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甲年薪超70萬引爭議：從縣委書記到公益人，刺痛了誰的神經

2026年初，公益圈一場關于薪酬的爭議引發全網熱議——知名公益人陳行甲從深圳市恒暉公益基金會領取2024年年薪73.01萬元的消息，因基金會官網年報的公示被推上輿論風口，更有網友發現其2023年薪酬高達90.27萬元。

一邊是民政部門核查后確認的“薪酬合規、財務無誤”，一邊是公眾對公益人“理應清貧”的固有認知，這場爭議的背后，藏著一位前縣委書記轉型公益人的理想堅守，更暴露了公益行業薪酬體系與公眾認知之間的深層鴻溝。

而陳行甲在爭議發酵后選擇放棄薪酬、轉為零薪酬任職的決定，更讓無數人追問：他當初為何放棄仕途高薪投身公益？如今又為何主動放棄合規薪酬？

要讀懂陳行甲的選擇，必先回望他從官場到公益場的轉型之路。

2016年，一篇《再見，我的巴東》讓時任巴東縣委書記的陳行甲成為全網焦點。彼時的他，正值仕途巔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出身，獲評“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并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已進入恩施州級領導干部公示名單，是公認的政壇新星。

在巴東主政的五年里，他敢打敢拼，不僅通過錄歌、跳傘等創新方式推廣當地旅游，更鐵腕反腐，拿下多名違紀違法官員，成為群眾眼中敢擔當、有作為的“網紅縣委書記”。彼時他的薪資雖未公開，但作為縣級正職領導干部，加上各類合規補貼，年收入穩定在20-30萬元區間，更有著清晰的晉升路徑和穩定的職業保障。

令人意外的是，在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之際，陳行甲卻遞交了辭呈。沉寂半年后，他以《你好，我的下半場》宣告投身公益，背后是一份源自基層的深切共情。

在巴東調研時，他親眼目睹48.7%的貧困人口因大病致貧，一場重病就能將一個家庭徹底拖垮——這一幕也讓他想起自己因癌癥離世的母親和岳父，即便有穩定收入的家庭，也難以承受重病帶來的經濟重壓。

“我想做一場社會試驗，探索解決因病致貧的規律性辦法”，帶著這樣的初心，他于2017年創辦深圳市恒暉公益基金會，聯合多家機構發起“聯愛工程”，將廣東河源作為“試驗田”，為當地白血病患兒提供兜底治療，更推動抗癌藥物納入醫保目錄，用公益力量撬動政策紅利。

從縣委書記到公益創始人，他放棄的是穩定的仕途和體面的薪資，扛起的是解決社會痛點的責任與使命。

轉型公益后，陳行甲的收入經歷了從“合規高薪”到“主動零薪”的轉變，而這場轉變恰恰折射出公益行業的薪酬困境。

公開數據顯示，2023年、2024年他分別從恒暉基金會領取90.27萬元、73.01萬元薪酬，這一數字不僅遠超其從政時20-30萬元的年薪區間，更大幅偏離公益行業平均水平——據行業統計，2021年全國基金會專職員工平均年薪僅6.81萬元，即便是負責核心管理工作的秘書長，平均年薪也不過12.22萬元，陳行甲的薪酬相當于行業秘書長均值的近6倍。

更值得關注的是，薪酬分化在公益行業內極為顯著：頭部公募基金會核心崗位年薪雖能達到30-50萬元，但占比超80%的中小型公益機構，專職人員月薪普遍集中在3000-6000元，甚至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也并不罕見。

爭議爆發后，質疑聲集中在“公益就該清貧，拿高薪算什么公益”，有網友直言“普通捐贈人難以接受善款被用于高額薪酬”；而支持派則認為“只要合規透明，就不該用道德綁架公益人”。

事實上，陳行甲的薪酬并非隨意制定，而是由基金會理事會按流程核定，且完整公示于年報中，資金來源更是專門的企業薪酬捐贈，不占用慈善項目資金，完全符合《慈善法》中“基金會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10%”的相關規定。

陳行甲始終堅持“公益人應獲得體面報酬”的觀點，這一觀點直擊公益行業的核心痛點。在他看來，現代公益早已不是“找富人籌錢給窮人”的簡單搬運，而是需要專業能力的社會工程——要對接資源、設計項目、推動政策、評估效果，更要建立標準化的救助體系，這些都需要吸引頂尖人才投身其中。

若一味要求公益人“用愛發電”，不僅難以留住專業人才，更會導致公益項目質量下滑，最終損害受助者利益。他曾直言，特別怕別人把公益人當成“高級乞丐”，公益人只有獲得體面報酬，才能更有尊嚴地開展工作，也才能讓公益事業可持續發展。

這種對公益專業化的認知，與傳統“公益=清貧”的刻板印象形成激烈碰撞，也倒逼公眾重新審視公益的本質。

就在爭議逐漸平息、民政部門確認薪酬合規后，陳行甲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放棄基金會的所有薪酬，轉為零薪酬任職。這一選擇并非對質疑的妥協，而是一位公益人的理想主義堅守與現實擔當。

從心理動機來看，他深知公眾對公益的信任來之不易，盡管薪酬合規，但過高的薪資數字仍可能成為影響公益公信力的“雜音”。為了讓恒暉基金會的公益項目更受關注，為了讓“公益專業化”的理念更好地傳播，他選擇犧牲個人利益，用零薪酬的姿態消除外界疑慮。

更重要的是，這一決定也傳遞出明確信號：公益的核心是解決社會問題，而非個人利益訴求，公益人的價值不在于領取多少薪酬，而在于創造多少社會價值。

陳行甲的零薪酬選擇，更有著深刻的社會意義。它不僅為公益行業薪酬爭議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當爭議出現時，除了被動接受核查，更可通過主動透明的姿態贏得公眾信任；更打破了“要么高薪合規、要么清貧奉獻”的二元對立，證明公益人可以有多元的價值選擇。

事實上，自投身公益以來，陳行甲的付出早已遠超薪酬本身：8年時間里，他撬動4927萬元捐贈，行程49萬公里，填補了河源兒童白血病診治的空白，推動抗癌藥物納入醫保每年為患者省下2.4億元。對比他放棄的仕途高薪，對比他主動放棄的公益薪酬，這份對理想的堅守，遠比金錢更有分量。

這場關于薪酬的爭議，最終成為公益行業規范化發展的一次契機。民政部門的及時核查、基金會的公開回應、陳行甲的主動讓步，共同構成了一套“爭議-核查-透明-優化”的解決流程，為后續類似爭議提供了可借鑒的樣本。

更重要的是，它讓公眾逐漸明白：評價公益的標準，不該是公益人是否清貧，而該是項目是否透明、資金是否合規、是否真正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數據顯示，我國公益行業人才流失率長期維持在30%以上，低薪與職業發展受限是核心誘因，要求公益人“清貧”本質上是一種道德綁架。唯有建立公允、透明、與價值匹配的薪酬體系——既避免過高薪酬引發信任危機，也保障從業者基本權益，才能讓公益行業吸引更多專業人才，實現可持續發展。

從縣委書記到公益人，從主張體面薪酬到選擇零薪奉獻，陳行甲的每一步選擇，都藏著對公益的純粹熱愛與對理想的執著堅守。

他用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公益從來不是苦行僧式的自我犧牲，而是專業、透明、可持續的社會擔當；公益人的價值，不在于放棄多少，而在于創造多少。當公眾不再用“清貧”綁架公益，當公益行業擁有完善的薪酬體系，當每一份善意都能被妥善安放，公益才能真正成為照亮社會痛點的微光，溫暖更多需要幫助的人。