并不是心血來潮。

就在照會發出前不久，一套名叫《唐鴻臚井碑檔案文獻總匯》的資料集正式出版。

三卷本、幾百份檔案，外加高清拓片、三維掃描數據，把鴻臚井碑從唐代立碑、遼金元明清歷代記錄，一直查到甲午后日本占領旅順、日軍拆碑運走、送入皇居收藏的完整鏈條，幾乎都串了起來。

以前我們在國際場合更多講道義、講情感，現在等于把“證據堆成山”，擺在法律和外交桌面上。

要看懂這塊碑的分量，得回到公元714年。

那時唐玄宗在位，鴻臚卿崔忻奉詔出使渤海，在旅順黃金山一帶鑿井、立碑，上面明確記載唐朝冊封渤海首領大祚榮為“渤海郡王”的事實。

這不是普通紀念碑，而是帶有“冊封”“疆界”“朝貢體系”含義的權力標記，相當于把中原王朝對東北亞秩序的話語權，刻在了石頭上。

對于后世圍繞渤海國屬性、東北亞主權話題的爭論，這塊碑幾乎就是一錘定音的核心物證。

正因為如此，它不只是“文物”，更帶著主權象征的意味。

如今，這塊碑卻靜靜地躺在日本天皇居住區的園子深處，被當成一種“帝室收藏”。

這背后隱含的含義不難理解，把象征中國在東北亞宗主地位的石碑，放進日本皇居長期供奉，本身就是一種姿態。

既是炫耀戰利品，也是在象征意義上“把別人的界碑搬進自己家”。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方更多是通過學界呼吁、輿論發聲來表達不滿，這回則是第一次用“帶時限的官方照會”的方式，把話說到明面上：這塊東西，該還了。

九噸花崗巖的前世今生

唐鴻臚井碑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1908年前后。

甲午之后，日本逐步控制旅順、大連一帶。

到日俄戰爭結束、日方完全接管旅順口時，駐軍和軍政系統開始對當地的古跡和文物“摸家底”。

那塊原本立在旅順黃金山附近的唐代石碑，被日軍視為“重要文物”。

旅順鎮守府司令部干脆下令拆掉碑亭，用大人力物力，把整塊石碑從原址運到港口，再用軍艦運往東京，最后作為“戰役戰利品”，進獻給明治天皇。

這些經過，并不是中方單方面的說辭，而是寫進了日本自己的檔案。

比如日本海軍省留下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戰役戰利品寄贈書類》，就清楚記載了相關物品的采集、運送和“進獻皇室”的過程。

換句話說，日本方面紙面上已經承認：這不是正常貿易、捐贈或民間交易，而是作為“戰利品”從被占領地區成批運走的。

按照當今國際法通行標準，戰爭劫掠屬于明確違規行為，尤其是對文化財產的掠奪，更是戰后多項公約重點禁止的對象。

過去，日本喜歡打的一個溫情擦邊球，是“皇室私藏說”。

遇到文物歸還問題，日本政府常常說：這些東西現在屬于“皇室財產”“御物”，按憲制安排，政府不得干預天皇的私人所有，不好直接處理。

聽上去像是“公權無權干涉私產”。但稍微了解一下宮內廳的運作就知道，這是個站不住腳的說法。

負責皇室事務的宮內廳，本身就是國家機關，經費來自國家預算，人員是國家公務員，其管理的所謂“御物”，也是在國家公權力運作下保管和展示的。

名義上冠以“皇室”，實質上脫不開“國家公共機構”四個字。

這次中方照會里，不僅點名唐鴻臚井碑，還列出了17件同樣存在戰爭劫掠、非法流通背景的文物。

有的出自八國聯軍侵華時的戰亂背景，比如商代亞醜方鼎先被德軍掠走，又流入日本。

有的與“九一八”、侵華戰爭期間的系統掠奪有關，比如部分名畫、航海器具等。

把這些物件串在一起看，就不只是“單件文物歸屬”，而是一張清晰的“侵華文化戰利品清單”。

對于日本來說，這等于是在文物層面，重新把那段不過去的侵略史撈上臺面。

更關鍵的是，這次中方并沒打算滿足于“道德譴責”，而是擺明白要打法律牌。

1970年的《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以及1995年《被盜或非法出口文化財產公約》，都對戰時和殖民時期的文化財產問題，留出了追索空間。

特別是對于“戰爭掠奪”和“占領區強行轉移”的行為，多數國際法學界認定不受簡單訴訟時效限制。

也就是說，哪怕這事過去了一百多年，只要證據鏈完整，依然可以提要求、打官司。

2019年那次“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事件，是一個小小的預演。

當時，日本某拍賣行準備上拍一套疑似流失自中國的早期青銅禮器，中方通過外交交涉、文物證據和法律施壓組合，迫使對方撤拍，并最終促成文物回國。

這一次，唐鴻臚井碑和其他17件文物的體量和象征意義，遠大于那批青銅器。

中方給出的180天，既是留給日本一個“體面處理”的窗口，也是為后續可能上升到國際仲裁、國際輿論戰，提前設定了時間軸。

石碑要不要還，不只是面子問題

唐鴻臚井碑今天所在的位置，日本皇居吹上御苑，本身就帶著象征性。

別人家的主權象征物，被鎖在你國家最高象征權力的空間里，這不是簡單的“文物愛好”，更像是一根釘在東亞地緣政治記憶上的鐵釘。

對中國人來說，它提醒的是百年前國力衰敗、任人宰割的屈辱。

對日本來說，它暴露的是至今沒有徹底面對的侵略遺產。

在“戰后和平國家”的對外敘事背后，這塊石碑的存在，總會讓人追問：你到底是怎么對待那段歷史的？

現在，中國不再滿足于“院士呼吁”“媒體評論”這種軟打法，而是用正式外交照會加具體期限的方式，把問題推上臺面。

對日本政府而言，這180天其實很難熬，如果裝聾作啞，既違反國際輿論大趨勢，也給中國提供了升級到國際仲裁或多邊場合施壓的理由。

如果爽快答應，又等于承認過去那一整套“皇室私產”“歷史既成事實”的說法站不住腳，還可能打開一個“口子”。

一塊碑能還，其他戰利品、掠奪文物，是不是從道理上也該考慮安排？

現實政治的考量，不會比法律條文少。

日本國內有保守勢力一直強調“皇室象征地位”“御物神圣”，擔心一旦從皇居往外送文物，會被視作“國體退讓”。

但在國際關系領域，如果繼續死抱不放，不但影響對華關系，也會讓日本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難站在“尊重國際法”的道義高地上。

尤其是在俄烏沖突、中東戰火等背景下，日本政府常常對他國“尊重國際法”“維護規則”指手畫腳，一旦在自家門口被戳穿歷史問題上的雙重標準，顏面會很難看。

從中國角度，這次追索不只是為了“多幾件館藏”。

唐鴻臚井碑的歸還，意味著在東北亞歷史敘事和主權象征層面，挽回一塊被強行挪走的“話語基石”。

同時，也是在對日本國內不斷抬頭的右翼修正主義，發出一個清晰信號：對于篡改、淡化侵略歷史的企圖，中國不會再裝作沒看見。

通過具體文物，把抽象的“侵略”具象成一塊塊石碑、一尊尊青銅器、一幅幅書畫，既方便國際社會理解，也更容易形成輿論壓力。

等到180天一到，如果日本選擇繼續抱著這塊九噸的“歷史包袱”不放，那接下來在國際社會面對的，恐怕就不只是來自中國的質疑，而是一整套關于戰爭責任和文化掠奪的“連環追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