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宣布：聘請陳行甲，年薪150萬

文 | 難得君

朋友圈又被一則消息刷屏了：俞敏洪聘請陳行甲擔任新東方集團的公益顧問，據傳年薪高達150萬。

人們熱議著這150萬的價值，卻似乎忘了，就在不久之前，陳行甲因為在自家創辦的公益基金會拿70萬年薪，被輿論架在火上烤了多久。

如今，爭議聲猶在耳畔，陳行甲卻已經做出了另一個決定：交棒給年輕人，未來不再從公益組織領取任何薪酬。

消息一出，當初罵他“賺錢”的人或許會滿意，稱贊他“高風亮節”。但說心里話，我的第一反應不是欣慰，而是一陣深深的悲涼。

這股悲涼，不是為陳行甲個人。以他的能力和影響力，即便徹底離開公益，無論是著書立說，還是做顧問、做講師，收入都遠非70萬可比。

這股悲涼，是為我們這片土地上，那些想做點實事的人，始終揮之不去的那道緊箍咒，一種近乎變態的“道德潔癖”。

這事，得從頭說起。

▌從“網紅書記”到“爭議公益人”：陳行甲是誰？

談起陳行甲，總繞不開他身上的兩個標簽。

第一個標簽，是“網紅書記”。

2011年，他空降到湖北省最偏遠的國家級貧困縣之一，巴東，擔任縣委書記。那里窮、亂，干群關系緊張到一觸即發。面對這個爛攤子，他沒選擇“和光同塵”。他穿著紅衣服，直播跳傘宣傳旅游；他公布自己的手機號碼，24小時接訪；他更以近乎“自毀前程”的孤勇，在任內親手將包括縣長、副縣長在內的87名干部和不法商人送進監獄。

他成了明星官員，成了“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可就在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際，2016年底，他遞交了辭職報告。理由是重度抑郁癥。很多人不信，猜測是觸碰了利益集團被迫離開。但無論如何，他選擇在頂峰時轉身，縱身跳入一片未知的海。

這便引出了他的第二個標簽：“公益人”。

2017年，他創立了深圳市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從零開始，專注于貧困地區兒童的大病救助和教育關懷。他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公益職業經理人”，用他在官場歷練出的強大執行力和資源整合能力，去啃“因病致貧”這塊硬骨頭。

他創新了“聯愛工程”，試圖在試點地區探索“醫保報銷+公益補充+社工服務”的全方位救助模式。他做得風生水起，也引發了最大的爭議，年薪70萬。

▌70萬年薪：一道撕裂觀念的傷口

“公益人怎么能拿高薪？”這是當時最主流、最刺耳的質疑。

在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觀念里，公益等于“獻愛心”，等于“無私奉獻”。做公益的人，就該衣著樸素，生活清苦，最好是自己也一貧如洗，這樣才能襯托出道德的光輝。仿佛只有苦行僧式的犧牲，才配得上“善良”二字。

這是一種何其扭曲的邏輯。

陳行甲所在的深圳，是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他年邁的父母需要贍養，孩子的教育需要投入，一家人也需要一個安身的屋檐（他一度是租房居住）。

70萬的年薪，在深圳，對于一個要養家、要承擔高強度腦力與心力工作的專業人士而言，真的離譜嗎？

更何況，這筆薪酬經過專業審計，完全合法合規，且在基金會的總支出中占比極低，遠低于國家規定的管理費標準。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我們究竟想不想把事情做好？

公益，尤其是解決像兒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臟病這類復雜社會問題的系統性公益，是極度專業的工作。

它需要頂尖的醫療資源對接，需要精密的法律、財務、保險知識，需要強大的項目管理和社會動員能力。這些能力，在商業市場上明碼標價，價值不菲。憑什么要求投身公益的人，就必須無償或低價輸出這些專業價值？

陳行甲曾直言，公益不是簡單的“做好事”，而是一項社會工程。他想吸引的，正是那些有能力在商業領域獲得高薪的優秀人才，投身到解決社會問題的領域中來。

那70萬，是一個信號，一種態度：公益事業同樣需要職業化、專業化，從事公益的人，也應當享有體面、有尊嚴的生活。

這道理本不復雜。一個好社會，理應讓做好事的人過得更好，而不是更差。否則，長此以往，誰還愿意、誰還能夠持續地去做好事？難道我們只期待圣人出現，卻不愿為凡人的善行構建一個可持續的支撐系統？

▌“不拿錢了”：一個看似高尚，實則危險的信號

然而，道理敵不過洶涌的“民意”。最終，陳行甲選擇了退讓。他宣布，交棒，不再領薪。

很多人為此叫好，認為他“保持了純潔性”，“守住了初心”。但我卻感到警惕和悲哀。

這看似是個人的高風亮節，實則是對那種落后觀念的一次無奈妥協，甚至可以說是“投降”。

它傳遞出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你看，輿論壓力是有用的，公益就是不能談錢，談錢就是不道德。那些嚷嚷著“做公益憑什么拿高薪”的聲音勝利了。

這對于整個中國公益生態的傷害，是隱性的，卻是長遠的。它加固了那道無形的道德枷鎖，讓后來那些想用專業方式做公益的年輕人，在談及合理報酬時，更加底氣不足，更加畏首畏尾。它無形中樹立了一個難以企及的“圣人標準”，逼得更多人要么選擇徹底離開，要么只能在清貧中低效地維持。

“兼職不兼薪”，在現實中往往是既消耗熱情又難出成果的扯淡做法。真正的熱情，需要現實的燃料才能持續燃燒。

陳行甲的離去（從領薪崗位），讓我擔心，這是否意味著他影響力的某種“退出”？他那些需要長期投入、系統推進的公益模式探索，是否會因為核心人物的“義務勞動”性質而放緩甚至中斷？

我們口口聲聲說需要創新，需要專業，但當創新者和專業者要求一個符合市場規律的基本回報時，我們卻用道德的棍子把他打了回去。這難道不是一種葉公好龍？

▌照亮世道人心，也需要現實的燈油

我不是陳行甲的親友，甚至不算他的深度粉絲。但我敬佩他，因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這個時代稀缺的兩種品質：破局的勇氣，和做事的匠心。

從鐵腕反腐到轉型公益，他兩次選擇了更艱難、更少人走的路。他本可以在官場步步高升，享受權力帶來的尊榮；他也本可以在公益領域只做個吉祥物，到處演講、收獲掌聲，而不必深耕具體的項目，不必去碰“70萬年薪”這個馬蜂窩。

但他沒有。他選擇沉下去，像一個產品經理一樣去打磨公益項目，試圖找到可復制、可持續的解決方案。他寫的《在峽江的轉彎處》《別離歌》，之所以動人，不是因為文筆有多華麗，而是因為里面充滿了具體的細節、真實的困境和笨拙的摸索。那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如何在堅硬的現實面前，一寸一寸開拓的故事。

照亮世道人心，需要陳行甲們手里的那盞燈。但這盞燈要長明，是需要燈油的。這燈油，是合理的薪酬，是社會的理解，是允許探索和試錯的包容空間，是對專業價值的真心尊重。我們不能一邊渴望光明，一邊卻又掐斷供養光明的源泉。

如今，陳行甲走進了新東方，有了150萬年薪的新身份。我由衷地為他高興，這是他市場價值的體現。但心底那絲悲涼，并未完全散去。

我在想，那個因為他“年薪70萬”而憤怒唾罵的看客，和那個因為他“放棄年薪”而擊節叫好的看客，是不是同一群人？他們在捍衛的，究竟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還只是一個符合自己內心戲碼的、“正確”的苦情故事？

人們什么時候才能明白：讓好人掙到錢，讓實干者過得體面，讓理想主義不必以悲壯為底色，我們這個社會，才會真正好起來。

這篇文章，我寫了很久，心里很堵。我知道，像陳行甲這樣“軸”的人，不會因為幾句非議就真的倒下。但我更知道，有無數個沒有他這般名氣和能量的普通人，正在類似的道德綁架和現實壓力下，默默收起了自己的鋒芒，藏起了那份想改變點什么的熱望。

他們可能就是你身邊那個曾經敢言、如今沉默的朋友，可能就是某個在公益機構熬夜加班、卻不好意思談加薪的年輕人。他們的退卻，才是這個社會真正的損失。

寫下這些，不為別的。只是希望，當我們下一次再看到類似爭議時，能多一分冷靜的思考，少一點情緒的審判。給實干者一點空間，給理想一點燃料。這或許，是我們每一個圍觀者，所能做的最微小的“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