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匪被捕后提出要見高崗：二十年前在陜北，劉志丹曾我的副團長

1935年初冬，榆林以北的風沙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黃河西岸，一支雜牌騎兵在土圍子里點起篝火，匪首張廷芝舉杯自慶，沒人料到這份得意只剩十八年。那一年，中央紅軍剛到陜北，左權、彭德懷正忙著調整部隊部署，張廷芝卻利用夜色偷襲邊區的一個小據點，撈了幾車軍需之后揚長而去。對他而言，這只是又一次“順手牽羊”，卻讓毛澤東在陜北的作戰日記里多了一行批注：“此賊反復無常，當嚴查。”

同一時期，劉志丹、謝子長忙著把地方游雜武裝轉化為紅軍成分。誠然，張廷芝早年與他們有過短暫“同僚”之緣：蘇雨生麾下騎四師收編土匪時，劉志丹被掛名為十六團副團長，高崗是教導隊副隊長，而名義上的團長就是張廷芝。但這位土豪出身的靖邊“張大戶”壓根看不上土改口號，“辦民團護家業，比跟共產黨翻山越嶺強。”這種算計寫在臉上，結局亦早已埋下伏筆。

三道川事變成為分水嶺。1935年11月28日夜，張廷芝策反宗文耀，槍聲掩著風沙直撲沙洼溝，中共三邊特委書記謝唯俊當場殉職。聽到噩耗，毛澤東皺著眉說了一句：“活捉此賊，方能泄眾怒。”然而，張廷芝再一次溜之大吉。隨后幾年，他先后投靠宋哲元、譚世麟、日軍特務機關甚至國民黨地方武裝，身份牌換了好幾輪，唯獨“割據一方、為禍鄉里”這條沒變。

1943年秋，五名從蘇聯回國的地下黨員在包頭郊外遇害，兇手正是張廷芝部下。國共兩方都在找他算賬，他卻索性鉆進綏遠草原，打出“反共救國”旗號，招聚殘匪。到1949年6月，左世允率22軍起義，張廷芝見勢不妙，再度脫逃，最終混進36軍。綏遠起義前夜，有人勸他別再折騰，他冷笑一句：“只要騎得動馬，老子就翻得了身。”可翻身的機會越來越窄。

1949年11月，張廷芝被西北野戰軍圍在烏審旗草灘，他舉白旗繳械，卻暗中約定“日后再聚”。毛澤東看完剿匪報告，批復兩行字：“血債甚多，當即處置。”偏偏此人被送進解放軍軍官訓練班時，批示尚未來得及執行。12月11日凌晨，他串聯數十名同伙逃出培訓地，一路北竄至王爺府，再次拉起“反共救國軍1016部隊”，槍口對準伊克昭盟。

1950年2月，內蒙古軍區騎5師奉烏蘭夫之令自達拉特出發，南線堵截，北線兜剿。烏蘭高原遼闊，匪眾馬快、人熟地熟，純軍事圍殲屢次撲空。有意思的是，騎5師官兵干脆駐進牧民氈帳，同吃同住，分發食鹽、麻布，手把手教牧戶辨認“八路帽子”和匪帽的區別。短短半個月，奇正山部的蒙古騎匪被孤立，張廷芝的“假解放軍”伎倆也被戳破。牧民巴特爾拍著胸口對解放軍政委高增培說：“你們是客，土匪才是狼。”一句話，給了剿匪部隊最大的民意支撐。

3月末，奇正山率部被圍在黃河灘的柳樹林里，抬手投降。張廷芝負傷逃出，僅帶十數騎潛入武川縣山區。1951年2月4日，臘月二十八，武川縣公安局長孫有光在向導帶路下摸進土屋，一聲斷喝將張廷芝按倒在地。被押上囚車時，他突然轉向孫有光，壓低嗓子：“讓我見高崗，我跟他是老同事。”語氣像在提條件。孫有光面無表情，只回了句：“說這些，晚了。”

押解途中，張廷芝不斷翻舊賬：“當年我當團長，劉志丹、謝子長都給我打過下手。”車廂里沒人再理他。兩個月后，奇正山等三十一名蒙漢匪首在伊盟就地正法。張廷芝被單獨看押，移送歸綏。1953年3月，綏遠省人民法院宣判：張廷芝因屠殺群眾、策反叛亂、勾結日軍等罪行，被判死刑。槍決令下達前夕，他仍堅持要求見高崗，理由是不外乎“舊情”。看守冷冷回應：“法庭只認罪行，不認私交。”

至此，這位從金佛坪村走出的豪強子弟，一路投機、不斷背叛，終在法庭槌聲中結束了四十五年的人生。他原本有過多次改寫命運的選擇：1930年可跟劉志丹北上，1936年可棄槍歸鄉，1949年圍困時可誠心投降。可每一次，他都向反方向狂奔，最終在新中國法制面前再無回旋余地。歷史不會因為一句“二十年前的副團長”而改寫，黃土高坡的風仍在吹，但土圍子再沒機會點起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